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

去年12月，贵基金会宣布将“2016年度刘易斯·李仰士新闻责任与正义奖”授予我国的杨继绳先生。杨继绳是凭借其作品《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获得这一奖项的。贵基金会称通过此举希望表扬那些为“记录人类黑暗与艰苦的挣扎”而勇敢奉献的记者。

对贵基金会的这一举动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慨。

事实上，《墓碑》一片谎话，恶毒至极;杨继绳毫无责任与正义可言。给杨继绳发此奖十分荒唐。

我国学者孙经先教授从2010年夏开始对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深入研究。他从2013年开始发表文章，揭露了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一系列违背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明确指出《墓碑》所使用的大量所谓“饿死人数”的数据都是虚假的、荒谬的，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的数据都是杨继绳用诡诈的方法编造出来的。杨继绳的这部书，是一部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图书。

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还通过报纸、刊物、网络和国际学术会议的形式就上述问题展开过辩论。在辩论中，孙经先教授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驳得杨继绳体无完肤。杨继绳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发表声明退出了辩论。

我们的年龄在68——87岁之间，亲身经历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那个年代，对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认为，《墓碑》一书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作了罔顾事实、混淆黑白、完全歪曲历史的错误叙述。《墓碑》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作。

在贵基金会授予杨继绳上述奖项后，我国新华社禁止杨继绳前去领奖，这是正义的行为，是杨继绳在《墓碑》中制造一系列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谬误的必然结果。我们坚决支持我国新华社的正义做法。

对一个被事实证明以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污蔑中国人民为能事的杨继绳给予奖励，实在是对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们提出严正的声明和抗议。同时也为了维护正义和真理的尊严，为了维护贵基金会的荣誉，我们特向贵基金会提出以下要求：

一 、 公开撤销授予杨继绳的“2016年度刘易斯·李仰士新闻责任与正义奖”;

二、  认真对已经被揭露的《墓碑》中的一系列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进行严肃的、负责的审查，并向国际社会舆论作出负责任的说明和检查。

如果该基金会既不撤销，又不向国际社会舆论作出认真负责的说明，那就只能说明贵基金会已经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机构了。

关于杨继绳的一系列重大错误，见附件。

签名 ：范坤泰  马振兴  于英发  董程英  高春英  等15位专家教授

2016-03-16

附文：

杨继绳《墓碑》中“饿死3600万”的一系列重大错误

(本文由山东大学部分专家教授根据孙经先教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整理)

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国内外广泛流传的“饿死三千万”的荒谬说法进行了深入批驳，并且在报纸、刊物、网络媒体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深入揭露了杨继绳所著《墓碑》一书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杨继绳也为《墓碑》进行了所谓“辩解”。

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围绕《墓碑》进行的这场辩论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2014年7月，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同时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称“武汉会议”，该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主办，“饿死三千万”是会议的主题之一)，就“饿死三千万”问题进行了直接对话。孙经先教授在大会发言(包括提交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揭露了杨继绳和《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孙经先教授发言后，杨继绳没有对孙经先教授在发言(含书面发言)中所揭露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做出回应和答复，并且在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宣布“以后孙经先教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这在事实上已经表明，他在与孙经先教授进行的辩论中理穷词尽，再也做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辩解，只好被迫高挂免战牌，以一种特殊方式承认了他的失败。

我们认真阅读了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围绕《墓碑》的辩论所发表的全部文章，阅读了杨继绳的《墓碑》，并且对双方在辩论中所使用的各种史实材料进行了进一步的查证和核实。我们认为：杨继绳在这部书中大量篡改、伪造数据，使用在学术上完全错误的推理逻辑和所谓“杨继绳公式”，肆意编造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各个地区的所谓“饿死人数”。孙经先教授对杨继绳及其《墓碑》的揭露，事实是确凿的、逻辑是严密的。

孙经先教授揭露的杨继绳及其《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如下。 

1.关于“涪陵专区死亡350万人”的极端荒谬性

《墓碑》称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孙经先教授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的这一说法是极其荒谬的：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这十个县的人口数为423万人。考虑到人口增长，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像《墓碑》所说的那样“死了350万人”，那死亡率就高达7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专区就只剩下100万人左右。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猛增到372万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孙经先教授指出这一错误后，由于这一数字过于离奇，杨继绳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了错误。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死亡350万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这件事情，并且只要查证一下有关资料就会发现它的荒谬性。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继绳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了“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仅此一条，人们就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了!

2.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和西海固地区饿死人近百万”的荒谬性

杨继绳在《墓碑》称：甘肃省通渭县、会宁县、定西县，静宁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最少已接近百万。”

孙经先教授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这一说法是极为荒谬的：这些地区1953年人口总数为136万人，到1958年也不过有146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墓碑》说法，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最少近百万人，那么到了1962年底这些地区就只剩下50万左右的人。然而仅仅两年后，到了1964年这些地区人口竟然变成了157万人，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这一极为荒谬的说法，杨继绳始终没有做出回应和答复。

3.关于河南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200万

《墓碑》说河南“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但杨继绳没有对这一结论进行过任何论证。

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河南省扣除信阳专区后，全省1959年和1960年的总死亡人数158.03万，由此根本得不到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

孙经先教授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当面要求杨继绳说明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数字的，但杨继绳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和答复。

4.关于“山东省饿死300万”

杨继绳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他的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山东省这一期间的人口变动出现了几个重要情况：(1)1958年到1960年，山东省向省外净迁出人口总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年到1957年出生人数的平均值为基准，1958—1960年期间少出生人口203万;(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一次性被注销，造成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而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杨继绳的荒谬逻辑，他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错误结论。

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这一重大错误，杨继绳始终没有做出回应和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