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杨继绳获奖问题致信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

10.《墓碑》大量使用没有依据的数字

孙经先教授指出：《墓碑》大量使用了没有依据的荒谬数字。其典型例子有：

（1）关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

《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江口县志》记载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所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是错误的。

杨继绳仅仅辩解说：他的这一数据是郑义和晏乐斌两人说的，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一数据与《江口县志》记载之间的巨大差距做出任何解释。 

（2）关于临夏市的死亡人数 

《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并特别注明“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临夏市志》记载临夏市1959年死亡760人、1960年死亡470人，两年合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杨继绳在武汉会议发言中承认他在这里出现了错误，但会议后又发表文章否认了他的错误，辩解说临夏市行政区划发生了变更，“1958年把几个县并到了临夏市，过几年又划出去了。”

孙经先教授指出：临夏市行政区划发生变更是事实，但是杨继绳在《墓碑》中说的很明确，临夏市“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是不包括1958年合并到临夏市的那几个县的。杨继绳的这一辩解是不成立的。

孙经先教授在他发表的文章中还指出了《墓碑》的其他类似错误，杨继绳都没有做出答复。

11.杨继绳公然制造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重大谣言

在“饿死三千万”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编造的“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重大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按照杨继绳的说法：1961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孙经先教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仔细查证，发现这是杨继绳蓄意编造的重大政治谣言。周伯萍先生生前写了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的书，叙述了这件事情。他在书中说：“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孙经先教授又查证了《周恩来传》，证实了周伯萍先生的上述说法。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书中接着说：“‘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

孙经先教授指出：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的记载说明，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来总理之命，编制的是《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调查的基本内容是全国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数据，而根本不是杨继绳先生所说的“全国饿死人的数量”。这就说明杨继绳的所谓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从根本上讲是一件莫须有的事情。

搞清上述事实后，杨继绳的所谓周恩来销毁大饥荒“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证据，也就是他蓄意编造的重大谣言。在孙经先教授揭穿了杨继绳编造的这一谣言后，杨继绳始终没有做出任何解释。难道杨继绳不该就这一重大问题作出应有的解释吗?

12.杨继绳明确承认：他没有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学术资质

在与孙经先教授的辩论中，杨继绳一再强调：他“不是人口学家”，“隔行如隔山”。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数字的校正，计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专家的事”，他“不是人口专家，无力从事这种工作”。在这里，杨继绳已经承认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他没有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学术资质。

从杨继绳和孙经先教授的辩论可以看出，杨继绳明显缺乏数理统计学(数理统计学是人口统计学的学术基础)最基本的常识，缺乏一个合格的中学生应当掌握的代数恒等变换的技能;这样，他居然还“班门弄斧”，狂妄的宣称孙经先教授的数学推导“是错误的”(事实上孙经先教授的推导是正确的)。

现在，杨继绳终于明确承认了他是外行，承认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数字的校正，计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专家的事。我不是人口专家，无力从事这种工作”，承认他“隔行如隔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无力从事这种工作”的“外行”，居然写下了《墓碑》一书，完成了对全国，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人口数字的校正”工作，特别是人口死亡“数字的校正”工作，宣布了全国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饿死人数”。这些数字究竟有多少可信性，人们难道还不明白吗? 

13.杨继绳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制造谎言

在武汉会议上，杨继绳声称：“《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这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孙经先教授在会议上揭穿了杨继绳制造的这一谎言。事情是这样的：孙经先教授2013年9月发表了批评《墓碑》的文章后，杨继绳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在收到杨继绳的文章后决定予以发表。由于孙经先教授批评《墓碑》的文章只有两千字左右，所以《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议杨继绳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比孙经先教授的文章还多了一千字)后发表。但是杨继绳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明已经同意发表他的文章，他却在国际学术会议这样严肃的场合下公开制造谎言，欺骗与会的中外学者。由此可见他的学术道德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14.驳杨继绳的“不回应” 

武汉会议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孙经先教授在会议发言(含书面发言)中系统的揭露了杨继绳在《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如果杨继绳真的掌握了真理，他显然应当理直气壮的对孙经先教授的发言作出反驳，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逐条作出辩护。但是他在会议上根本不敢和孙经先教授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却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宣布“孙经先教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

杨继绳的这种“不理睬”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不理睬”根本不是一个学术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者，当着其他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严肃批评的时候，显然应当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就杨继绳而言，如果孙经先教授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那么他就应当针锋相对的对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做出反驳，以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维护自己的学术声誉。所以杨继绳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不理睬”，这除了说明他已经理穷词尽，再也无法为《墓碑》做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辩解，就只好高挂免战牌，以一种特殊方式承认了他的失败。这在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墓碑》的破产。

杨继绳发表退出辩论的声明已经一年零九个月了。在这一期间，他始终不敢对孙经先教授所指出的一系列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作出任何正面地回应和答复。

本文根据孙经先教授的以下文章整理。

【1】孙经先:《<墓碑>“中国饿死3600万”的结论非常荒谬》，载中央宣传部主管、《党建》杂志社主办《学习活页文选》，2013年第32期

【2】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二期。

【3】孙经先：《驳杨继绳制造的又一谣言：“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载《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14——2015)，384——394页。

【4】孙经先：《孙经先与杨继绳关于“饿死三千万”的辩论纪要》，载《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14——2015)，369——383页。

【5】孙经先：《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载《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与未来》国际研讨会印发的论文集。

【6】孙经先：《孙经先再驳杨继绳——对<杨继绳三驳孙经先>的评论》，见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4/09/327631.html

【7】孙经先：《“饿死三千万”谣言破灭之后》，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8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