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

二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经验：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以及，我们还可以加上越南模式和古巴模式。我们还有第三个支柱，那就是印度，尼赫鲁时代的国大党，以及特别是，在尼赫鲁之后的英吉拉·甘地。那也是纳赛尔的埃及的时代，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在中东[西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迅速发展的时代。

这三个支柱渐渐失去它们的进步性，并达到了它们的历史限度，于是，它们也就逐渐崩塌了。有的崩塌是残酷的，比如说，1991年苏联的解体。不仅一个国家分崩离析，分裂为十五个共和国，且这些共和国的多数还一股脑儿跑到西方，加入了欧盟和北约(NATO)；而且，西方的社会民主也失败了。我的意思是，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失败，并不是西方的社会民主的胜利。这个失败，也是西方社会民主的失败，而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也随之而变成了社会自由党。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

现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的统治，和正常传统的右翼政党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了。它们都是社会自由党了。这意味着，它们都和全球垄断资本的政策结盟了。第三个支柱，我们的支柱，也以不同的方式崩塌了。在有的地方是政变，而在像印度那样的地方，则是向右转，接受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的条件和模式。在英吉拉·甘地治下的印度就是这样，而在她的继任者那里，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埃及，情况也类似。在纳赛尔死后，安瓦尔·萨达特说（他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我们和那种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鬼扯”没有关系了，我们要回到资本主义，回到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同盟。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它走向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但这种模式，又有一些属于中国的特色。使中国不同于印度的，不只是维持了对中国的统治的共产党的政治特性，还有它的经济-社会特性。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中国搞过一次激进的革命；而印度还没有搞过这样的革命。

所以，我们有各种模式。而这三个系统的崩溃——即所谓的西方社会民主的失败，苏联的解体，和我们的系统的崩塌——也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走向进攻，开始强力推行它的新的全球化模式，提供了条件。

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的特征是什么呢，它是怎么运作的？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抬头，不仅与我们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的失败有关，也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变革有关。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新鲜。就像约翰·A.霍布森和鲁道夫·希尔弗丁那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分析的那样，垄断资本主义始于十九世纪末。但列宁在当时得出的政治结论却是，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开始露出奴态，因此，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所有那些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全球帝国主义系统的外围。

革命最早在半外围——“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俄国爆发，继而又在像越南和古巴这样的真正的外围爆发。但西方什么也没有发生，美国、西欧、或日本都没有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

就垄断资本而言，它也不新鲜，而且，它跨越了多个阶段。垄断资本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时期，有半个多世纪长。在这个时期，垄断资本在特征上，是民族的。当时有英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德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等等。而且他们不止在征服和制伏外围，互相之间也在内斗。它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两次世界战争。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埃及第二任总统

不同之处在于，在二战后，逐渐而突然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方的垄断资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把它称作普遍化的垄断资本阶段。此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这时垄断资本取得了足够大的成功，以至于它使其他所有形式的社会生产，都成为了它的外包，这意味着，通过人类活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资本以帝国主义租的形式给吸收了，而且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在这种新的全球化中，我们的国家也受到了成为帝国主义的外包商的邀请。

在印度显然也一样。以班加罗尔市为例。它是作为垄断资本（不仅是英国和美国的垄断资本，还有欧洲、日本等地的垄断资本）的最有前景的外包区而发展起来的。

这种全球化对南方国家提出了什么挑战？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寻找替代选项，并为之而奋斗。我们必须走出这种全球化模式。全球化必须被限制。在更早的时候，它是对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殖民的全球化（colonial globalisation）。在我们取得胜利之后，在印度人民，和中国及其他地方的人民取得胜利之后，我们才有了协商的全球化（negotiated globalisation）。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全球化（liberal globalisation），这种全球化是，由大国，即美国、欧洲和日本单方面来决定的全球化。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不要去接受这种模式的全球化，也不要对这种全球化心存幻想。对非洲国家来说，这种在全球化意味着对它们的民族资源——石油、天然气、矿藏、和可耕种土地——的掠夺。对印度来说，就像对拉美和南亚的许多国家来说一样，这种全球化又采取了其他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利用我们廉价的人力，转移我们国家创造的价值，以此来获取帝国主义系统的垄断租。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写过，由于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我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灭绝主义（socialism or exterminism）。您也写到过，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您是在说，资本主义的终结已经近在眼前了吗？是什么使资本主义变成一个过时的社会系统的呢？

现在，资本主义陷入了一场结构性的危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的发达中心，即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增长率，落到了过去三十年的百分之五十。而且，它们一直没有恢复过来。这意味着危机一年又一年地在持续，甚至还有所加重。而那种说法——我们正在走出危机，因为德国或别的地方的增长率从1.2上升到了1.3——简直搞笑。

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这是一场L型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的正常类型是U型危机，这种危机意味着，同样的合理性——导致萧条的那种合理性——在微小的结构调整后，也能把增长带回来。L型危机则意味着，系统没法走出萧条了。它意味着，必须（整个儿地）改变系统。人们需要做的，不只是微小的结构变革了。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盛极而衰，走向衰落的那个点了。但衰落又预示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因为，资本主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它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维持帝国主义中心的优势而变得越来越野蛮。而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我不知道人们在说“战争的危险前所未有地大”的时候，到底是在说什么。战争在1991年，在苏联倒台之后，就立刻开始——从伊拉克战争开始——了啊。

南斯拉夫内战形势

欧洲也有战争，随南斯拉夫解体而来的战争。而如今，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系统本身已经开始内爆了。你不仅可以在紧缩政策的负面结果中看到这点。不仅对人民来说负面，甚至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负面的：因为这样的政策，也没能把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增长带回来。它们根本就于事无补。同时，你也可以在许许多多像英国退出欧盟那样的，根本就不是在回应真正的挑战的政治回应中看到这点。你可以在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看到这点，你还可以在越来越多的此类回应中看到这点。你还可以在东欧的超反动的沙文主义政府那里看到这点。

因此，我们没法讨论如何预防战争，因为战争和越来越混乱的处境，是刻在这个衰败系统的逻辑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