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最重要、也最令人惊恐的现象之一，是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不平等的迅速扩大。像托马斯·皮凯蒂等人那样的经济学家已经从经验的角度，记录过它的程度了。皮凯蒂说，普遍的财产税或累进税，可以制衡这种不平等。您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这个方案可行么？

他们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或者说，至少是你可以找到的最好数据了。但他们在呈现出了一些症状来反映公认的事实（过去50年来不平等增长迅速）后，提供的分析仍然很薄弱。不平等到处都在扩大这个事实，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它是由什么独一无二的原因引起的吗？对所有国家来说，不平等扩大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吗？如果说不平等有不同的模式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世界不平等报告》[1] 没有区分伴随着全民（或几乎全民）收入增长的不平等的扩大，和伴随着多数人贫困化的不平等的扩大。而我认为，这个区分是至关重要的。

托马斯·皮凯蒂

在这方面，拿中国来和印度作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收入的增长，几乎是一个对全体人民来说的现实，哪怕增长在一些人那里要比在另一些人那里（后者是多数）幅度更高。

因此，在中国，不平等的扩大是与贫困的减轻相伴发生的。但对印度、巴西和几乎其他所有南方国家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在这些国家，增长（而且在一些场合下，还是相当高的增长）只给少数人（从像赤道几内亚那样的国家的百分之一的少数，到像印度那样的国家的百分之二十的少数）带来了好处。但这个增长并没有给已经贫困化的多数人带来任何好处。在这些方面，一些指数是不足以反映这个差异的，比如说，基尼系数就不太管用。中国和印度可能有着相同的基尼系数，但表面上相同的现象（不平等扩大）的社会意义，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这个团队给出的政策建议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累进税制当然在哪里都是好事。但只要总的经济政策不变，它的效果就是有限的。如果在采取累进税制的同时，你继续执行允许资本自由运作的、所谓的“自由主义”政策，那么，累进税制是不会多大作用的。而且，它还会被为垄断资本服务的统治者认为是“不可能的”并因此而遭到拒绝。

对于规定最低工资这一举措来说也一样。最低工资当然是好事，但事实证明，只要自由主义的总体经济政策不变，它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工资会受通胀影响而明涨实降。这是自由主义者反对通过立法来规定最低工资的论证。更平等的教育权和健康权，也必须是任何立法系统的目标。而且，它也是任何严肃的“摆脱困境”的尝试的先决条件。但这样的选择意味着要加大公共支出，而自由主义则认为，这样的增支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如果没有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家庭农业方面的系统政策的支持，提供“更好的工作”就只是一句空话而已。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说有所尝试，但这样的尝试，在印度却是没有的。

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削减公共债务是必要的。而报告的作者们也支持这个看法。然而，公共债务的增长也是需要被解释的：它是什么政策的结果？我认为，这个增长，是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甚至是有意造成的结果，因为它给过剩的资本提供了金融投资的机会。

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

第三，合作完成这个研究计划的人，全部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正如他们的其他作品（我碰巧知道他们写过什么）所示的那样。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质疑下面这两个我认为是绝对性的问题：1）他们相信尽可能不受政治干涉管制的市场的功效；2）他们相信，除允许资本尽可能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个国家的，开放的全球化模式外，我们别无其他选择。而在他们看来，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发展的前提，也是贫困国家最终赶上更发达的国家的前提条件。

他们最多只能算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强烈地相信，穷国可以通过使自己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甚至是强化自己对这个系统的融入，而“赶上”更发达的国家。然而，五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不断持续和深化的历史，如果说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至少是，我们应该质疑这个假设。

那么，为了阻止这种令人惊恐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上，您的建议是什么？

我认为，确切来说，自由主义会谴责一切提出促进真正发展（也就是说，一种使所有人受益的发展）的现实政策的尝试。一切以“摆脱困境”为目标的社会（政权和人民）都不可能避免1)进入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建设一个尽可能以民众要求为中心的现代的、完整的工业系统；2)现代化家庭农业、确保粮食主权；3)通过坚持贯彻非自由主义的政策，来计划联合上述两个目标。这意味着，要逐渐踏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长路。

这样的政策意味着，一方面要调控市场，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全球化，也即，为走向另一种模式的全球化、尽可能地降低霸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斗争。而这些，恰恰是报告的作者们无法想象的。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创造消除贫困，和最终缩小不平等的条件。在缺乏这样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激进批判的情况下，谈论贫困和不平等，只会是华而不实和一厢情愿的。那个报告也没有超越这样的华而不实和一厢情愿。

一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国家的退却，退出所有的福利措施和惠民措施。您认为是这样吗？国家是在退却呢，还是在和金融资本勾结？在新自由主义中，国家是怎样发挥它的功能的？

现实是，甚至在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也需要国家机器。它们驯服了国家，让国家来为它们排他的利益服务。你可以在川普使用美国政府的方式中看到这点。你也可以在像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样的所谓的民族共识国家中看到这点。所以，说市场的力量已经取代了国家，那是在胡扯。

脱钩的选项

如何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危机，是一个重要问题。您指出，与全球化脱钩，是一切替代性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支柱和动机。我们怎样才能摆脱全球化的漩涡呢？如果我们（哪个经济体）胆敢脱钩，那么显然，资本就会从那个经济体流出。我们怎样才能面对这个威胁呢？对于一个敢于和新自由主义脱钩的国家，您的实践建议是什么？

如你所知，脱钩是一个口号。我是把它当作一个口号来使用的。脱钩的实际问题，永远是相对的。你不可能完全脱钩，或者说百分之百地脱钩。但一个像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的大国，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脱钩的，是可以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七十地脱钩的。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也是百分之八九十地脱钩，而不是完全脱钩。就算脱钩，它们也会和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贸易。脱钩的意思不是说，要你忘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搬到月球上去生活。那是谁也做不到的事情，而且那么做也不合理性。脱钩的意思只是，强迫帝国主义去接受你的条件，或这些条件中的一部分。而当世界银行谈论调整的时候，那个调整永远是单边的。

英吉拉·甘地

就你们国家的情况而言，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印度正在调整自己，以适应美国的要求。但印度也可以选择不调整自己，不去适应帝国主义的道路。尼赫鲁在他自己的时代试图做的就是这个。英吉拉·甘地也在这个尝试上取得了成功。但莫迪领导的印度政府做的，就不是这个了。所以，你们要回归脱钩。你们也可以做到这点。你们已经有脱钩的空间了。当然，非洲或中美的小国，或亚洲的一些区域，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脱钩上，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但如果我们再造不结盟运动的氛围，如果我们再造亚、非、拉美国家间的政治团结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少数了。我们将代表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类。而且，在几十年后，我们还将代表不止百分八十五的人类。所以，我们也不是那么地弱小。我们可以脱钩，我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脱钩——根据我们的规模，也根据我们另立的政治阵营，这个阵营将取代今天把控我们国家的核心帝国主义阵营。

许多人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一开始的殖民主义和后来的全球化，以及外围第三世界经济体和世界市场的整合，有助于这些社会的现代化。前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感谢英国把铁路和其他东西引进了印度。今天，甚至像斯拉沃热·齐泽克那样的人物也害怕，脱钩可能会在这些社会引发封建回潮。在您看来，现代性替代路径是什么呢？这些社会能在现代化的同时，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吗？

在辛格先生感谢英国人把铁路和其他东西引进印度的时候，他只说出了现实的非常小、非常短的一部分。在引进这些东西的同时，英国人也摧毁了印度的工业，而印度的工业，在当时是比英国更先进的。但它被摧毁了。同时，英国的殖民政权，还把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变成了经济力量。

前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

之前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为印度各王邦从小农社群和其他社群那里收取供金和税收的柴明达尔[2]，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变成了新的地主。东部的孟加拉省、西北部的旁遮普省和印西、北的大地主阶级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也抢占土地。辛格先生应该记得，英国人不但引进了铁路，还引进了各种形式的残忍、破坏和压迫。

我们需要弄清楚是哪种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二者都是现代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现代性，简单地说全球整合带来了现代性。也许，它给印度带来了手机，但它也让百分之八十的印度人陷入了贫困，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所以，我们必须限定现代性。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现代性。我们也应该理解，脱钩不是要回到旧印度，回到殖民时代的印度。脱钩将带来一种新的现代性模式，在印度如此，在其他地方也一样。

在您的论文《当代资本主义中法西斯主义的回归》中，您论证道，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为当前世界中法西斯主义的回归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从世界不同地区各种右翼力量的崛起来看，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您指的，是经典法西斯主义的重复吗？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系统是不可持续的。它创造了大量的抵抗，南方的英勇的抵抗，中国也试图和它玩一玩。它也为美国、日本和欧洲人民创造了巨大的问题。因此，它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不可持续，所以，它就把目光投向了法西斯主义，用法西斯主义来回应它日益显著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法西斯会在西方重新出现。它也被输出到了我们国家。以伊斯兰为名的恐怖主义，就是地方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在印度也有印度教的反应。这也是一种法西斯主义。

尽管印度是一个大多数人民信仰印度教的国家，但它也平等地接受那些不信印度教的人。但现在，印度的新政权——我称之为半软性的法西斯主义(semi-soft fascism)，即不是对什么人都软的法西斯主义——却可以并且将越来越强硬地对待自己的人民。在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所有国家，从巴基斯坦，到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其他国家，情况也都一样。现在，这种法西斯主义也正渗透到其他许多国家。

注释：

[1] 2018年，由托马斯·皮凯蒂，加布里埃尔·祖克曼，伊曼纽尔·赛斯，卢卡斯·谢尔，法昆多·阿尔瓦雷多撰写；

[2]印度的一种土地制度。即政府通过中间人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制度。

原文链接：

http://www.frontline.in/other/there-is-a-structural-crisis-of-capitalism/article10107168.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