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把经济关系和权利关系、物质关系和意志关系形而上 学地等同起来，他们，所谓“既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的“二重性”，也一变就成了“正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同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对立统一”。这种闻所 未闻的奇谈又一次证明，“四人帮 ”的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确确实实是主观的臆造。 这个包罗万象而又空无一物的“资产阶级法权”幽灵，渗透在“四人帮”的经济理论体系中的那个“意识决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公式，也改头面，以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基础”的谬论而出现。说法翻了新，观点却依旧：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资本主义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马克思说：“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或原理，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经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③ 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是资本的人格化。所以紧接上面的引文，马克思又指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资产阶级的意识（思想或意志)本身就是他们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他们之间的权利关系(意志关系)，也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四人帮”看起来，一切都得颠倒过来。他们断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决定权利观念的客观的物质存在，相反，权利观念才是主宰一切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真正动力。按照这个观点，书上也就出现了所谓“表现为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说法。实际上是明白地告诉读者，生产关系是权利关系的反映(表现)。再说阶级关系，这本书更是叫嚷的特别起劲，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仍然具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什么“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等等。权利观念属于上层建筑。说资产阶级产生于“资产阶级法权”，等于说思想或意志决定阶级的划分和存在。这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滥调。 同阶级划分问题相联系，这本书还抛出了一个所谓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的谬论。毛主席说，同解放前比较，我国的“所有制变更了”。“四人帮”拒不承认这个铁的事实，竟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还有一个领导权问题，有一个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看它实际上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列宁教导我们，“如果要进行论争，就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④这里的所谓“领导权问题”，他们自称是“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或“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既然如此，问题的提出就表现了惊人的矛盾：如果生产资料不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和归部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那凭什么把它叫做“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既已肯定其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又怎么都还“有一个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其次，经典著作早就明确地指出，领导权不过是所有制的属性；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规定领导和服从关系，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下，“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⑤最后，“四人帮”的谬论，实际上以不同阶级的存在作为前提，而关键则在于凭什么确定生产当事人的阶级属性。书上说：“只要看一下企业领导者执行什么路线，也就可以看出所有制关系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话很清楚，就是说路线决定生产当事人或领导者的阶级属性。可是路线是什么？在存在阶级的条件下，一般地说，就是一个阶级为维护和实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和意志。所以，所谓路线决定生产当事人或领导者的阶级属性，又不外是那个意识(思想、意志)决定阶级的划分和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的翻版。 意识(思想、意志)——在这里即法权观念——决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模式。大家知道，任何一门科学的体系都是由范畴组成的。那么，经济范畴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四人帮”同马克思主义又是针锋相对的。马克思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⑥再听听“四人帮”说的。什么“价值规律和同它相联系的范畴，是私有经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呀，什么“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即必要社会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在这里,价值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者就显示出来了范畴”呀，总之他们看来，商品、价值、货币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如资金、成本、价格、利润等是如此，所有制、社会分工、按劳分配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等范畴也一样，体现的也通通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资产阶级法权”，简值是个魔怪，无孔不入，一个一个地吞噬着一切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并把它们消融在空洞抽象的权利观念的幽灵中，从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就系统地出现了“商品生产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货币交换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价值规律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资金运动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经济核算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互相关系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分配关系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词句。这本书里，并且把这类体现“资产阶级法权”幽灵的“经济范畴”，在那个贯串全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矛盾的基础上，按照他们所谓“在所有制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的顺序，依次排列，拼凑成他们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套十足的唯心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在这套经济理论体系里，特定的、物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了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借以实现的各种现实经济形式，完全淹没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抽象观念之中；社会经济关系成了权利观念的产物，而“ 资产阶级法权”倒成了不依赖于经济关系而存在的独立的实体。“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由此达到了充分的自我表现。 （三） 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把社会主义的现实的生产关系，歪曲和篡改成幽灵般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生产关系”，而且，它还进一步地为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生产关系”，编造了一套所谓“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过程。 前面说过，当“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窜进了书里，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成了“正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对立统一”。于是，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权利就处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之中。“无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是，批判资产阶级的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则要推行资本主义的非，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由此形成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个矛盾运动，也就是相互关系方面的共产主义因素和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彼此斗争的过程；反映到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由于“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基础 ”，因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普遍地被强化和扩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很快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限制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受到打击，不致泛滥，并且在不断限制的长过程中，逐步地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逐步地创造着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样，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将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以上，就是“四人帮”编造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的梗概。可以看出它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而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究竟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和发展。 第一，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人们的物质关系是他们的物质的和生存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形成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而思想关系只是物质关系的产物或反映。马克思教导我们，在考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上层建筑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二者区别开来。他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⑦思想的进程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进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得出的科学结论。 前面的引文表明，“四人帮”完全不这么看。相反，他们认为思想意识，具体说权利观念是原始的原因，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则不过是它派生的结果；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不是由这些物质关系本身所构成，而是由批判资产阶级的是非观念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公平理想也即思想意志关系所形成。既然如此，自然是物质生活要由思想意识来解释，而不是思想意识必须由物质生活来说明。这样，思想意识就成了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的主体，而客观的、实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倒成了这种“矛盾运动过程”的属性。现实社会完全被歪曲成了颠倒的、怪诞的、倒立着的世界。 第二，他们毫无根据硬把所谓“资本主义因素”塞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捏造一个所谓“二重性”和它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满以为从此可以说明“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殊不知却使自己陷入了不可救药的混乱之中。因为矛盾运动过程决不象他们所说是矛盾着的双方什么“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而是存亡与共的过程。把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矛盾过程看作保存一极，消除另一极，这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的诡辩。他们为了摆脱困境，于是求救于“二重性”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妄想在“限制”和“扩大”上做文章。可是，既然“资产阶级法权”和共产主义因素编造成了对立统一关系，那又只能是象他们自己所说：“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不仅会再生产出共产主义因素，而且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法权。”换言之，矛盾运动过程依然不是矛盾着的双方“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只要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一天不停止生产，一天就不能改变这个局面。而一旦停止了生产，那不仅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产主义因素，也没有了社会，用诡辩论冒充辩证法，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如何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分析和说明这个矛盾运动的客观过程，这是政治经济 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对它的任何探讨和论证，都免不了要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也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问题。 “四人帮” 既然用空洞抽象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幽灵，并通过他们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断定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权利关系或意志关系的体现；断定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的是坚持什么“是”，批判什么“非”以及限制和扩大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那就不言而喻，权利观念本身便成了主体和动力，只要同权利观念进行斗争，就可以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所以，在“四人帮”看来，“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无须触及现实的生产关系。完全相反，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可见又同蒲鲁东一样，“四人帮”“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⑧但历史毕竟不是观念。妄想阻挡历史前进的“四人帮”，终于被历史抛进了垃圾堆。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形式。无论哪一种社会形式，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说：“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和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⑨如果，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理论所鼓吹的那样：历史不是依照它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发展的，而是由人们的意志任意剪裁的，那末，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圣贤、先哲，早就凭他们的仁义道德，公平要求、伟大理想、救世精神创造出了大同世界、公平社会、理想之国等等，也轮不到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劳“四人帮”要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吵大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理想”。 “四人帮”最忌讳提物质条件之类概念。一听人家说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也要有物质基础，就挥舞着“斗争”、“革命”、“全面专政”的大棒，组织围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这帮反革命如此的杀气腾腾，凶相毕露？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包括权利观念)的改变与人们的物质条件有关，那就涉及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结构。而一旦承认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归根到底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那末，“四人帮”这套绞尽脑汁、在捏造的“二重性”基础上用权利观念冒充经济范畴构筑的唯心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就会全面地陷于土崩瓦解。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尽管这是他们的私房话，但却是他们抓住一个空洞抽象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大做文章的自鸣得意的心理状况的照写。“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居然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无稽之谈不值一驳。如果一定要扯上“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四人帮”的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倒是一本用权利观念的幽灵装满的、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道道地地的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 胡瑞梁 (1978年7月)刊登于学术研究1978年第01期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一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二九页。
③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九一页。
④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三四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三六九页。
⑥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O八页。
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三页。
⑧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二九页。
⑨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一—一七二页。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