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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导读

2018-5-19 23:1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5143| 评论: 0|原作者: 秋葵|来自: 激流网

摘要: 公社还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机构,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法兰西内战》根据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证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绝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必须将旧国家机器打碎。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的论断是马克思在1852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首先提出的。1871年4月,巴黎公社成立不久,马克思就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的确,巴黎公社不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也是无产阶级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尝试,马克思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科学论断,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第一次得到了证明,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法兰西内战》导读-激流网巴黎公社成立大会

公社还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机构,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法兰西内战》根据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证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回顾了法国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发展的历史。这部国家机器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尔后,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在1848年至1849年欧洲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机器的这种性质。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决不能再继续使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为“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马克思对打碎旧国家机器这一命题的内涵作了科学界定。打碎旧国家机器是指打碎旧的军事官僚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等等阶级压迫的工具,而不是要废除旧国家机器的所有社会管理功能。马克思明确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 “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可见,马克思不仅对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含义作了严格界定,而且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某些人迷信国家的思想,他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 为了防止有人对恩格斯这段话加以曲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恩格斯的话特意作了补充说明,指出:“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了旧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来替代它呢?巴黎公社的经验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四,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新政权,代替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

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他分析了工人阶级新政权的基本特征: “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新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

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新政权是名副其实的“廉价政府”。“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 公社用人民武装代替了常备军,而政府的所有公务员都拿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工人阶级政府的廉洁性同剥削阶级政府的腐朽性形成鲜明对照。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新政权是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立法和行政相统一是巴黎公社新政权的一个创举。资产阶级国家把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变成争吵不休的清谈馆,巴黎公社摆脱了官僚主义和空谈习气,形成自己真正负责和讲究实效的政治体制和工作作风。

第五,无产阶级建立新政权后,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这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恩格斯在导言中对这个思想作了出色的论述和发挥。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社会为了维护共同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机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机关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逐渐与社会相脱离,凌驾于社会之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无产阶级革命要把这个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使国家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这正是无产阶级政权和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本质区别。

但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怎样防止从社会公仆蜕化成社会主人呢?恩格斯说:“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1871年5月23日,即巴黎公社失败前夕,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这些原则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巴黎公社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六,巴黎公社切实说明了无产阶级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巴黎公社实现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那些造谣者们期待着公社失去生命力,他们宣称他们是超乎阶级之上的存在,但是他们所依托的中等阶级和农民们不约而同地“背叛”了他,在巴黎作为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心的时候,农民们“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失去一切生机(使他们丧失活力),它压制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机能。”此时,“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所以当公社出现的时候,农民们自然地选择了工人的巴黎而不是骗子们的凡尔赛。

而中等阶级早就看清了自己的被剥夺地位,曾经“在六月起义(1848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但是“他们随即在1848年9月19 日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 …… 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滥用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之类诈骗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

同时,“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它在精神上则被帝国的奢靡腐败之风所激怒。战争中的丑闻丑事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 现实使他们看清“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至此,农民和中等阶级都在了无产阶级周围,无产阶级为了正义的战斗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

第七,关于爱国和宗教问题。

关于国家,马克思在这里明确道“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作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所谓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不过是他们用来欺骗被统治阶级的假话而已,从来没有超脱阶级的国家存在。

而“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国“民族”产业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

这就是所谓爱国主义,无产者没有祖国,爱国的资产阶级爱的只是国家带来的特权和市场,并且用民族的外衣来为自己的无理要求做辩护。

关于社会其他层面的压迫——尤其是宗教,马克思极其有预见地写道“宣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成为私人生活范围之内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维持; 使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随着这一切的实现,精神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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