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历史创造的主体，既有英雄人物，也有普通民众，但传统革命史著述更多表现了上层权力和英雄人物，而忽略了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我认为这是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一惯性作法之下，我们不清楚基层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也不清楚普通民众参加或支持中共革命的动力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一问题与上一方面有某种程度的重合，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角度。这一现象虽然在整个史学领域都存在，但在中共革命史中的表现更为突出。 以1946～1949年国共决战时期的农民参军为例，对于中共革命来说，它与钱粮征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传统革命史论著认为，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实行土地改革后，大批青壮年农民如同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暂且不论这一认识是否正确，关键是在这种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农民个体是如何看待参军的，更看不到他们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农民的心态及其行为完全被后来者代言了。其实，只要我们从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出发，只要打破为农民“代言”的惯性思维，就不难发现：农民的参军动机是相当复杂的，有的农民的确是为土地改革“报恩”和“保卫胜利果实”而自愿参军，但更多农民的自愿参军，是出于获得房地、衣食、钱财、解决个人和家庭困难等个人私利动机。而有一些农民不仅不领土地改革的恩情，反而以逃跑、装病、自残以及公开对抗等方式对参军进行躲避与抵制。还有一部分农民，是被迫参军的。在那样 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农民的以上表现其实是完全符合常识常情常理的，试问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冒生命之险呢? 此外，如果我们学习和借鉴新政治史、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则更能加深对中共革命中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心态及其行为的理解。 小农经营方式下的农民，天生不是革命者。共产党的能力就在于不仅能动员他们参军，还能够通过政治宣传和思想改造等方法，使他们在参军之后变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差别，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 因。而传统革命史观为了肯定革命政策的正面效果，更多地突显了农民土改报恩自愿参军的光辉一面，而遮蔽了农民参军的其他面相。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到底是提升了中共革命的形象，还是降低了共产党的作用呢? 第三，革命史与乡村史相结合。对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乡村史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从而影响了对中共革命史的深入解释，是传统革命史著述的第三个问题。中共革命根据地在乡村，革命队伍绝大多数也来自乡村，中共革命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因此称之为中国乡村史的一部分也不为过。正因为此，传统乡村社会极大地制约着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也往往与乡村社会基础有关。但不能不说，以往传统革命史学者基本上是“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就革命史论革命史，就党史论党史，对乡村史的了解和研究很少，由此缺少纵向的时间视野，缺乏连续性思维，这就使得中共革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根据地的民间借贷为例，在传统革命史观的表述之下，中共革命的减息废债政策一以贯之、所向披靡，对传统借贷特别是高利贷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解决了长期困扰在农民头上的高利贷剥削。在此情况下，减息废债政策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但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即减息废债政策的推行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般简单和顺利，这一点是传统革命史学者所忽视或者难以理解的。一是农民对共产党的借贷政策表示过不理解乃至不满。他们发现，在高利贷剥削减轻乃至废除的同时，有余钱余粮者不敢再向外出借，因此面临着借贷停滞的困难。另一个是，面对农民借贷的困难，中共政权对民间借贷政策进行了调整，自1942年以后实行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办法，而不是像传统革命史论著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是减息废债政策。当然，在革命氛围愈益激烈之下，新债利率能否做到完全自由是另一回事。 其实，只要对传统乡村史有所了解和研究，就不难明白，借贷调剂对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是多么的重要，这早就是乡村社会的常识、常情和常理了。而农民对中共减息废债之后借债困难的埋怨，恰恰就是乡村农民的正常反应。中共政权对借贷政策的调整，也不过是反映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农民的客观需求罢了。可见，革命与传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革命史研究与乡村史研究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忽视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革命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是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四个问题。忽视这些“关系”的结果，就是革命史研究变得比较孤立、隔膜、自说自话。譬如抗日战争时期，暂且不谈中共根据地与国统区、敌占区之间犬牙交错的关系，仅就根据地内部而言，它就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根据地自身内部的关系。以往 从多面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探讨是极为有限的，即便那些称为中共抗日根据地或华北抗日根据地一类的研究，也多是不同根据地叙述的叠加，而对以上所说的各种关系都未曾给予应有的注意，这就削弱了历史的复杂性。 以中共中央和地方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为例，传统革命史学者之所以忽视这一关系，大概是基于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识: 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是指挥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无需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一认识确有一部分道理，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共革命政权与中国历史上的集权制有显著的区别，它是一个在“正统”政权统 治之下的“局部执政”。如果说中共中央政权是一种“割据”性存在，那么它下面的地方根据地就更非铁板一块了。一旦我们有意识地强化“关系”史的视角，就能发现，在交通工具落后、敌人封锁严密的恶劣环境下，中央不可能对地方根据地实行完全的控制，这就为地方的独立性、自主性提供了空间。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在国共合作和承认国民政府领导的情况下，中共除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外，并未像苏区时期那样建立一套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这似乎是一个以往极少注意的现象。陕甘宁边区政府虽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其重要领导岗位也主要是由中共领导干部担任的，但名义上仍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地方政权，不可能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对地方根据地发号施令。正因为此，中共中央对地方根据地的控制主要是党和军队，而对于政务则更多是负政策指导之责， 地方根据地在经济、金融乃至土地政策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自主性，二者之间并非完全步调一致，而是具有统一与分散的对立统一性。在此情况下，地方根据地显示出高度的创造性，甚而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可见，只要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就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第五，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对中共革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生过革命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缺乏了解和研究，是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五个问题。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不能将中共革命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革命，而应将其作为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员，中共革命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以往传统革命史学者很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多只就中共革命谈中共革命，从而难以看到中共革命的特色、中共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革命的联系与区别。 要想跳出这种单一的“地方”革命局限，可以借鉴全球史视野，即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边界，强调相互之间的联系、交往、互动和比较。立足于此，可以尝试从两个角度对中共革命进行考察:
一是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这些国家既包括与中共革命具有密切关系的苏联，也包括欧洲、日本、美国以及朝鲜、越南、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既包括支持过中共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反对中共革命的国家和地区。最值得关注的是，诸国家和地区对中共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反过来中共革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尤其是，革命信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如何传播和交流的，如何构成了世界性的革命？ 二是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革命进行比较，以突显其特性。比如关于革命的背景与革命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中共革命就有自己的特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苦大众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组织，但为什么很少像中共革命那样获得了成功，中共革命一定有其特别之处。又如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一般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能够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但在中国，日本侵华战争的得益者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而是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 可见，全球史视野有助于理解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和世界价值。当然，从全球史视角对中共革命史进行研究，所要求的外语程度较高，知识结构更加复杂，研究之难不言而喻。恐怕单凭革命史学者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学者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有待多科学的交流与合作。 第六，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研究论题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而对其他丰富面相有所忽略，是传统革命史著述存在的第六个问题。这些面相，既是革命史本身已有的内容，也是当今国际学术潮流所关注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惯习、节日、卫生、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等。诸此之类，在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等领域都多有探讨，但传统革命史学者仍鲜有涉及。譬如: 我们特别熟悉中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人民、群众、农民、自由、民主、平等、富强、革命、解放、共和、社会主义、道德、封建、阶级、五四、敌人、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统一战线、根据地、游击战等话语、概念和名词，问题是：它们在中共革命进程中是如何建构和演变的，与革命之前的历史有何关联，与革命之后的政治、社会关系又是如何? 话语实践对中共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 历史学者很注重挖掘历史记忆，但这里不是指革命亲历者的历史记忆，而是共产党如何运用历史记忆服务于革命的目标。进一步说，就是对中华历史、民族英雄史、农民战争史、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如何通过加工服务于革命的宣传和动员之中? 这些历史记忆与革命需求有无冲突、如何解决的? 新的民族集体记忆对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们是否可以生态环境的视角，探讨中共革命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革命根据地多名之为“边区”，本身就表明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然生态环境对革命政权的策略、手段和行为有何制约? 反过来，革命政权的策略、手段和行为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产生了哪些 影响? 任何时期任何人都离不开日常生活，那么，中共革命下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与革命前有什么变化?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如何?一般都想象，士兵就是打仗的，其实士兵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疾病、衣食住行、闲暇娱乐等。 一切具有符号意义的象征物，都可能为政权所用。那么，服饰、旗帜、徽章、图像、标语、纪念碑、遗址等象征物是如何被中共革命作为一种力量运用的，对民众的革命认同和政权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些象征物如何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新旧交替? 可以断言，开拓以上每一个视点或者说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增加革命史研究的角度和内容，都能深化革命史的认识，颇令人期待。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六个方面或维度只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著述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不过，这些问题不一定都在革命史范畴，也在其他历史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同样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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