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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革命史” —— 由来、理念及实践

2018-5-21 21: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1924| 评论: 0|原作者: 李金铮 保马|来自: 红旗网

摘要: 以上就是我进入中共革命史的学习历程、研究历程和心路历程。由此表明,新革命史的提出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渐进的思考过程。这里面,主要是对中共革命史研究进行学理性的反思,但也有对中共执政机制进行历史溯源的目的。
“新革命史”研究的实践

任何学术理念、方法与具体实践的关系,都不是先后、切割,而是一个连绵不断的互动过程。就我个人而言,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的提出本来就是一个较长时间的研究实践和不断思考的过程,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正式提出之前,已经开始运用这一理念和方法研究中共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借贷关系,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等问题。2010年正式提出之后,除了《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之外,还发表了六篇或大或小与中共革命史有关的文章:《从“问题”到难题:“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解》(《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强调只有体现中共革命过程的艰难、曲折和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问题”,不能理解为“抹黑”,而是中共克服的难题。《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共革命与农民之间关系的论争,强调重视农民的主体性、能动性,打捞被遮蔽的农民的声音。《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以抗日根据地为例,强调研究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革命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改变中共革命研究的孤立、隔膜状态。《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2016年第2期) ,通过无党无派的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的观察和记述,比较客观地呈现局部执政时期中共的理念、行为、绩效和精神面貌。《“理”、“利”、“力”: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考(1946~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6年第93期),提出农民参军除了与土改报恩和保卫胜利果实有关,更多的是出于自利动机,也有躲避乃至抵制的现象,但共产党有能力将他们变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历史教科书中的“红军长征”》(《苏区研究》2016年第5 期) ,以红军长征为例,指出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中对中共革命史的描述有诸多不统一乃至矛盾之处,教科书如此,其他著述更可想而知。此外,我还将触角延伸之后的革命时期,发表了《问题意识: 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劳动、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男女的“同工同酬”》(《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等文章,不赘。

以上成果,尽管有的不一定完全具有我所界定的新革命史的意味,但大致能够反映出我的努力和追求。迄今,我还积累了数十个题目,有的自己正在进行研究,有的建议博士生、硕士生作为论文选题。此外,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开设了“新革命史”课程,博士生招生设立专门的“新革命史”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开设“新革命史研究”课程。培育相关人才,也算是我倡导新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与新革命史相关者已有十数篇,主要有:《中共革命、工作队与华北乡村(1946~1949)》《利益、制度与信仰: 抗战以来华北革命根据地基层干部研究(1937~1949)》《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1937~1949》《中共党员与乡村革命: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农业建设研究(1937~ 1949)》《革命与传承——晋西北互助合作运动之研究(1940~1949)》《中共革命与太行山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共革命政权与烟毒治理研究——以华北乡村社会为中心(1937~1949)》《流动的革命: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研究》。此外,还有中共革命后半场时期的《中共政权对天津的接管研究》《1949~1966年天津的疫病及其防治》《水利与民生:“根治海河”运动与流域乡村社会研究》《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等。硕士论文也有涉猎如家庭手工业、民间文化、陋俗改造、社会流动、英雄模范、堡垒户等。有的论文出版后,获得学界同行的高度 评价。如齐小林的博士论文《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以《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为题 201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学者认为该书“回答了前人没有关注或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新观点”。

以上成果,大多以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为研究区域,讨论的主要是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还鲜有探讨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革命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没有触及新的革命史研究视点,诸此都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相关学者也或早或晚地发表了在我看来属于新革命史的论著,当然作者是否认可是另一回事。仅以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特别是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为例,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版; 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结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版;丸田孝志《革命の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拠地の政治动员と民俗》,(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版等。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应星《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 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 年第5期;孙江《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二十一世纪》2003 年第12月号;黄文治《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开放时代》2012 年第8期;孟庆延《“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社会》2016 年第4期;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胡永恒《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1期;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郭于华《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佩国《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黄道炫《洗脸——1946 年至1948 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徐进《政治风向与基层制度:老区村干部“贪污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岳谦厚、黄欣《“郭四颗事件”与“反封先锋”的构建》,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七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豪《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 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等等。以上所列显然还不能涵盖所有相关学者,而且有的学者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此处仅择一篇。这些成果具有多学科色彩,不仅有历史学者,也有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政治学者,他们都冲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用较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尤其是革命与社会、革命与民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耳目一新的看法。当然,也不能不说,与我和我的学生一样,仍有诸多方面尚未论及。

总之,既有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对话的基础,而没有触及的方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革命史”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既要在“写什么”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怎么写”上有所作为,由此形成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新境界、新高度。

注释
①  近几年王奇生、应星、韩晓莉、常利兵也或多或少涉及“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给人不少启发。(参见王奇生《高山滚石: 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 年第4期;韩晓莉《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常利兵《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历史与历史研究》总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笔者以往有关文章以及本文,则专门阐述“新革命史”研究理念、方法和实践。
②  如朱文通、把增强《“新革命史”范式提升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9日;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黄道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及其趋向》,《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李晓蔚、朱汉国《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曹守亮《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 期;黄正林《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评李金铮的〈传统与变迁: 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韩晓莉《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把增强《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的新门径——从李金铮〈传统与变迁〉所见》,《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满永《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1期;朱文通《新生代史学家的崛起与卓越追求——以李金铮教授及其新著〈传统与变迁〉为例》,《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魏宏运《读书与治学:李金铮教授学术研究散评》,《历史教学》2016年第9期。
③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仍是中共革命的延续,这点与王奇生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
④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及目录。
⑤  也可往前适当追溯,毛泽东就讲过:研究党史,“只从 1921 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402页]。
⑥  所谓理论和方法更多指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学原本就是一门研究过去的社会的学问,而社会是包罗万象的存在,要想深入解释这个存在,就不能不需要相关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然而,历史学科本身难以“生产”理论,不用说专深的研究仅凭历史学的资源很难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便是史实考证也可能依赖相关学科的支撑。历史学者无论直觉能力多强,谁也不敢说完全靠历史学方法就能完成研究任务,甚至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启示比自己从事的历史学科还多。就革命史而言,马克斯·韦伯、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 西达·斯考切波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革命研究著作,就特别值得我们中国革命史学者借鉴。这是我们历史学者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将它们作为“雇工”而使用,而不是变为“东家”控制我们、消解我们。即便吸纳了外来智慧,仍应强调历史学包括革命史领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应有发现革命史的问题、概念乃至理论的雄心,并使它们成为相关学科的知识资源。
⑦  譬如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年6月)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05~510页。
⑧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中国革命史领域,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乃至古代史领域同样存在。
⑨  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近些年一些学者针对传统革命史观之弊,提出以“现代化范式”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以为,“现代化范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革命史观的缺陷,有其进步意义,但不能不说,它仍然是一种线性史观,未能脱离“目的论”的逻辑,并遮蔽了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丰富面相。
⑩  在国家学科设置上,中共党史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涉猎革命史的学者就是在此学科之内。在历史学科之内,真正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学者并不多。在我看来,中共党史、革命史既可以独立为一门学科,也可以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存在。不过,它无疑是一门具有政治学色彩的学科。
⑪  参见李金铮《从“问题”到难题: “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解》,《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
⑫  2016 年 5 月 17 日,XJP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按此而言,“新革命史”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⑬  不是全面阐述,譬如史料,在“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指导之下,相关史料范围一定会扩大,此为应有之义,不赘。另外,中共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乡村,所举例证中多为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但并不否认中共革命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这一层关系同样值得研究。2017年10月14日晚,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做“新革命史”讲座,有一学生提出此问题,谨此致谢!
⑭  参见庞金友《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⑮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9、170、240~242页。
⑯  参见李金铮《“理”、“利”、“力”: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考 (1946~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
⑰  参见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 年第3期。
⑱  参见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
⑲  参见夏继果《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⑳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 536、610~611页。
21  它决不意味着完全了、结束了,我们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一切能够反思传统革命史观、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者,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譬如社会学者应星提出的“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给人颇多启示,他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献和组织结构入手,将那些原本被视为意识形态的术语及规则如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转化为学术分析对象,由此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以往革命史学者对这些研究对象不是没有注意,而是缺乏政治文化、政治文明的视角。当然,从我所理解的“新革命史”来看,以上问题也需要结合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以及各种“关系”等视角才能进行透彻的研究。
22  把增强:《探寻中共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的多维面相——读齐小林〈当兵: 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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