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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心”之殇

2018-5-21 22: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493| 评论: 0|原作者: 于中宁|来自: 察网

摘要: 中国的战略产业特别是芯片产业缺乏战略前瞻,缺乏整体布局,缺乏举国体制,扩大来说,我们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贫富差距极度拉大,腐败丛生,道德沦丧,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基本保证一度被取消,都是因为我们突然被教导,个人和企业都应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和引导。 ...

中国的“心”之殇:理论之殇

西方的思想理论被解释为西方的一种“软实力”,但是这种“软实力”却不断制造战争,制造难民,制造杀戮。到底这个“软实力”是真正的软实力,还是只不过是“硬实力”的一个华丽外衣,世界各国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了。也就是说,西方的思想理论对西方社会的实际作用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没有本质差别,对内它起到了控制思想的作用,对外则是各种战争和扩张的借口。

中国的“心”之殇:理论之殇

中国的战略产业特别是芯片产业缺乏战略前瞻,缺乏整体布局,缺乏举国体制,扩大来说,我们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贫富差距极度拉大,腐败丛生,道德沦丧,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基本保证一度被取消,都是因为我们突然被教导,个人和企业都应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和引导。因为每个人每个企业从自利的目标出发,通过竞争,就会产生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结果。竞争使他们不可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使他们都对社会怀有慈悲和同情之心,使他们都具有远大的目标和广阔的视野。

但是40年的实践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被并没有反映西方现实的书斋理论,或者说是西方教条误导了。

近几十年来,在整体引进了西方的理论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渐渐丢掉了原来的理论思想武器,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那些在西方的学校中念了几年书,拿了个学位回来当教授的人,他们引进回来的只不过是一些学术教条,并没有反映西方的治理实际,更没有反映西方治理实践的整个历史变化,尤其是没有反映20世纪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化。同时,这些教条是否适应中国的实际,也没有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我们在运用这些教条的时候具有极大的盲目性。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深受教条主义之害。从1921年到1935年,共产党基本是受苏联教条的指引从失败走向失败。毛主席思想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解放以后,苏联的教条再次占了上风,这是前30年经济政治出现许多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

苏联教条和西方教条有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一套严密的理论图景,所谓的苏联教条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经济建设的一套经验,就像当年王明教条主义者所依照的是苏联革命的经验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只有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他们都被理论界,包括美国的理论界,认为是发展成功的。美国之路,蒋介石已经走过了,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无论是从典范的角度,还是从共产党使命的角度,选择苏联的道路都是当时中国的唯一之选。但是,这个唯一的选择使我们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我们既没有分析苏联经验的内在问题,也没有分析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契合问题,相反,我们表现得比苏联还激进。

近几十年来,我们再次陷入了教条主义的困境,这次轮上了西方教条。

因为西方早已建立起完整的政府对经济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制度体系,它包括监管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等等,我们在这些制度的建立上,要不然是极其不完善,要不然是根本没建立。

例如,我们对环境和食品安全的监管至今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漏洞;西方征收了几十年的富人税,例如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等,中国至今没有开征;西方普遍实行的低收入住房制度曾一度被我们彻底抛弃;西方普遍实行的教育补贴制度在中国也一度被抛弃;医疗已经离开了救死扶伤的基本目标成了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我们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表现得比西方激进得多。

西方教条与苏联经验或者说是苏联教条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许多思想家提出的一些设想,它既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又与资本主义革命阶段的现实有相当的联系。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西方理论与西方实践发生了相当大的分离,外化于西方治理实践,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理论体系的四个主要特征

1、西方理论体系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实践性

西方理论体系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实践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整体进入规模化,福利化和政府开支大大增加的阶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的成分占有较大比重的阶段,但是经济学不但没有很好的理解和分析这个经济现实,反而指责这个经济现实不符合经济理论教条,而按照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教条,美国经济只改动了一点点,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经济危机,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发生十年,经济理论仍然没有对这样重大的经济实践教训给予总结。

再比如,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有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但是中下阶层构成了人口多数,使他们获得了多数投票权,能够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在政治上扭转这种趋势。但是,西方的民主史证明,民主政治没有起到这个作用,特朗普的上台就是最新例证。

再比如,一向主张言论自由的主流媒体,现在开始对自媒体的言论自由进行抨击,因为自媒体不负责任的言论实在是太多了;美国的枪击事件使每年的死亡人数达到3万人,相当于一年十个911,近年来校园枪击案不断增加,但是美国人民对于控枪始终无可奈何。

2、西方理论体系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上

西方理论体系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上,这些假设都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提出的。例如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两个假设构成了西方整个经济学大厦的沙基;再如西方民主政治学的“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正确的或正义的”和“多数人投票一定能反映多数人利益”的假设,这两个假设构成了西方政治学大厦的沙基。

尽管西方的治理实践,离这个理论体系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许多学者已经论证了这些假设的不可能性,并且得到了学界公认。但是,这个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了复杂系统,很难通过质疑、解构和创新,使整个结构脱离不牢靠的基础,获得整体性更新。

这个理论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学术利益集团,他们就像住在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里的人,都在不断“装修”自己的“房间”,而对于这个“楼阁”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他们不但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3、这个理论体系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简化纯粹化

这个理论体系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简化、纯粹化和扬弃,抛弃了许许多多的关联因素,抛弃了许多会引起内在矛盾的思想,只留下了在线性思维下能够言之成理的部分。

例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创立经济学的时候,为经济学规范了四个部分:一个以分工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的企业,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一个担负公共责任的政府,以及能够抑制自利心膨胀的同情心的道德约束。

但是在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中,企业被黑箱化,政府和道德都沦为无稽之谈,自由竞争也从合作博弈式的交易变成了零和博弈的战争式竞争。结果,经济行为的主体,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人,被化为一台精密的机器,经济学成了这些机器为获得最大化结果而进行资源精密配置的过程。

经济学的这一被称为“科学化”的过程,受到18世纪两位主要科学家的影响,一个是牛顿,一个是达尔文。但是20世纪科学的发展,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的不相容理论,测不准理论,波动理论,互补理论等等,没有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任何作用,相反,经济学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顽固的老古板。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经济学重视非合作博弈,而对合作博弈和混合博弈毫无兴趣。

西方政治学也是这样。18世纪的两位主要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的主要论点完全相反,法国大革命按照他们的观点轮番上演,两派水火不容,而法国大革命的结果选出了一个皇帝拿破仑三世。法国大革命之后,所有的西方思想家都对法国大革命持否定态度,认为民主将导致“多数暴政”,然而西方的政治理论却奇怪的建立在法国大革命两种水火不容的观点之上。这种理论天生就是一块“生牛肉”,不过西方人牙口好而已。

4、西方理论体系的第四个主要特点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的

西方理论体系的第四个主要特点是,它是建立在西方历史和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的,简单的说,这个历史和思维方式,这个文化,就是“否定之否定”。

古希腊的神庙是按照人的比例和尺度建造的,古希腊的神有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古希腊文化有人的世俗性和人的神圣性两面融合的特点;古罗马的建筑主要是斗兽场、凯旋门和记功柱,各种各样的神都被古罗马人挤到了狭小的万神庙之中,斗兽场那种残忍的乐趣和凯旋门、纪功柱那种对战争的褒奖,成了罗马文化的主流,也就是说,世俗性战胜了神圣性。中世纪,神的幽灵统治了欧洲大地,神圣性战胜了世俗性;近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之后,自由主义成了主流,世俗性再次战胜了神圣性。

西方的历史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交替,它也培养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说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以自由主义为总标志的西方思想体系是普世价值绝对真理,这是对西方历史文化的绝对无知。

为什么西方的历史文化,思想理论表现出这样清晰的交替性和极端性?这要从人性本体论说起。所谓的神,神圣性,是人创造了约束自己的。人,就是这么奇怪,一边不断创造对自己的约束,一边又不断的进行造反,因为在人性中,约束与自由是共生的,强调一个方面,必然使这个方面走向极端,而造成另一个方面的反弹。极端性带来了交替性,而交替性又促进了极端性。

人是社会性哺乳动物,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在成长期他们受到了“社会”的充分约束,服从“权威”,因为他们需要喂养,观察,学习,以使自己获得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但是到了青春期他们就会产生叛逆心理,也就是摆脱束缚要求自由,这是因为他们到了需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建立自己的经验,并组成自己的社会的阶段了。一旦他们建立了新的社会联系,就会形成自己的规则,建立自己的约束,把自己塑造成“权威”,结束叛逆期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建立起自己对这个新团体的责任。

也就是说,在人性的基因底层,就包含了约束和自由这两个部分,每个个体这两个部分占比不同,诱因不同,表现时间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

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不同,就是西方社会起始于游牧部族,不稳定的流动性迁徙性侵占性使这样的社会很难形成有较大规模的社会团体。类似于中国西周时期的那种部族、城邦、领主、贵族制,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像中国东周战国时期的那种国家概念,西方很晚才形成,到现在也不过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而像中国秦代之后所形成的那种大一统和民族融合,西方至今也没有实现。

西方社会的这种部族性、不稳定性和侵占性,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开始就指出来了。这些特性使得西方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压力特别大,零和性竞争博弈成为常态,意识形态极端化和文化更替随之而来。

从西方的整个历史看,从西方的文化特性看,谁能保证所谓的普世价值能够普世千年呢?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创造出来的又一个神话而已。更重要的是,到底是西方式的零和竞争博弈还是中国式的共赢合作博弈代表了人类的方向,任何有历史视野的人都会看得很清楚,就像汤因比对池田大作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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