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
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并非一无是处，它有一些合理内核，也有一些现代性，中国引入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对它进行教学、研究和鉴别，其中合理的部分运用于中国，这完全是正确的。
在世界历史上，像中国文化这样具有开放和包容精神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欧洲中世纪为了一种思想一种宗教不断发生迫害、战争甚至屠城的，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相反，中国向世界所有的思想和宗教敞开了胸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拜火教等等，在中国得到了平和的传播。中国自己的主要思想，孔子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发展成真正的宗教。老子的道家思想，虽然后来被改造成道教，但是并没有获得一统的地位，甚至比外来宗教的地位和影响都差得远。
唐僧取经甚至成了中国人不畏艰险获取外来文化思想的典范。丝绸之路，不但是中国物质财富的输出之路，也是思想文化的引进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沿着这条路进入中国，甚至今天中国人吃的许多蔬菜瓜果也都是沿着这条路引进的。
但是，所有这些外来的思想和宗教，都在中国的传播中渐渐中国化了，有一些具有了中国元素中国特点，有一些则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中国文化不但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吸收消化能力，而且对外来的侵占者也具有强大的吸收消化能力。
中国的文化精神，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包融”，“包”就是兼收并蓄，“融”就是消化吸收。想想看，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种吸收消化能力，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就会形成各自的竞争性势力范围，使中国像西方中世纪一样陷入各种宗教战争。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吸收消化能力，使中国文化显著的区别于西方，使中国社会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也是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更是中国文化独树一帜延续5000余年而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
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教授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两分思维方式的普遍流行……确实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为强烈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的两分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之一。”“在启蒙之际中国思想便已走上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思想家所强调的则是‘既知即行，即动即静’那种辩证式的思维，故往往在‘相反’中看见‘相成’。”
余英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分析并不靠谱，但他确实是看出了中国和西方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士阶层”这种知行合一的思维和精神方式，承托了中国文化精神，创造了世界古代延续时间最长的繁荣和强大。
也就是说，实事求是不是西方的传统，而真真正正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实事求是的本质，就是坚持思想理论的世俗性，排斥它的宗教性和宗教化。而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把思想理论宗教化的根本原因，还是让它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三、对西方思想理论体系要有学习有扬弃
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把西方思想理论体系当作教条，完全失去了分析判断能力，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
1、第一个就是教条化、宗教化
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经济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经济发展为例，从美国开始，逐渐普及到整个西方的罗斯福新政政策，为西方建立了普遍的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和弱势群体社会化，自由经济的方向得到了很大扭转，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社会资本主义。
这个时期是西方经济发展最快，贫富差距最小，社会最稳定的时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为西方建立了强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在经济学教条中体现出来。
从一个国家扶持前沿性高科技获得竞争优势来说，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5月11日刊登南加州大学校长马克斯·尼基亚斯的文章《这是自太空竞赛以来最重要的技术竞赛，但美国正落败》就很能说明问题：
【“1958年，也就是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令美国震惊并促使其采取行动的第二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获得的最初年度预算不到8亿美元。到1962年，在美国再次居于第二（这一次是在载人航天竞赛中）之后，该局的预算增加至逾100亿美元。美国从此一往无前。”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量子技术列为十大想法之一，并在安全通信研究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前不久选中了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南部大学，让它来领导一个由多家机构组成的联合团队，负责建造和测试100量子比特的量子机器。目前正在使用的最大量子计算机是由谷歌公司建造的。
其他机构也正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包括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但如果我们的国家像20世纪中叶对待航天和防务那样重视量子研究，这些努力将只是一个分水岭。”】
这位校长指出了，国家的扶持对于高科技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这也正是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历史，而在中国的经济学家那里，这样的历史好像根本不存在。
西方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分离，本来给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世界上少有的懒汉，他们根本不研究经济实践，只会照本宣科。中国经济教条的第一人张维迎在他的书中说，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验研究，一类是理论研究，经验研究涉及大量收集和处理数据工作，耗时要长，理论研究是在书斋里作文章。国外绝大多数研究生选择做经验研究而不是理论研究。
看看中国的教授和研究生，有几个是在做经验研究，国外大量的经验研究尚且不能对西方经济发展作出新的理论贡献，何况中国的这些书虫呢？那不是要差上个十万八千里吗？
2、第二个是放弃了对西方思想理论与中国实际联系的研究
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情差距实在太大。首先就是人口资源比，美国在建国100年后，为了招募移民，许诺给每位移民一千英亩地。一英亩相当于六亩多地，也就是随便一个移民，就可以获得6000亩地，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帝之外有没有过这么大的地主？美国从欧洲引入移民，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欧洲的人口膨胀，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美国劳动力的严重缺乏，产生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需求，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力或改变生产方式以大大提高生产率。从麦考密克的联合收割机到福特的流水生产线，都是因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效率性在美国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中成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因素。
中国与美国人口资源比的差距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大得多，由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可以调动的资源远远不止其国内。即便中国的GDP赶上了美国，美国可以调动的资源也将数倍或十数倍于中国。这方面的数据中国却从来没有研究。
中国要用少得多的资源照顾多得多的人口，生产中有用不完的人手，这使得劳动回报始终处于低水平，也没有产生强烈的提高效率的需求，相反，由于资源极度稀缺，发展的公平性就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在医疗、教育、房地产和养老这些方面的失误以及政务、司法、执法方面的不公平，是中国社会不满的主要来源。
中国与西方在人口资源比方面的基本差距，使得中西发展的重心有所不同，对理论的需求也必然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重视，甚至连一些基本的研究都还没有开展。
历史文化上的不同，这里就不多说了。
3、缺乏深入的理论性研究，以探讨西方思想理论的自洽性
在西方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对其主流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的有效性在西方思想理论界是得到公认的。但是这些质疑从来没有得到过系统的梳理，因为这种系统的梳理所具有的颠覆性，是西方思想理论界所害怕的。这本来给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留下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创新的空间，但是中国的专家学者对此无知无感。
对这些质疑的粗浅梳理，我将在其他系列文章中进行探讨，这里就不多说了。
4、缺乏对这些教条在西方社会实际作用的深入研究
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现实就是，它无法解决贫富差距周期性扩大，这就会带来周期性阶级矛盾的上升，引发社会动荡。西方的另一个基本现实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种族的人口基数与社会的劳动力需求特别是低端劳动力需求不匹配，这使得西方社会不得不持续不断的引入移民，这使得种族性矛盾也周期性爆发。
西方思想理论的本质作用，是缓解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的安慰剂。
按照字面的理解，民主应该是占多数的穷人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从而使贫富差距不可能扩大，贫富差距扩大是选举不当造成的偶然现象。虽然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是，穷人相信了这个理论，就可以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下一次或再下一次。
自80年代初里根上台，新自由主义重新泛滥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就在不断扩大，多次出现经济危机，甚至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持续了十年，为什么直到2016年，相隔了30多年，社会的愤怒才爆发，但是却选出了一个亿万富翁总统？
西方的思想理论被解释为西方的一种“软实力”，但是这种“软实力”却不断制造战争，制造难民，制造杀戮。到底这个“软实力”是真正的软实力，还是只不过是“硬实力”的一个华丽外衣，世界各国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了。
也就是说，西方的思想理论对西方社会的实际作用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没有本质差别，对内它起到了控制思想的作用，对外则是各种战争和扩张的借口。
四、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所支撑起来的“包融”的文化精神，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实事求是的文化精神，保证了中国的强大，繁荣和传承。而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只是混乱，他们在不断的造反，但是什么也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是拆迁者，而不是建设者。
但是，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封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不自知的深陷于教条和宗教思维之中，却自以为自己具备了自由精神。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马丁·路德贴在教堂大门上的那张传单，是对他根本不信仰的伊斯兰教的质疑，他有可能被看成是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吗？
自由，意味着对你深信不疑的东西的质疑，其中包括被标签化了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对你本来就不相信的东西的质疑，因为后一种质疑太廉价了，也不需要什么精神。
自由主义不是自由，它束缚自由，绑架了自由，以自由的名义建立新的宗教信仰。
正像我30年前在电影《欧洲建筑》的结尾写下的那句话：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真理普世价值，凡是相信所谓普世价值的人，都是对自由的真正亵渎。
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比起来，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真的就是一帮窝囊废。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