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 革命的辞藻在空中飞扬，但革命到底在哪里？

“我们是一群尽职演好这出历史大剧的演员，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不是真的革命。”

一

1968年春天，法国巴黎看似岁月静好。血腥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越南战争事实上距离欧洲大陆很是遥远，也不用法兰西青年再为前殖民地流血。再次挽救了共和国的戴高乐总统虽然已经78岁了，身子骨还硬朗着，这通过他此后5月30日一口气不喘一口水不喝做了两小时的演讲广播就可以知道，当时他的支持率高达61%。

从1947年到1960年代末，法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平均GDP增长率在5%以上，国民家庭平均拥有的汽车、电器数量成倍增长，公共住房项目也得以大量推广，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得以确立，度假旅游对普通工薪阶层也是日渐流行。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开始大面积普及，新兴的大学蓬勃发展，从1958年到1968年高等学校学生数量从不到30万人增加到近70万人，现代化的中产阶级和其后备军已经逐步形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学生多还是来自中产阶级或者中下专业人士家庭，而非传统意义的工人阶级家庭）。

当时，法国的工人收入增长在欧洲核心国家中排名不高，而且受教育的青年人也越来越难找工作，针对越战等问题的极左闹事分子则只是极少数，改造社会与革命看起来仿佛遥遥无期，普通民众沉浸在各自小确幸之中。

但是，法国的政治与舆论体制仍然是二战时期的权威模式，法国社会等级森严仍然未有打破，将军、官僚与遴选的上层精英仍然保持着话语权，新兴的中产专业阶层还未形成“自己的身份”。同性恋仍然是犯罪，女人是要穿裙子的，已婚妇女如要单独开银行账户，需要经过丈夫的同意。

不过，随着电视、广播等通讯与传媒手段的发展，一般民众对于信息接受与认知更为直接与敏感，某种意义上也更加不那么信服，虽然形式上他们仍然在服从。他们很快将第一次通过电视看见人类登上月球，也自然第一次通过媒体看到那些正发生在身边或者远在千里之外的抗议与镇压。

二

法国共产党的叛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在《薛西弗斯的神话》曾经如此写道，“一切伟大的行动与思想，总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在加缪死后的第八年，据某些媒体说因为法国学生们反对禁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的禁令，导致了一场改变法国乃至相当程度上改变世界的“革命”（It began with a demand by students for the right to sleep with each other，“它始于学生们要求和彼此睡觉的权利“，2008年2月23日英国《独立报》的一篇报道Egalité! Liberté! Sexualité!: Paris, May 1968的副标题）。事实上，引发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显然远远不是“谁和谁睡”的问题，但这个隐喻似乎一直贯穿着整场运动。

1968年5月的口号：“禁止‘禁止’” ("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

1968年的3月22日，巴黎近郊的楠泰尔(Nanterre)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召开大会呼吁法国政府释放两天前因参加反对美国发动越战而遭拘押的六名学生活动分子。当晚，百多名学生占领了楠泰尔大学校长的办公室。5月3日，运动扩展至整个巴黎大学，校方违反自“中世纪教会传下来的传统禁忌”，直接邀请警察进入大学校园“恢复秩序”，这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怒。于是冲突进一步扩大。直至5月9日、10日，越来越多的学生卷入运动。

当运动开始之时，它不在国家给予社会设定的框架之内，既不容于建制右派也不容于建制左派，它就像倔强地从已经板结的地面上硬生生长出的野草一般，学生以自发与散乱的行动自我宣告——“我反抗，故我存在”。他们虽然都是萨特的盟友，但事实上他们是加缪的信徒。

青春而雄心勃勃的学生们本以为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但是刚打开面向社会的窗户才发现，外面还是一堵墙，一切都是老样子，于是他们要用熟悉的工具砸开这堵墙 —— 反抗体制，而体制是资本主义赋予的，自然反抗资本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他们到底是反抗体制，还是在反抗资本主义？恐怕昔日的运动并没有给与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既然警察已经冲进了校园（我们的空间），那么我们就该走向社会。学生们举着黑旗与红旗走向街头，掘出地砖，将课桌椅搬到街头，拉丁区开始筑起街垒。在催泪弹的烟雾中、警棍与课桌脚抗衡，禁令与口号飞舞。社会骚动了，全法国通过现代社会的”镜像“工具（电视直播、照片报道与广播）又一次得以一窥国家与社会的真相，国家与社会的冲突。警察代表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器，而愤怒又非组织化的学生代表着社会。问题又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这是谁的社会？你站在哪一边？

"警察代表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器，而愤怒又非组织化的学生代表着社会。问题又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这是谁的社会？你站在哪一边？"

按照某种特别权威的解释，荷尔蒙过剩的青年不安于现状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但是问题在于，为何这么一场小规模的学生闹事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全国五分之一劳动力参与的总罢工，而社会各界众多精英分子甚至也或主动或被迫的参与其中？

“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加缪，《薛弗西斯的神话》）

绝大多数人都在经历加缪描述的生活，当你每天在似曾相识的地铁中穿梭时，你可能都会追问自我，我如此存在的意义何在？秩序重复性控制（压迫）必然带来厌倦与无聊，而厌倦则带来对自我存在的疑问，对自我存在的疑问则扩展至对整个社会的思考。最可怕的是当有千百万人同时这么思考时，麻烦来了……

于是”五月风暴”爆发了。这里就是巴士底狱、这里就是公社的高地。学生们成功地用自己的“演出”唤醒了沉睡在油灯中的革命的幽灵，不过幽灵仍然只是幽灵，它无形无质。“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但是1968年的他们不是1789年的他们或者1871年的他们。

5月13日，全法各工会号召总罢工，包括法共、社会党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在内的70万人在巴黎走上街头游行。运动势头一度高涨，上千万工人不顾工会禁令，自发参与罢工，数百家工厂被占领。甚至当工会与资方秘密谈判达成最低工资增加35%，平均工资增加10%的条款时（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众多工人仍然拒绝回去工作，一时间整个法国失去了秩序，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失去信心。

5月29日当群众运动再次包围爱丽舍宫的时候，官员和富人们，有人开始焚烧文件，有人准备飞机逃离法国；戴高乐甚至不得不坐直升机秘密前往法军在德国巴登巴登的军事基地，获取了军方的忠诚，他将儿子儿媳和家族珠宝留在德国的法军基地，以作避难的准备；随后他秘密调动了军队和坦克包围巴黎。密特郎领导的社会党试图从中获利，要求戴高乐下台，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似乎，革命就在眼前。

抗议者们唱着“再见，戴高乐” （‘Adieu, De Gaulle’）

5月30日戴高乐不顾蓬皮杜和内阁警告，发表公开电视讲话表示绝不辞职，但将在6月组织大选，已经秘密组织许久的支持戴高乐游行开始，近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运动由此走向衰退，直到6月中旬警察将最后一批占领校园的学生驱离。

一年后的四月关于政治体制的全民公决（事实上是对戴高乐的信任投票）中戴高乐失利被迫辞职，但其总理蓬皮杜在此后的选举中成为法国总统。“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仍然得以继续”。

关于“五月风暴”运动的发展本身就在此不累述了，因为有太多的书籍、文章、照片与报道内容。1968年的“五月风暴”本身的起始与结束就像是一场夏天的雷雨一样，惊讶中呼啸而至，人已经被浇湿了，而当人们刚刚开始准备打伞遮雨、承受更大的风暴时，这场雨却嘎然而止，地上已经半干，让已经被淋湿的你自己都开始怀疑：这雨是否曾经下过了？

三

历史的诡异就在于，秩序曾经被打破，反抗开始了，但一切混乱都回趋于最终的平静。每一次旧秩序的瓦解，不过是新秩序的先声，而且可能更糟糕的是，新秩序往往未必比旧秩序好到哪里去。它总能将向外的反抗力量吸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挑战秩序的先锋宠儿转眼就变成了霸权统治的混蛋。

“上帝死了？” 当五月风暴来临时，时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马尔罗痛苦地说道。而正是这个安德烈·马尔罗曾经撰写了歌颂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小说《人的价值》，并因此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也是他曾经带着新婚妻子在法属印支半岛“发掘”遗失的城市，被带上法庭后还振振有词地声讨法国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贪婪与无耻，此后他指挥志愿飞行队直接参与了反对弗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二战时期领导了反对纳粹占领的法国南部地下抵抗组织。而二战之后他成为了捍卫法兰西传统秩序、价值与文化的悍将，与戴高乐站在一起遏制那些“无事生非的闹事”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

当然，成为秩序的重要支柱的不仅仅是马尔罗，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最终目标的法国共产党同样在扑灭“五月风暴”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此处很值得引用一段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5月3日头版文章《解密伪革命者》（Georges Marchais (1968) De faux révolutionnaires à démasquer. L’Humanité . 3 mai.)：

“当工人阶级与民主进步力量团结一致的时候，一些极左分子唯恐天下不乱。以楠泰尔大学为例，一些毛派分子（……）与一些托派分子（……）尽管充满矛盾，但纠合着科恩－邦迪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学生，不顾大多数学生的利益挑事。……这些伪革命者必须得以揭露，因为他们客观上服务于戴高乐主义者与垄断大资本的利益。”

显然是唯恐揭露不够深刻，在社论中法共还加上了这么一段，

“这些上层阶层的儿子们（法共“政治错误地”没有加上女儿们）嘲讽工人出身的学生，很快就会在后院熄灭革命之火，转身继承他们爹地的生意，以资本主义的最佳传统剥削工人。……所以，尤其是年轻的工人千万不要受到他们的蛊惑，……法国共产党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最佳……”

1960年代法共控制着200万工人党员和当时法国最大的左翼工会，在总统与国会选举中一直有约20%左右的支持率。他们遵循着严格的议会竞选的建制道路，当时正与社会党的密特朗积极合作，企图”民主选举“推翻戴高乐政府。

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5月3日头版文章《解密伪革命者》

所以当法共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运动时，迫于来自下层群众与外界的压力，极不情愿地参与了总罢工与游行；但是在整个运动中，法共自始自终的想法就是如何能尽快平息事端。推倒戴高乐的统治秩序，重建一个“民主进步的”新秩序？是的。但右派担忧的革命远不在其政治局的议事日程之中。

它看守着它所掌握着的数百万工人；就像一个嫉妒的中年丈夫牢牢地看守着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一样，唯恐她被青年英俊的小伙子勾引走。这些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资青年学生竟然妄图插手自己“禁脔”——试图影响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运动。一旦有机会赶快结束这场“该死的”运动。与戴高乐分子相比，这些学生更是麻烦制造者，因为他们要瓦解的是整个秩序。

当然社会党与法共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试图从“五月风暴”中获利的密特朗的社会党直到12年后的1981年，才得以选举胜利；而法共作为社会党的小伙伴支持率持续下降，自从1990年代之后法共就不再是议会中一支具有影响力量的党团，进入21世纪后他们的支持率跌到5%左右，只能靠为社会党出身的梅朗雄拉票来刷存在感。在奥朗德割着社会党的残躯喂大了马克龙后，法国社会党也在21世纪的苟延残喘中走向崩溃，支持率跌至不足10%。

如果说法共对待”五月风暴“像是一个嫉妒的丈夫，而当时法国极左翼中的毛派与托派则仿佛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情人，事实上连姑娘的手还没拉，却已经给未来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马克思已经被请出来示众，但真正的阶级话语体系整体缺席” 图为1968年5月教室墙壁上的口号

在拉丁区街垒战爆发前夜（5月9日），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知识分子厄内斯特·曼德尔对集会的学生说到，“学生既不能靠他们的人数，也不能靠他们今天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来单独地推翻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他们能够起一种雷管的作用，也必须起这个作用。他们在工人阶级之内起这个作用，尤其是通过年轻工人的媒介来起这作用，就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的巨大力量，向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挑战。”

根据阶级斗争的经典与大量历史事例，他们深知学生运动本身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也期盼着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能够结合起来，但是事实上在整个五月风暴中工人与学生间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确实有一小批学生甚至走向了核心地带，在工厂区散发传单，游说工人，但占领工厂的工人比以中指，“傻冒，你是哪根葱？”  就是久负盛名的萨特在工人区演讲时，给予他的友善提醒也是，“简短些、再简短些……”

事实上少数的托派力量对“五月风暴”的运动方向和内在运行的影响其实实在有限，如果说有积极意义的话，倒是”五月风暴“帮助了托洛茨基主义在现实中的重新复苏，新的一代人被吸引进去，其作为一种行动的政治流派得以继续发展。

毛派一开始并不积极地参与这场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对于这种小资化的运动，他们明显保持着某种天生的警觉。当五月风暴如野火般扩展为总罢工时，他们决定加入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不过他们的努力也并没有任何实质影响。他们对中国“文革”理想化的想象，既有利于他们对运动的诠释，也有害于他们对运动的认识。既然总罢工被修正主义分子破坏了，试图学习“中国模式”的经验，走工农结合的道路，他们试图鼓动法国戴高乐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农民起来反对体制，结果可想而知。而随着1970年代中期对中国文革理想的幻灭，资本主义又在其核心地带获取了毋庸置疑的胜利，毛派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却已经冰消溶解，自此之后再难发挥任何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