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为什么还要纪念,还要讨论马克思?在很多人的眼里,由于苏联东欧的失败,马克思及其主义不是已经被证明为过时了吗?对于这一问题,美国理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1杰姆逊此论甚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青春的活力,就是因为它根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时时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敏锐观察和精准解剖;它不仅着眼于解释世界,更有志于改造世界,有志于为人类通向其真正的历史打开前行的航道。

在21世纪的今天,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是保持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真理和政治真理的忠诚。消灭资本,颠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这是马克思的真理观的核心。从话语上来重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命题固然重要,但尤为重要的,是要在反抗资本统治的实际政治行动中辨识和形塑集体性的政治主体。在马克思那里,这一集体性的政治主体的总名,就是无产阶级,就是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资产阶级剥削的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

非物质劳动、“普遍智能” 与 “知识无产阶级”-激流网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在劳动者被资本支配之前,他的劳动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劳动。在其劳动过程中,这个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的职能,也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当劳动者成为资本统治下的被支配者之后,其劳动过程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互相分离,“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2。如果说在早期的生产活动中,“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那么在自动机器体系的大工业生产中,“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3这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在固定资本的最适当形式——自动机器体系大规模采用之后,与以前相比,工厂中的劳动者越来越沦为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工厂劳动越来越少要求工人脑力劳动和灵魂的参与。大工业生产中的产业工人日复一日从事着极其简单、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与此相对,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4。这样,不仅在工厂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在整个社会人群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也形成了巨大鸿沟。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5在这里,所谓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自然包括了某些知识阶层,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者。

虽然资本主义解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是长久以来,由于社会总劳动可以提供给整个社会用以再分配的剩余有限,单纯的脑力劳动者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体力劳动者。由于资产阶级对知识/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其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再加上统治阶级在剩余价值再分配上向数量有限的脑力劳动者倾斜,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培养出来的不少脑力劳动者,不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也在阶级意识上与大工业体系下的体力劳动者拉开了距离。当然,关于脑力劳动者,马、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有一个著名的表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6但从21世纪以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马、恩当年对于脑力劳动者的这一论断,更像是一种革命的号召,号召脑力劳动者认清其在资本统治结构中实质上的被雇佣地位,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去。但从历史效果而论,马、恩的这种努力可谓成败参半。在西方特别是俄苏的革命运动中,固然有千千万万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参与和领导革命,但毋庸置疑,运动所召唤的政治主体和革命主力军主要还是大机器生产体系中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而在工业生产不甚发达的东方国家,例如20世纪的中国,至少从绝对数量上来说,革命的政治主体和主力军可以说是无数无产阶级化的农民。

但是今天的时代不完全等同于人民战争的年代,也不完全等同于十月革命的时代,更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时代。对今天的时代,不同的理论家有着不同的指称,譬如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后工业社会时代、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后福特主义时代、后-后福特主义时代、数码资本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时代、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时代、认知-文化资本主义时代、超级工业时代、生命政治时代等等。相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随着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当代资本主义有其变化的部分,但也有不变的部分;其不变的部分,就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当代资本主义在造就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也使整个星球变成一个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急剧扩大的“贫民窟星球”(美国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书名)。事实证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下列断言仍然有效:“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7

如果说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主体仍然是无产阶级的话,那么与以往相比,这一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体还会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产业工人吗?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就在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众所周知,在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在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传统工业地区,比如北美的五大湖区工业带,英国的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等重工业城市,去工业化的进程尤其明显,产业工人由此急剧缩减。这些国家近些年大力发展的是信息产业和服务业,重视的是所谓知识/信息经济和非物质劳动,其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完成了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甚至后-后福特主义的转变,知识工人也就是脑力劳动者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在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如东南亚的柬埔寨、老挝、越南,中美洲的海地、洪都拉斯、厄瓜多尔等国,传统的工厂制造业如纺织、玩具、鞋袜、造纸等仍方兴未艾。在这些国家更具福特主义色彩的忙碌工厂和车间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在生产线上辛勤劳作。假如把视线转向那些新兴的经济大国,情况又有所不同。在这些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资产阶级的剥削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传统的工业制造依然强劲,另一方面,知识/信息经济和非物质劳动后来居上。在这些新兴大国中,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呈现为一种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混合;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者在数量上仍占压倒性的优势,但知识工人也即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处于重要甚至霸权性的地位。所以说,在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因应不同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领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外在面貌。要申明的是,以上表述不是要否认在发达国家中体力劳动的大量存在,也不是说在柬埔寨、海地这样的国家只有传统的产业劳动,没有知识劳动的发展,而是要强调知识劳动在前者,以及体力劳动在后者中的霸权性地位。

众所周知,和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坚持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生产性劳动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有两层主要意思——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和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在俗称的《资本论》第四卷也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评述俄国政治经济学家昂利·施托尔希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关系问题时,涉及了对“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认识。那么,在马克思那里,非物质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呢?马克思认为,一般来说,像医生、教授、作家、诗人、画家、道德家、传教士等属于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活动或“服务”,不生产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不生产物质劳动的产品,也不直接生产财富。他们从事的是一种非物质劳动,直接生产的是一种特殊种类的产品8。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也论述到,上述各色从事非物质劳动的非生产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生产劳动者。马克思说:“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末,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9这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不光是从事物质劳动、体力劳动的人才是无产阶级,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像教师、医生、签约作家和艺人等,如果被放置到一定的雇佣劳动结构中,就会变成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依靠工资为生的生产工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可见,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非物质劳动既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也可能是生产性的;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既可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也可能是被统治、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对其中以精神生产、非物质劳动为主的雇佣劳动者,恩格斯称之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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