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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劳动、“普遍智能” 与 “知识无产阶级”

2018-5-31 23:0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0492| 评论: 0|原作者: 蒋洪生|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评

摘要: 如果说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主体仍然是无产阶级的话,那么与以往相比,这一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体还会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产业工人吗?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就在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

马克思在1857-58年写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论述,阐明了机器体系和“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成“一般智力”)的关系。马克思说,机器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1在这里,“普遍智能”(“一般智力”)是物化于机器体系之中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人类的一般社会知识;这种一般社会知识,对于马克思来说,主要是科学。马克思说,“科学通过机器,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12一方面,作为固定资本之最适当形式的自动机器体系像吸血鬼一样,吸吮着工人的活劳动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物化到自动机器体系中的“普遍智能”也使得它似乎具有了灵魂:机器“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13。

意大利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莫里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发展了马克思对非物质劳动和“普遍智能”的论述。在1996年的论文《非物质劳动》中,拉扎拉托把非物质劳动重新定义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这就是说它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方面是商品的‘信息内容’,它直接指向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里工人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在那里,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控制论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另一方面,关于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行为,非物质劳动包括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换句话说,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14受到马克思的“普遍智能”理论的启发,拉扎拉托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整体人口文化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西方进入一种“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社会。所谓“大众智能”,在拉扎拉托及其他意大利自主论者那里,指的是“一种在社会里横向地伸展开来的集体智能和被积累起来的智识力量……(它)已不再是局限于个人或某些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封闭圈子中的现象,相反,智能已成了一种大众现象,它更多地依赖于社会积累,并在集体和合作性的实践中被推进。”15在马克思那里主要赋予自动机器体系的“普遍智能”,在拉扎拉托这里,变成了后工业社会普罗大众的一般特质。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变,后工业社会中的体力劳动日益加入了被称为“智力”的工作程序,而新的沟通技术越来越要求富于知识的主体。拉扎拉托由此认为,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坚持“‘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之间陈旧的二分法,将把握不到生产性活动的新特性”16。西方大都会的非物质劳动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其不稳定性、过度剥削(hyper exploitation)、机动性和层级结构17。拉扎拉托并且提出,在所谓独立自主的自雇工人标签后面,人们实际上可以发现一种智识型无产阶级(intellectual proletarian),但只有在剥削她或他的雇主那里,这种智识型无产阶级才能被辨识出来18。这就是说,以往从事精神生产和非物质劳动的那些所谓“自由职业者”,在大众智能社会里,实质上也被转化为真正的雇佣劳动者。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关于资产阶级将从事精神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脑力劳动者变成雇佣劳动者的断言,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才真正落到了实处。

在后工业社会时代,非物质劳动是否只是对物质劳动的补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性和点缀性的劳动形态呢?美国理论家迈克尔·哈特(及其合作者奈格里)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哈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出现了非物质劳动对物质劳动的霸权。哈特所论的非物质劳动,就是生产非物质性产品,比如观念、形象、交流方式、情感或社会关系的劳动。但是哈特的批判者也提出了反论,反论的核心是:就全球劳动分工而言,非物质生产往往局限于世界上的强势地区;而就数量而言,农业生产仍旧雇佣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业人口的人数也没有减少。针对这种批评,哈特回应说,虽然这种非物质劳动就定量而言,并未在经济上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但是就定性而言,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霸权性的了19。换句话说,“正如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劳动趋于改造所有其他生产形式,迫使它们接受工业性质和实现工业化,同样,在今天,非物质劳动也正在改造其他的生产形式,迫使它们采用其性质,变得具有沟通性、信息化和图像化等等。”20对于意大利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其发现的新的生产力形式——“非物质劳动”、“大众智能劳动”和“普遍智能”劳动的理解,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意大利自主主义者虽然发现了以上这些生产力的新形式,但在以此具体处理生命政治社会(biopolitical society)中的新生产实践的时候,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这些作者最严重的一个缺陷,就是他们在处理这种新的生产实践时,“趋向于仅仅触及它在智力和非身体方面的表现。然而,身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21基于其对非物质劳动和“普遍智能”的理解,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反抗资本主义的新的革命主体,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由非物质劳动所规定和形塑的生成性的诸众(multitude)。

在对马克思的非物质劳动和“普遍智能”思想的重思中,意大利另一位著名的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弗朗哥·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提出了“认知无产阶级”(cognitarian)的概念。“cognitarian”是一个新造术语,是“cognitive”(认知的、认识的)和“proletarian”(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两词拼合而成,这实际上是笛卡尔主义的“我思”(cogito)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综合22。贝拉尔迪有时也把“信息工人”(info-workers)、“认知型工人”(cognitive workers)和“认知无产阶级”交替使用。关于“认知无产阶级”,巴拉尔迪有两个简洁的定义,其一是:“认知无产阶级就是那些体现各种形式的普遍智能的人:他们为着生产各种产品、提供各种服务而处理信息。”23另一个定义是:“认知无产阶级是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ur)之社会性的肉体存在。”24从外在的身体表现看,不同的“认知劳动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认知无产阶级”的身体特征,突出表现在因聚精会神而紧绷的神经,和因紧盯着屏幕而疲倦的眼睛。但是不同的“认知劳动者”之间,工作内容其实很不一样。建筑设计师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IT工程师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侦探小说家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劳动工具固然相同,其工作内容却很不相同。简单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工作往往经过短期训练之后可以互换,而“认知劳动者”的工作因其独特性和创造性,是很难互换的。25

对于“认知劳动者”来说,时间与价值量之间的关系是很不稳定的。很难以通常的时间标准来度量“认知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因为不是所有工作时段在生产性、创造性上都是相等的,“认知劳动者”有时很长时间都不能生产出任何精神/非物质产品,有时却能在短期内生产出高质量的精神/非物质产品。所以贝拉尔迪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应该得到修正;因为抽象劳动在马克思那里跟时间相关,却不考虑到其质量26。

虽然“认知无产阶级”具有无穷的创造力,是“新经济”的主要创造者,但是总体来说,贝纳尔迪对“认知无产阶级”的精神画像是相当负面的。“认知无产阶级”往往超时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贝纳尔迪认为,这当然可以用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政治失败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还不够。他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愈演愈烈的社会原子化所造成的社区与日常个人生活的无趣化,致使“认知无产阶级”把生活的唯一重点放到了工作上去。对于“认知无产阶级”来说,不超时工作,又能去干什么呢?还有,由于恶性竞争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削减,“认知无产阶级”生活在无尽的焦虑和恐慌之中。而“认知无产阶级”把越多的时间用于获取消费资料,他们就越少拥有享受现实世界的时间。27

除了拉扎拉托的“智识型无产阶级”、贝拉尔迪的“认知无产阶级”和“认知型工人”、“信息工人”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大众智能社会下的新型劳动者还有许多具有家族类似性质的名字。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称之为“创造性阶级”(creative class),英国劳工问题研究专家乌苏拉·胡维斯(Ursula Huws)称之为“赛博无产阶级(Cybertariat)”,法国未来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若埃尔·德·罗斯奈( de Rosnay)和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卡洛·罗威利(Carlo Revelli)称之为“网络无产阶级”(“ProNetariat”,由“Proletariat”变化词形而来,法国理论家莫里耶-布当〔YannMoulier-Boutang〕在他的《认知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netariat”一词),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则使用“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这一称谓。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术语标示了信息社会新型工人的一个核心特点,这就是他们不再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而是具有高认知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知识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也是资产阶级剥削和过度剥削的受害者,是恩格斯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汉语语境中,也许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称呼统一在“知识无产阶级”这一术语之下。28

非物质劳动、“普遍智能” 与 “知识无产阶级”-激流网

随着数码技术和人工智能所开启的信息社会的来临,生产过程中的简单劳动将会越来越为智能化的自动机器所担负,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也将越来越为机器人所替代。信息时代“知识无产阶级”的工作更具有非物质劳动和精神生产的特点;在工作中,知识劳动者必须投注更多的信息、文化和情感内容。信息社会要求的标准工人是“有素质的劳动者”,是更多的“知识无产阶级”和更少的简单体力劳动者。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大工业时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种嵌在自动机器体系中的机件,生产过程不需要工人的灵魂在场的话,信息时代的生产则“把工人的灵魂转化为工厂的一部分”,要求工人“把灵魂带进工作”,成为“沟通的主体”29。那些不能适应信息资本主义对知识劳动的要求、不能成为“沟通的主体”、不能“把灵魂带进工作”的纯体力劳动者,将被大批地残酷淘汰,成为劳动后备大军中的一员。而如果被淘汰出局的纯体力劳动者,不能在失业期间迅速提升自己从事知识劳动的能力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长期甚至终生处于失业状态。无情的信息社会逼迫着无产阶级快速知识化。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重组,信息社会的劳动组织呈去中心化的特点,传统四面围墙的工厂逐渐为没有围墙的“分散工厂”(diffusefactory,拉扎拉托用语)和奈格里意义上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30所代替。在新自由主义的压迫下,中产阶级队伍逐渐萎缩,以往相对独立地从事非生产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人们,即众多知识分子,也被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纳入无坚不摧的资本的直接统治之下,成为“社会工厂”中接受资产阶级剥削和超剥削的雇佣劳动者,成为地地道道的“知识无产阶级”。无情的信息社会同时也逼迫着知识分子的快速无产阶级化。

这是噩耗,也是福音;这是危机,也是机遇;这是好坏参半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好消息是,人类渐次开始了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分,开始了体脑结合和以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的新时代。当然这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真正的历史时代。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从“史前史”进入真正的历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就是三大差别的消失,即阶级差别、地域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众所周知,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为着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其效果不彰。在大众智能型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由于越来越多的简单体力劳动为人工智能化的自动机器所承担,由于“知识无产阶级”大量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将不再像在传统工业社会中那么尖锐。当然,正如传统工业社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尖锐对立是资本强制的结果一样,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对立的缓和,也是资本强制的结果。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化,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双向的进程使得体力和脑力劳动两者的差距迅速缩小。“知识无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即便是资本强制所致,其客观效果恐怕也正是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所乐见的。这印证了马克思一向的坚定信念:在旧社会的土壤中,必然会孕育着新社会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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