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人民为什么选择了公社？

第三阶段

围城开始后的九月下旬和十月是临时政府和“20区中央委员会”矛盾迅速激化的时期。普鲁士大兵压境，民族矛盾的激化促使工人、临时政府的态度做出相反的转向。工人们在抵御外侮方面显得坚决彻底：中央委员会要求临时政府在普军占领法国领土时不能与之议和、实行普遍征兵等，几乎所有工人都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集资铸造大炮，旅居巴黎的波兰人和比利时人也组成军团共同作战，在普军占领区还出现义勇军或侦察队等自发抗敌活动。而临时政府的立场越加向保皇派靠拢：它派遣法夫尔与普鲁士秘密议和；派梯也尔游说英俄等国，以废除共和国、恢复王朝为交换条件请求出面调解；对内拒绝工人和市民的要求，扩大警察队伍而克扣国民自卫军薪饷，增强区长权力以加强统治。

如同19世纪所有欧洲国家发生的民主革命中的情况那样，越是底层的工人阶级越是富有斗争性和坚决性，而资产阶级在革命进行到一半时常常动摇和妥协。这既是因为一贫如洗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财产的顾虑，也是因为金融贵族和工业寡头更容易向“本是同根生”的资产阶级做些许让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此批评到：“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让工人们意识到，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似乎正在走向背离革命、背离民族利益的道路。他们于10月初举行了2次示威以抗议临时政府内政外交的政策，但临时政府仍然拒绝诉求并试图镇压。临时政府与底层工人的矛盾愈演愈烈，越来越多人放弃了对现政权的期望转而反对。10月31日，17万法军镇守的麦茨要塞投降的消息点燃了巴黎人民对现政权的不满，中央委员会当即推翻政府，国民自卫军逮捕政府成员并组成以布朗基为首的民众救亡委员会。

临时政府答应辞职，允许在第二天选举新政权——公社，于是工人们便放松了对旧政府人员的控制。第二天凌晨保皇派将军特罗胥被叛徒放走，随即调集军队镇压起义，将巴黎的权力又重新收归临时政府。

内部矛盾激化下，巴黎工人的自发性抗议于10月31日形成高潮，促成了一次不成熟的起义，这是他们在革命后的第三次重大选择。

第四阶段

10月末的起义暴露出工人们组织程度和政治意识的薄弱，即便在短期内促成了革命形势却自发地流失了革命机会。虽然起义被镇压后高潮褪去，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在现实的教育下工人组织与临时政府的斗争越来越公开化，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越来越从一种可能性被接受为一种必要性。在此之前，“20区中央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抗议都是“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1月22日，布朗基主义者领导新一次起义，被早有准备的临时政府镇压，局势更加紧张起来。

1月28日，临时政府签订临时停战协定，宣布法国投降。2月份选举出保皇派占多数的国民议会，新议会决定迁到凡尔赛，并任命梯也尔为新首相，他组成的新政权即凡尔赛政府。

2月19日，在议会和政府准备撤出巴黎的政治环境下，“20区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消灭资产阶级的特权，推翻这个统治阶层，并使劳动人民获得政权”。2月末大部分国民自卫军组成“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渐渐脱离政府控制。

2月26日梯也尔签订条件极其苛刻的和约，规定法国交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给德国，法国未付清赔款前普军继续占领法国领土等等。再加上政府取消国民自卫军薪饷、强令两周内清偿债务票据、封锁进步报刊等，工人们大为不满。

3月10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达成协议，随即改选军官，将整个国民自卫军正式纳入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在此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为巴黎公社时期的政治领导者，与凡尔赛政府分庭抗礼。

3月17日政府逮捕布朗基，矛盾一触即发。

3月18日凌晨亲政府的军队突袭巴黎蒙马特尔高地，被市民们发现和包围，因士兵倒戈而失败。随后中央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宣布巴黎起义，起义的国民自卫军迅速击溃政府军，当晚即占领所有政府机关，而梯也尔等大批政府官员被迫逃往凡尔赛。

至此，巴黎公社的革命准备宣告成功，经过10天左右的选举过渡期，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宣告成立。民主革命向封建势力妥协后，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巴黎工人的第四次重大选择，正是这四次行动最终促成了巴黎公社的革命高潮。

可以看出，半年来工人们与政府的矛盾愈演愈烈互相加强，到最后两个月他们的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临时政府对内逐渐专制，限制市民武装、加速市民在战争中破产、镇压抗议声音；对外逐渐妥协丧权，寻求外国封建势力支持、答应苛刻条约甚至答应恢复帝制，政府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因而也丧失了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合法性。

昙花一现的政权：战斗至死的巴黎公社（1971.3.18-1971.5.28）

巴黎公社作为第一次工人领导的成功起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全欧洲范围内是一个莫大的震动，以至于全欧洲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都不允许它的存在。但巴黎工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捍卫革命成果的艰巨程度和更宏大的历史使命，更多地把目光放在巴黎当地，并且对政府当局相对宽容甚至抱有和解幻想，最终这个从资产阶级革命窜出的火苗被整个欧洲的力量迅速扑灭。

巴黎工人花了很多时间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改善民生权益，比如取消高官厚禄，官员薪资不高于熟练工人；取消常备军而建立全民武装；国家机关集行政与立法为一体，并可以随时撤换工作人员；工厂制度方面取消面包工人夜班制，选举工人代表参与管理；废除战时房租并延长债务支付期限，改善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境地；改善物资供应，拨专款补助困难家庭；等等。这些都是革命应有之意，在历史中留下了难得的探索经验，也在后世一直为左翼思想家所称道。

但是如前文所述，巴黎工人中顽强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占据主流思想的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构成了这个工人政权的内在缺陷，使得他们在革命策略、对待旧政权态度等方面长期存在不彻底性，没能将工人高度的自发性转化为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主流声音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而不是战争问题，急于将权力移交公社，错失进军最佳时机；反对继续进行国内战争，认为没有必要立即推翻凡尔赛政府，放任旧政府官员逃往凡尔赛整合力量；相信普鲁士宣称的中立地位，相信美国、普鲁士等国的“调解”，以至于在国际环境中陷于被动；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财产，使得公社自己经济困难时银行仍在向凡尔赛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没有发动起外省和农民，战斗陷于孤立；等等。在5月份内战趋于白热化时，公社却依然警惕性不高，并且内部分歧不断。5月16日蒲鲁东派登报声明退出公社，布朗基派则趁机撤换重要岗位人员；公社在5月21日星期日甚至举行盛大的游艺会，而政府军趁防线放松时一举攻入巴黎市内，“巴黎流血周”由此开始。

5月22日，已有约10万政府军进入巴黎；在一周的激烈巷战后，5月28日公社街垒全部陷落。随之而来的是血腥镇压，政府军前后一共屠杀3万人，逮捕5万人，梯也尔说道：“巴黎遍地堆满了尸骨。应当相信，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的教训。”

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权失败，但它不是怯懦地待宰，而是战斗至死。

今天我们该如何严肃地对待巴黎公社这场运动或者说这场革命？有些人并不爱用革命这个词，在他们的记忆中革命总是和悲剧联系在一起，回忆录中满满都是战乱、屠杀、血色恐怖。但我们要说，革命并不是悲剧的原因而通常是悲剧的结果，是长期以来积攒的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革命的悲剧通常不在于成功发动，而在于遭到失败（被镇压或者走向自己的反面）。巴黎公社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宽容并没有换得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的宽容，运动失败后的屠杀悲剧在全欧洲都骇人听闻。“不自由，毋宁死“，如果因为惧怕激烈的暴力冲突就放弃反抗的权利，放弃追求自由和尊严的权利，那么无异于放任剥削阶级使用暴力的权力，默认剥削阶级有蹂躏自己的自由。

革命是群众抗争的特殊形式，究其本质还是属于反抗的一种，我们并不需要为其涂抹上神秘的色彩。每一场革命之前必定有各种或激进或温和的反抗，巴黎公社之前工人们自发请愿、罢工、驱逐官吏，但每一次反抗都面临着被镇压或者激烈化的选择，于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抗争运动日益激进化，日益往全面对抗的方向进发，终于抗争的积极分子质变为革命的积极分子，抗争的群众质变为革命群众——革命既成为抗争运动的突变节点，逻辑上又是抗争运动的自然延续。

巴黎公社的革命运动是个不成熟的果子，但巴黎人民终究吞下了它连同它的代价，因为饥饿的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是的，公社革命的发动并不是主观上“应不应该”，而是由诸多历史偶然性串联、由各方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即矛盾发展到那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并不为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的主观意志决定。整个运动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当某一方的提议无法回应巴黎人民的需要时，群众将果断驳回；各种思潮在革命时期接受检验，群众将自己学着选择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

历史行进到1871年，工人和市民已经被战争和专制统治压迫到极限，民主、自由的信条一次次被背弃和镇压，继续顺从的结果是破产、饥饿和流离失所；如果我们承认反抗的合理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民主革命的继续，那么就需要承认群众的反抗有朝一日可能面临革命与被镇压的选择，也即革命形势到来的可能性。巴黎公社的失败，并不是由于革命的原罪，而是由于革命经验、革命道路、革命组织的不够彻底不够成熟，如果在革命开始之前就放弃回应工人和市民的需要，那么无异于在镇压的悲剧面前束手就擒，延长压迫的锁链。

“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雷电的力量在被人类掌握之前充满着盲目和自发，充满着神秘和破坏性的力量；但当它一旦为人类所掌握，就从“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成为工业革命的引擎。革命是人类解放的工具，是可以被无产阶级学习和掌握的，它的破坏性和恐怖感来源于其盲目性和自发性，所以也可以通过工人阶级一次次的自觉实践来逐渐消除。今天我们回顾巴黎公社的历史，绝不是为了“告别革命”，而是为了思考在革命之前，怎么样让果子更成熟一些、更能够下咽。

参考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