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中国应该加入吗？

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之所以会有这样难以置信的态度，再一次地，是因为不存在欧洲政权，且欧盟也不信任欧洲的民族国家。因此，不给各国贷款的决定，出自于这样一种有趣的信念，那就是，中央政府要扮演的唯一角色，是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任何程度的通胀！“无通胀”法则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原则。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布罗迪说过，这是十分愚蠢的。的确如此。类似地，欧洲中央银行也不决定利率。它把利率留给所谓的“市场”来决定。而实际上，这意味着，它把利率留给大银行，欧洲的和美国的大银行，甚至在欧洲运营的日本银行来决定。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把自己给阉割了。所以，欧洲人是没有资格来告诉中国人，是他们的错的。为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规则的不是中国人！如果说这些规则是白痴、愚蠢的话，那么，那也是欧洲人的错。

至于其他伙伴，也即大不列颠和日本，它们也为站到美国身后而接受了，并且持续接受着美国的命令，并且把全球整合的货币和金融系统，留给美国来管理。换言之，它们接受了那种有利于美国的，根本的不平衡。这也是它们的问题：如果它们决定听从美国的命令的话，那它们哪里来的自信，抱怨中国不那么做！欧洲人和日本人都有权像美国和中国那样管理他们自己的货币。但他们做了一个政治决定，要站到美国那边去。因此，他们的这个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都与中国无关。

重要的是要理解到这点：这就是核心问题之所在。问题出在美元，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美国政权的排他特权的统治之下的全球整合的货币和金融系统上。这个系统是不可接受的。这个系统本身就是问题。人民币的汇率或卢比的汇率或任何其他货币的汇率都不是问题。绝对不是。

Q：那么，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萨米尔·阿明：真实的问题——不是货币的可变汇率的假问题，而是全球整合的货币与金融系统的真问题——有三组可能的回答。

首先，对那些认为这个系统还没那么糟糕、那些接受美元真的应该是主要的（如果还不是绝对排他的）国际货币的人来说，他们的想法会是，通过一些小的、管理上的改革（大多本质上只是装装门面、说说而已，不是真正的改革），把这个系统恢复到2008年金融崩溃前的样子。

这确切来说，正是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和斯蒂格利茨报告的目标。它接受了这点，即，美元应该继续充当几乎是排他的国际货币（做了一些小的妥协）。但它也接受，美国政府有完全、自主地管理其货币的权利。至于其他国家，它们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美国的命令。这，特别是对南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日本人接受它，那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不认为亚洲人、拉美人、非洲人有任何接受它的理由。这就是斯蒂格利茨式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完全失败了。没有人关注斯蒂格利茨报告，它被扔进了垃圾桶，也没人真正地在乎它。它并没有说服美国的伙伴们，特别是来自南方的伙伴。甚至北方国家，也没有对斯蒂格利茨的建议作任何考虑。

第二套解决方案，是理论上的、理想的解决方案。这将涉及建立一个新的、整合的全球货币和贸易系统，新的系统将不像现在的系统那样，受美元的统治和华盛顿的控制。相反，我们应该想象一个不一样的系统。这将意味着发明或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单位，当然，这个货币单位将由一个主要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以及可能的话，其他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来定义。

“货币篮子”

这个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成分所占的比重，将依各国、或各国家组织对全球贸易的贡献而定。也就是说，接近于特别提款权(SDR)，甚至更加接近于凯恩斯在1945年想象的“班科(bancor)”。这个新的货币单位将是一种现实的国际货币，当然，这种货币也需要得到适当的管理。我们还必须为它发明新的、行之有效的规则。

除需要那样的规则外，这种货币，不可避免地，也要和黄金挂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稳定器的话，那么，系统是不可能稳定的。新的国际货币单位必须被定为等同于确切数量的黄金。黄金汇兑本位制是必要的，但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布雷顿森林时期，也就是从1945年到1971年的那种金本位制度，当时，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受到了美国单方面决定的压制。在这三十多年里，实际上，可以说，美元等同于黄金。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情况就不再是这样的了。

这当然是“理想的”。但这个理想，是不可能的。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遭到了美国及其麾下的盟友——欧洲和日本——的拒绝。换言之，它遭到了三巨头的拒绝。它们不想要它。而如果它们不想要它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有全球共识了。如果没有全球共识，那么，理想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追求理想的解决方案将意味着，写无数篇几乎没有任何效果的文章。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遭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拒绝。

因此，剩下的，就只有第三个选项了。我们——也就是说，和其他国家一样新兴的南方国家——应该力图在我们自己之间建立安排。如果我们可以实现某种跨全球南方的安排，那就再好不过了，但就目前而言，这还很困难。但我们可以建立独立于统治全球系统的那些规则的、区域的安排。我们就把全球系统留在那里吧，我们就让美国人去和欧洲人一起抱怨好了——我们才不关心他们的问题呢。关于这样的区域安排的想法已经有了，但与这个想法相应的实际成就，还极其有限。

委內瑞拉总统马杜洛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出席 ALBA 会议时讲话。（来源：Miraflores Palace / Reuters）

这就是中国人在建立上海组织，和提议与东南亚的东盟区域的一些国家达成区域性的金融与货币协定时心里想的事情。这也是一些拉美国家在建立玻利瓦尔联盟计划ALBA和货币单位“苏克雷”Sucre时想象的事情。

需要做和必须做的事情还多得很。这就是解决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南方不同区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安排，最终可以在全球南方的层面上互联起来。我们必须独立地行动。

我们必须接受这点：既然全球的共识是不可能的，那么，处在全球南方的我们，就必须独立地、并且尽可能地一起行动。上一次G20会议已经再一次证明了，全球共识是不可能的。G7先是拉拢俄国组成G8，继而又拉拢一些新兴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组成G20的努力，本质上已经失败了。我们是礼貌的。我们的政府去参加了这些G20会议，但会议并没有产生任何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独立地主动行动了。

（本文译者王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