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对 6.4的看法
2018.06.09沙海之舟 红旗编者按：对那场动乱的性质如何认识众说纷纭。民运分子始终把它认作是一场“民主运动”，现在每年还在纪念。说到民主就不能不说民主的阶级性。那场运动确实是一场民主运动，是哪个阶级的民主运动？那就要看运动由哪个阶级领导，运动提出哪个阶级的民主诉求。显然，那场运动出头露面的人物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有国际帝国主义势力。 再说运动的诉求，由于那场运动有很多群众参加，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一些造反口号，甚至很革命的口号，比如，打倒共产党内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很快就被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取代，最好的证明是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像”。 为什么？因为人民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组织和领导，而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有组织的运作下，很快整个运动纳入资产阶级民运分子手中。假定没有共产党内资产阶级镇压，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台，人民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今天回头看，当年，无产阶级没有重新上台的政治条件。因此，那场民主运动，从主要矛盾方面说，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其中有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民主诉求，但是是次要矛盾方面。这场“动乱”和苏联等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颜色革命有一定区别，主要也就在这里。 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内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中表现出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反抗，是这场运动中无产阶级大民主，“造反有理”革命精神的自发体现，与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在国内和国外的虚伪，丑恶的表演形成鲜明对照。因此，这一场“动乱”，从总体上说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一家之言，仅供讨论。——和尚 沉默，沉默，——不该沉默，也不会永久沉默！鲁迅先生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去。然而，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六月四日，是个敏感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都如临大敌，动用一切手段维稳，生怕再一次发生那样的运动，恨不得将这一天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然而，流血的记忆是抹不掉的，法西斯的罪行也是抹不掉的。因为，人们不会忘记，――那天，武装直升机、坦克、装甲车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轰鸣，士兵们则手持冲锋枪和机关枪则对准无辜的学生疯狂地扫射，制造了震惊国内外骇人听闻的六．四惨案。有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依附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说法，说学生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充当了“自由资产阶级”的炮灰。将这笔帐算到无辜的学生头上，学生造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反，--何罪之有？--有罪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他们罪恶滔天。为了纪念这个流血的日子，有必要纪念那些为反抗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而流血牺牲的学生，有必要为英勇的学生们洗去身上的污水，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六．四运动的性质 1979年到1989年，是“改革开放”的十年。十年间：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然而，“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继续欺骗广大人民群众，以达到“打左灯、向右转”的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依然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行事。事实上，毛主席早已经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打得粉碎了。农村经过“改革开放”，解散了人民公社，小生产得到“解放”，“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城市经过“改革开放”，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党员实行“属地化管理”，广大党员的作用被边缘化了。鼓励干部“下海”，社会上“官倒”横行，官商勾结，“皮包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尤其是昔日达官贵人的子弟（所谓“太子党”），利用老子的权力，倒买倒卖，大肆敛财。当年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中也不得不承认：“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这样的“改革开放”，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正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六.四运动。
有的同志认为六·四运动的性质“是自由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
“自由资产阶级”，根据建国前毛主席的手稿，“自由资产阶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建国后，由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改革开放截止到1989年，始终是官僚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上即使出现了一些“企业家”，也并未形成一个所谓的“自由资产阶级”。一些“企业家”恰恰是借助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才“富”起来的。也可以说，这些“企业家”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一手扶植的。当时，这些“企业家”对党和国家感激还来不及，何来矛盾一说？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内部的个别人物说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将赵紫阳说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赵是忠实执行邓的改革路线的，始终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始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干将。赵在六.四运动期间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是一句大实话而已。赵之所以这样说，并表示同情学生，无非是怕日后遭到人民的清算，为了洗刷自己的历史罪责，所以在关键时刻把邓推到“风口浪尖”。正因如此，当年《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说：“赵紫阳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
说“主导成分是当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民运”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虽然不是六·四运动的“主导”，所谓“民运”分子也并不是六.四运动的“主导”。六·四运动的“主导”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
六·四运动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边远地区的小城市，运动的主体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一些教师和市民也参与了那场运动，但毕竟不是主体。所谓“民运”分子不过是极少数宣扬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陆续跑到国外去了，在他们看来国外毕竟比国内“民主”。将这些人说成是运动的“主导成分”，实际上夸大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六.四运动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及边远小城，不可能每个城市都有所谓“民运”分子坐镇指挥，所谓“民运”分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六.四期间，笔者所在城市的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包括部分教师也到大街游行，打出“反对腐败”、“惩治官倒”、“反对物价上涨”、“我们拥护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横幅。沿途，许许多多的市民都为他们鼓掌并与他们共同高呼口号。由此可见，六.四运动代表了民众的呼声并得到民众的拥护。六.四运动被“平息”之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当局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从此，人民群众便彻底失去了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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