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师平型关战斗下来，根据毛主席的命令，聂荣臻创立了晋察冀边区。晋是山西，五台山那一块，晋东北，察是察哈尔，张家口那里，冀是河北省，河北省西北部。北边是北平到大同铁路，东是平汉路，南边是正太路，西边是同蒲路，在这个范围内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那时候政府和部队分开了，我们开始参加的时候，组织游击队，有个白店头村，是山川交界的方，进可攻退可守，我当宣传队长，宣传队长什么都干，首先是宣传，两句话，广泛开展游击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具体任务，第一就是动员参加游击队，那时还不能叫八路军，最初有枪的不到十分之一，后来十分之二三，很多人是大刀，锚子枪，最初叫义勇军。我们两人，四五天时间动员了二十来个小伙子参加游击队，特容易，第一抗日不当亡国奴，第二因为没饭吃。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很多人冬天春天就揭不开锅。百姓说，到白店头打鬼子吃粮去！一个打鬼子，一个吃粮，动员很容易。到战争后期，根据地青壮年都动员完了，后来动员也不容易了。后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我是民运干事，有个村叫加贝，加贝村每个人我都认识。村里就剩下一个拐子，别人都参军了，结果好多大姑娘都追那一个拐子。另一项工作就是合理负担，合理负担一项工作就是筹粮，那会一般穷苦百姓没有粮食，在县里找了几十个地主，地主家有粮，客客气气地将他们请到县城去，给他们吃饭，和他们谈话，讲爱国是光荣的，都是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好多地主也拿出粮了。有的不拿，我们不说软禁，反正不让他回家，最后也拿出来了。当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一条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这个，我们加个有粮出粮。这口号没人能反对。后来组织老百姓扒铁路，晚上去，前面有人放哨，一方面破坏交通，另一方面收获钢轨。那时正在筹建兵工厂，兵工厂的钢材就是用扒的铁道。再一项工作是骚扰敌人。骚扰敌人有多种办法，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买鞭炮放在洋油桶里，当时都是棉籽油点灯，少数人用苏联老鹰牌煤油，听起来声音很象机关枪。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放，放完后我们就到远处的村睡大觉去了。日本鬼子在抗战初期弹药充足，特浪费，他们就通通通打一宿炮，后来他们也节约起来了，弹药不足。 开头组织名称叫“唐县武装抗日救国自卫会”，既是政府，又是游击队，当时国民党政府跑了，马上建政府也建不起来。后来八路军来了，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建立了边区政府，县政府和各级政府都建立，军政分开了。我在宣传队，就划归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要搞宣传部门，国民党时代有民众教育馆，我们沿用这个名字，叫民教馆，实际是县委宣传部，部长是我们的主任。搞个油印小报，刻钢板，一张腊纸大概能印二百五十份。自己编，自己刻，自己印，自己分发，还有其他的宣传。 1938年，这时候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出来了，当时是件很重大的事。那时还没有书，怎么办？新华社在延安每天广播，念得很慢，有人记录下来，刻钢板，印发下去，我们看油印的，每天看一部分。我们看《论持久战》，大开眼界，可以说是五体投地。《论持久战》里有一句话，“四万万人一起努力，最后胜利是我们，这句话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那时跟老乡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道理讲不出来，一看《论持久战》，大开眼界，没看过这样的政治军事书，逻辑性特别强。《论持久战》有个副标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以及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个为什么，一个怎样，原来有个很长的副标题。最后正式出版时将副标题去掉了，但内容还是按这个结构。《论持久战》120节，每一节都是编号。第59节叫“能动性在战争中”，前边的部分是讲客观是什么，也就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后半部分讲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前边是客观条件，后边是主观方针。毛主席常讲，历史提供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若有正确的指导，能演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正式版本中话剧改为戏剧了。没有正确的指导，虽有条件也不能胜利。 前面部分驳速胜论，后面批亡国论，失败论，非常精彩，有句话，一个乡下的学生写信来，说是地主们都说中国打不赢日本，最后还得亡国，他们的影响比我们大，后来知道写信的人叫杨展，我一个同学，杨开慧的侄女，华北联合大学第一期和我一块学习。人们知道她是毛主席的亲戚，什么亲戚她也不讲。大家很敬重她，一次夜行军中从悬崖中掉下去牺牲了。解放后我看毛主席书信集里有封给他岳母的信，里面说到“展儿”，说展儿已经在华北抗战中牺牲，当时没有告诉您老人家。当时批亡国论和速胜论，重点是亡国论，亡国论很盛行，速胜论是次要的，一个平型关，一个台儿关大战，根据这两仗就发生了速胜论。八路军刚到边区时百姓也流行速胜论。前者是机械论，后者是唯心论。我当时还动员一个说书的老先生，叫王尊山，他不仅能说，还能编书，他就编了个书段，设立了两个人，一个叫张二楞，一个叫李小胆，张二楞是速胜论，李小胆是亡国论。很受欢迎。文章里有一段，叫“问题的根据”，“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进行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都在这里。”从实际出发，将特点全抓住了，一方是帝国主义，一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战争是决死战争，根据这个，说双方的优缺点，有四个对比，一是敌强我弱，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组织力，经济力量都远超中国。二是敌小我大，日本土地少，中国土地大，人多，第三敌退步，我进步，这条太重要了，日本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没落的，列宁的定义，中国已经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中国在进步，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在以前没这条，也大不相同，抗战是在建立新中国，不是恢复旧中国，建立民主的、人民的新中国，这时的共产党已经过两次失败而趋于成熟，一是陈独秀，一次是王明，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是毛主席指导，毛主席指导没犯过错误，一直是正确的，英明的，党成熟了，且锻炼出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四是敌寡助，我多助，过去有句话叫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中国是正义战争，所以得到世界人民和许多国家的支持。四项对比，总结十个月的经验，引证出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防御，第二是相持阶段，第三是反攻阶段。最艰难、最关键、最长的是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是我们由弱转强，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强我们的力量，相持阶段的后期我们力量逐渐地超过敌人，形成最后的反攻阶段。这三阶段，看了后心里豁然开朗。如何打法，总体是采取人民战争的路线，军事离不开政治，说了三个辩证关系：第一是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上是持久战，战役是速决战。第二是外线中的内线，整个敌人是外线，我们是内线，如我们采取主动的进攻，则可以反过来。第三是防御中的进攻，第一阶段我们是防御的，但战术是我们要采取进攻，不是单纯防御。落脚点，兵民是胜利之本。国民党是单纯军事路线，他是脱离群众的。毛主席军事著作，全世界都学习，五大军事名著，有人说《论持久战》名列其首。当时感觉是五体投地，以前对毛主席是敬仰的，但不具体。《论持久战》太高明了，所以《论持久战》一直到不久前我还经常重读，重读时我是把它当哲学书来读的，它从实际出发，辩论地看待各种（关系），比如持久中的速决，外线中的内线，防御中的进攻，这是军事辩论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军事学。毛主席讲过，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敌人不能利用的，资产阶级不能运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有次蒋介石见了叶剑英，叶那时是八路军的总参谋长，说你们红军、八路军长处是打游击，以后国军也要学习游击战，就在庐山脚下开了个训练班，专门请叶剑英来讲游击战术，叶就讲了，以后国民党派一些军队到敌人后方打游击，但打不成。因为他脱离群众，都失败了，有部分后来当了汉奸，变成伪军了。 1940年，毛主席又出一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是解决军事路线，《新民主主义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路线，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从直接的意义上来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污蔑共产党的反共言论，（他们）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一个是指导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就是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来执行的。我在晋察冀边区，那时彭真是书记，聂荣臻是司令员，就是按这个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首先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是关键，各革命阶级，这里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也没有明确排除在外，排除在外对统一战线不利。但是，各革命阶级，暗含了一层意思，你要革命就参加进来，你要不革命，那就要考虑考虑。经济上，现在是减租减息，将来要以必要的形式实行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话。同时，大银行、大工业归国家所有，当时没有提出落收官僚资本，当时搞统一战线，不能说，这是用的孙中山主持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里的话，同时保护民族工商业。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现在我们还用这个（提法）。《新民主主义论》一出来，（我的）思想马上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抗日战争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并不是仅仅打走日本鬼子，这点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了，个人体会是非常大的提高。 抗战中提“减息减息”，老实讲“减息”没有太提，因为你减息，他就不借给你钱了，所以后来不太强调这个了。群众的生活也主要不能靠借贷，根本问题是减租。土地改革改为减租，我开始认为是个很大的让步，后来真正做起来，感觉到减租的意义非常重大，这给地主留了一定的余地，团结地主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一些开明地主，这是必要的，减租减息，还要交租交息，这些都向群众讲清楚了的。但是，通过减租斗争，农民翻身，夺取了政权，根据地有个政权问题。政权在我脑子里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上面的政权，晋察冀边区，边区下边的专区，专区有专员，县里有县长，这个问题都不大，因为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都是八路军派的，聂荣臻派的，彭真派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和共产党友好的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份子占三分之一，留一步分中间份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边区政府主席叫宋劭文，宋劭文解放后当国家计委副主任，他原是地下党，后被捕，出来后面目改变了，当山西五台县县长，阎锡山任命的，因这他有这个身份，所以让他当边区政府主席。实际上他还是秘密党员，聂荣臻单线领导。副主席叫胡仁奎，胡仁奎表面上是国民党，实际上也是我们秘密党员，抗战中间蒋介石让晋察冀派人去汇报工作，就派胡仁奎去了。胡仁奎汇报后就回延安了，解放后胡仁奎当外贸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些开明士绅。上面的好安排，关键是基层，广大农村谁掌权，八路军在，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向着穷人，但是见了地主还是有些害怕，减租他们叫恩赐减租，农民不愿意亲自跟地主交涉少交租子，让上面派的干部跟地主去说，不愿撕破脸，这时就要发动群众，我做减租工作不少，发动群众就是“要翻身先翻心”，在农民中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过去地主有个说法，我要不让你租种我的十亩地早把你家饿死了，农民也有这样的说法，我要不租地，我自己没有地，我吃什么？人家租地给我，对我有好处。农民搞不清这些问题。谁养活谁？土地是天生的，是农民费力留汗种出粮，背上口袋送到地主家去，谁养活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或剩余价值论的一个通俗说法。你跟他讲剩余价值论他搞不清楚，你说谁养活谁，这个能搞清。当然严格从科学意义上来说，地主剥削不能算剩余价值，只能算剩余劳动。“要翻身先翻心”，翻心之后，农民就理直气壮，要农民自己跟地主去讲理，要撕破脸才行，不跟地主撕脸不行。地主也有各种鬼花样，有个地主，开减租大会，他就拿出一盘小磨子，说我为什么成为地主，是因为我的祖先特别勤劳，除了种地外还磨豆腐，赚了钱，所以地多了，你们的祖先种完地就睡觉去了，所以减租好象是不大合理的。这个时候就跟农民开会，向地主算账：你磨豆腐，一天能磨多少？一天能挣多少钱？磨上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能买多少地？为什么你现在有二三百亩地？值多少钱？是磨豆腐磨出来的吗？这样把地主驳倒了。所以要通过减租，把农民思想转过来，然后在减租斗争的基础上选举，把政权拿过来，光选举不顶事，西方人将选举说得天花乱坠，你要不经过斗争，那选票还是地主占优势。群众翻身翻心后，农民能够自觉，基本群众掌握了政权，那时搞统一战线，不用阶级的提法。所谓基本群众，就是贫农，贫下中农，中农，还有小工商业户。没有基本群众掌握政权，过不了相持阶段。后来敌人开始扫荡，后来都不得不退出，他是以小国凌大国，不可能驻很多军队，最后实行碉堡政策，加上伪军汉奸，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候，如果是地主掌握政权的村，最后都倒向日本人，坚持不住，要掉脑袋的，地主不可能坚持。各地维持会长都是地主，不会是穷人。只有穷人，基本群众掌握的政权，才能在相持阶段坚持。动员参军也好，交纳公粮也好，照顾伤病也好，侦察敌情也好，给八路军引路也好，所有这些，没有基层政权的变化是不行的。另外，基层政权巩固的后果，地主的生活也能维持，但比农民高不了很多，所以地主很多卖地的，农民买入土地。过去我有些统计材料，我搞农业税，做过调查。所以到47年土改的时候，老区的老百姓说土改是“割封建尾巴”，因这减租以后地主的地大部分都卖掉了，土改仅剩下尾巴了。减租政策，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书上没有，我说的是亲身体会。 抗日战争说到这里，解放战争不说了。 (未完待续）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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