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阶级基础

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阶级基础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根源

文/一元

引言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必须从经济科学的观点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农民的经济要求的一切加以考察。只要深地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对自己说：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农民在近代阶级革命中的典型命运

农民是小私有者与小生产者，是资产阶级产生的来源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同盟，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牺牲品。农民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因为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大量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必然是资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和合作伙伴，农民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封建地（领）主是一个本能的选择，然而农民却不可能看到自己未来的悲惨命运。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己却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不仅自己的财富、身份、甚至自己的劳动力都必然会被资产阶级所掠夺与吞并；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一个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力提高，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资本、资源、市场、劳动力的需求增大，必然就会要求着资产阶级集中资本，兼并农民土地，掠夺农业资源，垄断市场，支配农民的劳动力。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是最早工业化的国家。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场运动对于英国农民是一场灾难，但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在“圈地运动”初期，许多的英国农民是支持的也是积极的。13世纪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批关于圈地的法令，规定领主在圈地时，必须给农民留出足够的牧场。据统计，1455年至1607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有50万英亩，但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有人说，在那个“渴求土地”的年代，“在对土地的渴求中没有人比自耕农更贪婪”。这一时期自耕农是主要的受益群体，土地被剥夺的主要是租地的小佃农与公有土地份地的持有农。1688年以后，英国政府制定大量的立法公开支持圈地，使圈地运动以合法的形式进行，规模更大，据不完全统计，通过这些圈地，英国有六百多万英亩土地被圈占。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18世纪通过《公有地围圈法》后，出现更大规模用暴力把农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农民对公有地有使用权，而西方法律中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强行夺走、然后据为私有的圈地运动。仅“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走350多万英亩公有地，农村居民却未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耕农大量减少，几近消失。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英国的小农基本被资产阶级剥夺得干干净净，英国农业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农业时代。

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更加血腥。美国独立战争以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5%，由于地广人稀，家庭农场是典型的生产单位。美国独立之后，在“西进运动”中为了吞并北美西部印第安人的土地，实施了种族灭绝的战争政策，数百万的印第安人在这场战争中被杀的同时也丧失了他们耐以生存的土地。美国资本主义不是靠剥夺农民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霸占矿山资源，利用欧洲技术、设备与劳动力形成工业开采能力，通过矿产资源的出卖、冶炼加工与生产制造而逐步发展起来。美国家庭农场也经历了一个被农业资本剥夺的阶段，主要是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导致了大批的中小家庭农场破产。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1935年美国农场高达680万个，但是随着二战后大量的中小农场倒闭破产，到目前美国剩下约220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有2400亩土地；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约2%，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到1%，农民数量300万左右；其生产总值也只有全国总值的1.2%，但养活了美国3亿人口，而且还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10%，位居世界第一。美国资产阶级彻底剥夺了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交付到欧洲移民的农民手中耕种，通过农业资本的竞争对农民进行剥夺，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先进的现代农业，剩余的农民已经被彻底的改造成为农业工人。

俄国十月革命是依靠工人苏维埃直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夺取的全国政权，再加上紧接着残酷的叛乱和外国干涉战争，导致苏俄政府使用阶级斗争手段剧烈，使得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剥夺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基础上。苏俄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政权极度不稳定，白匪叛乱与帝国主义干涉最严重的时候丧失了全国3/4的土地，有了长达4年的革命卫国战争。苏俄革命是从城市进入农村，没有土改阶段，通过国家法令直接就宣布土地国有，免费交付农民使用经营，对城市大工业企业及商业直接国有化，消灭大资本；苏俄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卫国战争期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苏俄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一直比较尖锐。斯大林时期开始强行国有化，结束延续千年的传统农村公社自治组织，直接集体流放了约四十万户富农家庭，将农民强制赶入农庄成为农业工人，彻底牺牲了农民利益为工业化和国有化服务。全盘集体化与消灭富农阶级这两项运动标志着苏联农村政策和农业发展道路的彻底转向。实行非常措施引起了农民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进而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引发社会急剧动荡，并导致农村生产力遭严重萎缩。据统计，1929年农村的大规模、集体性反苏示威的参与人数超过24.4万人，而1930年的参与人数为1929年的10倍，达到246.8万人

综上所诉，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来实现的，即便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也不得不强迫解散农民自治组织村社，损害农民利益。   

农民从革命时代的受益者到建设时代的利益受损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全国共有四亿二千多万农业人口地区即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业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中三亿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土地改革大大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促进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明显改善。以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为例，它们的产量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分别增长8.7%、48.8%、22.4%，1952年又比1951年分别增长14.1%、26.5%、12.5%，这充分显示了土地改革对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并直接促进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是利益被侵占者。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化工业只占10%左右，大部分工业是作坊式的手工业。即使在1952年的81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化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只有26.6%。这就说明仅靠有限的现代企业内部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工业化资金积累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的农业。于是，以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体制遂成为保障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制度选择。这就是说，对于落后的小农经济而言，加速积累，加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整个人民公社期间，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资金则为5303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2亿元，平均占积累总额的77%。其中人民公社期间统购统销--剪刀差的形式共从农业领域抽走农业剩余4198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0亿元；相当于每个农业劳动力向国家提供资金达1589元，平均每人每年达63元多。当时农村劳动力日报酬一般在0.6元左右（各地区日报酬不同），一个全年不休的农民年收入在182.5元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个农民每年为国家白白上交了25%的收入（实际上更高）。

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对等。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用剪刀差增强工业积累，不得不有计划的控制城市规模，工厂建设规模，农业人口长期占总人口的90%。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1966年为2.98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含国有、集体、城镇个体）为0.535亿人，农村为2.45亿人。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17.9%，后者占82.1%，两者之比约为2：10。直到1976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3.88亿人，比1966年增长30%，而城镇职工人数为0.87亿人，比1966年增长63%，农村为3亿人，比1966年增长22%。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22.5%，后者占77.5%。两者之比缩小到约3：10。根据对某县调查显示，农民人均收入50年代为108.4元，60年代为135.66元，到1977年达到150元；城镇职工收入195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557元，60年代有所下降，1969年为570元。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民收入有所增长，而职工收入增长缓慢，但工农收入差距是很大的，职工工资几乎是农民收入的4倍，导致了工农二元对立的客观存在，农民对跳出龙门的普遍向往。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36：1，全国2.5亿绝对贫困人口全部在农村。

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城乡隔离，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客观上造成了对农民的一种压迫。1949年至1957年为人口自由流动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农民土地还在自己手中，个体小农经济是主要形式，为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户籍管理的功能要素主要是突出在公共安全管理,维护“革命秩序”和社会稳定，“发现、拘捕反革命分子”同时，“保障人民自由流动的权利”。1953年11月，实施“统购统销”，利用“剪刀差”，把农业积累大量原始资本积累投入重工业，大量国营工厂开始创建，围绕工厂开始建立了许多的新兴工业城市，作为结果，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由于城乡差别扩大，农村居民期盼入城，导致了1953年到1957年期间，城市人口由7800万快速增长到1亿2300万人。1958年至1977年为人口流动严控时期。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规定，为实现“维护城市秩序”目的，农民入城审查极为严格，严格控制农村至城市的人口流动，形成城乡人口流动的阻断，农民定居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以服务于计划经济的生产和分配模式。但这种政策长期不变，是对农民生存权利的一种剥夺，也就会形成对农民一种压迫。

农民在整个中国革命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农民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自身无法完成阶级进化，只能依赖于国家的组织力量实现农业工业化出路。国家的工业化积累过程完全要自力更生，不得不剥夺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由于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保证了对农民整体的平稳的隐形的平均剥夺，因此没有造成工农矛盾的激化，也没有造成农民群体的贫富分化，但造成了城乡差距扩大，工农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农村有2.5亿庞大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数。限制农村人口自由流动，造成农民贫困固化，农民政治地位偏低，也逐渐形成歧视农民的社会道德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夜的政治经济状况

经过20多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工业积累基本完成，我国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1978年，我国钢产量超过了3100万吨，工业总量跃升为世界第六。中国不仅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还成功的引爆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同时在航天、核能、激光、生物、计算机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也达到或者十分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也具备了工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过的水利建设和交通运输大规模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以农业产业链为主的地方小工业发展迅猛，农村社队企业也纷纷出现，粮食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总体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到基本温饱。成人识字率、学龄儿童入学率、在校大学生人口比例、科研人员占职工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口素质明显改善。

文革时期因为官僚阶级为了转移“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方向，大肆挑动群众内部斗争，把严肃的政治路线斗争庸俗化，扩大化，在社会上进行过度泛滥打击，把一切言行均纳入政治路线斗争范畴，穿件衣服，坐个沙发都要上纲上线，因言获罪更是常事，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已经严重的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也导致普通工农群众逐渐的厌倦了这种过度泛滥的政治斗争。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国营企业工人都几乎没有涨过工资，物资供应不够，几乎一切消费品都需要票证。为了解决城市就业，许多工人进厂，导致部分国营企业人员超编，生产效率开始降低，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甚至有的工厂基本到了停产的地步。不干活也拿钱是当时一些企业的状况，武汉锅炉厂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喝碗酸梅汤（意思是：七点上班，八点溜号，九点钟人就跑光了，下午上班只是为了去享受每人一碗酸梅汤的福利，喝完就走，没人管”）。工人生活普遍存在“三少一多(工资少、东西少、花钱少、人口多)”的情况，工人有盼望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要求。因为长期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脱离土地只有有限的途径，招工或者参军。虽然文革剧烈的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但其作用逐渐减弱，普通群众初期的政治激情渐退，社会风气需要转变，工人需要提高收入，农民需要改变命运，使得当时的社会已经处于一种社会需要变革的氛围。

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美两国正处于建交谈判过程中，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密切关注中美谈判，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总体倾向缓和。因为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严重，美国进退维谷；苏联国力日益强盛，在美苏对抗中美国也处于守势，需要中国牵制苏联；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不断恶化，中国也需要美国对苏联形成战略牵制；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力增强，美国也不得不重视中国力量。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减弱，实体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出现经济滞胀，但是美国成功的将美元与石油结算价格挂钩，使得美国国际金融信贷业务却发展迅猛，推动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扩张。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以资本输出代替产品输出，实现自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将大量中低端产业外移。

改革开放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与我国政治经济需要变革的状况相遇，中美在政治上的和解，加上资本全球化的推动，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合作创造了可能。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向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但是走什么路具有可选择性。是继续独立自主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妥协与欧美资本主义汇合，对于当时的执政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最终执政者还是一头扎入欧美资产阶级的怀抱，走资派这个文革时期的政治身份，最终还是他们自己坐实成为政治罪名，他们逐渐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