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青年》1是一部不错的纪录片。伊文思说，“一部纪录影片的力量主要来自它的内容。”2更准确地说，来自内容与形式的贴合。在我看来，《工厂青年》发现了我们时代的症候，并且找到了较为贴切的再现形式；它让我们看完电影后，不得不严肃地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对一些重大命题进行思考。在《工厂青年》中，这些重大命题多是以两个或多个一组，构成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社会整体。然而，在今天关于现实的叙述中，无论是政策文件，还是媒体再现，抑或文学艺术，乃至学术论文中，这些原本属于一个整体的对象却常被割裂开来，被视为一个个各自独立、自成系统的部分。而《工厂青年》则重新将这些被孤立对待的部分放回到一个整体中。这个整体首先是这部纪录片，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虽然作品尚未能建立整体性，当然更不可能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但它是一个开始，标志着一种重新整体化意识的觉醒，为我们重新理解现实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工厂青年》有两个版本，一个3小时正式版，一个5小时导演版（实际是5小时40多分钟）。拍摄历时近7个月，据导演郭熙志介绍，7个月里，一共拍下了500多个小时的素材，约7个T的容量，全部的剪辑等后期制作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最终于2016年9月完成3小时版，同年12月完成5小时版。本文主要讨论3小时版。

为方便讨论，也为了让大家了解《工厂青年》拍摄的背景和基本出发点，我把片头的三段文字抄录如下：

大约有三亿的工人在中国的工厂工作，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3，受过中等以下的教育。他们生产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他们所在的工厂被称为“世界工厂”。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工厂里出现了被称之为“新生代”的工人。新生代的工人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大部分虽然来自农村，但从八十年代出生的来自农村的工人开始，已经没有人会种田了。

深圳市康佳集团下属的康佳通讯制造总厂，是一家有三十年历史的国营工厂，也是中国第一部本土手机的制造厂家。这座工厂生活着近千名新工人。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6月6日，本片摄制组前往工厂拍摄，和这些新工人吃住工作在一起。

也就是说，《工厂青年》是以康佳通讯制造总厂来自农村的青年工人为再现对象的纪录片。3小时版依次有4个部分：工厂、青年、故乡和日记，以康佳通讯制造总厂来自农村的青年工人为切入口，勾连起城市与乡村以及农民和工人，以来自高校的拍摄者勾连起工厂与大学/学院以及工人和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将被再现者与再现者组织在这个作品的整体空间中，带出所要讨论的问题。

当大学生遇见工厂青年

一位看过《工厂青年》的网友在豆瓣上说，第四章“日记”部分，完全没有必要。那就让我们从第四章说起。

第四章 “日记”是摄制组成员的影像日志，以其中一位女大学生阿涵为主，记录了女大学生自进入工厂车间，与工人一起劳动后，晚上回到宿舍里的叙述。片中有两位女生（阿婵和阿涵）4在工厂工作整整一个月，且按照导演要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下班、加班时间和工作量均与工人相同。“日记”部分一共选择了13天，时长近50分钟。

日记从第1天开始，两位女生坦率地表达了对自己在镜头中形象的担忧，其中阿涵对自己第1天的工作成果还比较满意，感觉自己的“手还是蛮快的”。但第2天下班时她们就与导演发生了冲突。因为她们迟到了，而导演要求“完全百分之百地按她们的工作规矩来”，将她们的迟到理解成不能吃苦，用了很严厉的话批评她们：“如果这一点苦头都吃不了的话，我们这个片子完全没有必要搞。咱们回去做自己的小姐。”而“你们将错过一辈子难得的唯一的机会”。这个唯一的机会应该就是指作为流水线上的工人的体验，以及深入到工厂车间，学习并掌握拍摄纪录片的经验。导演还进一步强调，“如果没有这些困难，要我们来干嘛？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容易完成的事情，有什么价值呢？就是因为它非常难嘛。”拍纪录片一定要与被拍摄对象“共同”生活吗？这样会产生什么效果？导演希望以此表达什么？为什么这是一辈子唯一的机会？为什么因为难才有价值？这个价值究竟是指什么？我们且先提出这些问题，稍后再作分析。

接下来的几天，阿涵和阿婵按部就班地上班、加班，日记也以叙述上班时的感受、见闻和经验为主，看起来比较琐碎，从最开始担心戴上工作帽形象不佳，到忘记摄像机的存在，继而完全被产线上的“工作”和进度所左右，以及偶尔与工友交流，而情绪大体是愉快的，有时甚至是兴奋的、颇有自信和成就感的，虽然偶尔也夹杂着因困倦和疲惫而产生的消沉。然而，到第6天，阿涵的情绪变得很低落，在镜头前长久沉默，说不出话来。之后，低落的情绪就更频繁，并更趋痛苦的激动。至第12天，从开始较为平静地面对镜头叙说对纪录片的喜爱，到渐入状态的倾诉，再到逐渐激动，情绪越来越不加掩饰，难以控制地爆发，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哭泣中诉说要逃走的强烈愿望。这一天的日记时间最长，达16分钟。毫无疑问，发生在第12天的情绪总爆发是在此前11天几乎没有休息、也很少不加班的“工作”中慢慢累积起来的结果。特别是在第11天的日记中，阿涵面对摄像机，开始讲述并分析今天出现的堆机原因，她觉得是管理出了问题，这与康佳这个国营大厂是完全不相称的。她体会到一种“无语”的无奈，由此使她“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挺没用的事情”。发生在这一天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阿涵终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假如我真的就是一个产线工人……”阿涵在后来的叙述中越来越激动，但这一天她终于还是控制住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正是阿涵这句话所表达的：“我心里很明白，我可能就所谓再‘忍受’最后半个月，可能我就离开这个地方了。”虽然阿涵只是由这些工厂青年对未来的迷惘联想到了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未来而陷入痛苦，但她的那个假设已经涉及一个我们后文将要讨论的重大问题，并由此带出与之关联的很多问题。

乍一看，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阿涵是大学毕业生，不太可能成为一名康佳这类制造业的产线工人。我们多半会用社会分工去解释，并以此安慰阿涵。然而这种社会分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阶层的差别，并不能消除阿涵对自己未来的忧虑。阿涵对工厂青年的同情很快被对自己未来的不可知的恐惧所驱逐、占有，在恐惧的压力下，疲累的身体爆发出本能的宣泄，濒临崩溃的精神如火山一般喷发了。“忍受”与新工人同样的工作、生活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结束，但不确定的未来和意义的失落却是他们共同要“忍受”的。

阿涵在第12天的叙述最符合“日记”秘不示人的特点，它就是一段“私影像”。正如郭熙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私影像的可贵之处在于走向内心真实，这是它超越直接电影的表面性所在。”5阿涵不能对现实生活中身边人倾诉的情感和想法，在沉默的摄像机面前喷涌而出。她从自己对纪录片的热爱开始说起。在一些纪录片中，她感觉到了“温暖”，她说：“好的东西真的是能触动到你的心灵的，所以当时就萌生了自己想拍纪录片的想法。可是，一步步走来，一直到现在，自己曾经也尝试过拍一些人物的一些题材，但是自己都是有一种，很原始的一种，什么也不想的一种冲动，就是去拍一些，然后在拍的过程中间，和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还有在拍摄过程中经历的一些事，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我感觉拍片子，还有做片子，还有看片子，看这些真实的影像，有时候会找到一些对自己，对自己的处境，包括对自己的心态的一些安慰。就是一直在努力去贴近更多人的生活，去跟更多的人去接触，然后去获得一些爱和力量，可是我发现到现在，我很困惑，因为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在感受到一些爱和力量的同时，我又能感觉到一些恶意的伤害。”6她将产线“工作”中和拍片过程中遭遇的一些问题理解成“伤害”，突然间，她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她“要逃走”，“要赶紧离开那个地方”，她不断地说“好累”，情绪也随着叙述逐渐深入内心而越来越激动，以至于哭泣、泪流满面。她觉得拍片子拍到现在，自己“越来越不快乐了”；她觉得别人都不理解她；她“觉得自己心态特别不好”，她“不喜欢这样的我”；她“感觉特别脆弱，特别无力”；她“很难受”……在长久的沉默后，阿涵起身关掉了摄像机，画面在短暂的黑屏后出现了一般影片片尾的职员名单。但影片并没有结束。

日记的最后一天发生在第22天，影像没有像以前那样完全以宿舍中面对镜头的叙述出现，而是从开始的黑屏白字和阿涵的画外音，过渡到影像再现阿涵叙述的部分内容。疲乏的阿涵回到宿舍，觉得躺在床上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想起上班时的情形，“突然感觉我所处的空间好像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扬起的镜头对准两栋建筑物之上，一片纯净明朗的天空，天是蓝色的，有白云飘过。阿涵说，“当时不知道怎么，就感觉，好像，这所有的一切，也不是说像一场梦，就觉得，好像，好像很奇怪，好像是在另一个空间一样。”影片就在这对于阿涵来说好像另一个空间的隐去中结束。

一些豆瓣网友之所以认为第四部分完全没有必要，是觉得它偏离了“工厂青年”的主题，让两个“假工人”独白，不如让真正的工厂青年自己来表达，因为“学生明明是不同阶级背景身份的人，怎么可能表达出工厂青年”7。不能说这个看法全无道理，但是，就《工厂青年》而言，影片的主题已远远大于这四个字所表达的含义。我们不能忘记片头特别交代的背景，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中才能把握这些工厂青年的位置、状况。他们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之中，但在主流社会，他们从来都是被代言、被再现，虽然因为富士康2010年的十四连跳的自杀事件，和2014年新工人诗人许立志自杀，他们的自我表达得以进入主流媒体，但多半仍局限在文学领域。新工人的工作、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对未曾进入过工厂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而且，我们还被某些有形无形的东西阻断了了解的通道，甚至连了解的冲动都不曾有，因为我们有各自的生活世界，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仿佛是一个孤岛，这个孤岛最多能扩展到家庭，此外就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看不见他人的痛苦和快乐，我们更看不见不同阶层/阶级的生活世界；有时我们会将偶尔的一瞥就当作全部，用想象填补空白。整体消失了，有机的关联不存在了，社会成为无机物的聚散，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正是在社会严重的无机化的语境中，《工厂青年》让工厂青年与知识分子彼此看见的尝试显示出了独特的力量和意义。

社会的无机化与知识教育的专业主义

必须看到，在影片中，工厂青年与知识分子的“彼此看见”其实是单向的，工厂青年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并不了解，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工人向摄制组了解的镜头，这无疑是个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是由于导演过于强烈的再现新工人的意图造成的。但这个再现的强烈意图并不是通过一个视点完成的，“日记”部分的意义正在于此。“日记”部分是一面镜子，正是通过这面镜子，新生代新工人的处境才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阿涵濒临崩溃的哭泣，工友阿健们的生活世界的糟糕不会如此强烈地震撼我们。而它让我们震撼的方式，如网友所云，是“野蛮”的，甚至残酷的。通过一定程度上的逼迫，一定程度上的“艺术至上”的意识形态诱导，导演让阿涵和阿婵暂时抛弃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为新工人，并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她们因此不得不承受从未经验过的身体的疲劳、心理的紧张、情感的折磨和意义失落的危机。她们真心认同纪录片的艺术价值，正是这一份认同使她们“忍受”了这一切；然而也是因为这个认同，使她们更多地专注于自我的世界，无法将思考的方向指向新工人，对这些工厂青年，她们表现了足够的同情，但也仅止于同情。而也正因为她们独白中强烈的自我意识反而更有力地凸显出新工人的艰难处境，因为她们的自我意识正来自这个短暂的角色转换，来自阿涵在“工作”了十多天后才想起来的那个假设。

虽然阿涵们感觉到了自己与这些工厂青年们同样有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但她们肯定也知道，毕竟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环境，以及工资水平、社会关系等还是存在很大不同，更何况还有“纪录片艺术”这么高贵的目标在向她们招手。但她们不知道，在齐格蒙特·鲍曼的笔下，在发达的欧美，她们这一类人被命名为“新穷人”8。必须看到，鲍曼定义的“新穷人”与当代中国的情形不完全一样，鲍曼将新穷人的产生视为技术进步、生产体制的变革和消费主义的结果，而在中国，更确切的应该是廉思的调查报告所使用的“蚁族”概念。2009年廉思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近年来，“蚁族”已成为工作、居住在大城市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代名词。他们多半毕业于非一流的高校，出生于农村或内地中小城市和城镇，所学也多半不是劳动力市场急需的高精尖和紧缺的专业，没有能力支付大城市中心的高额房租，更没有能力购买大城市价格高昂得离奇的住房，只能如蚂蚁般地生存在大城市的边缘或城中村，甚至与该城市相邻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