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德国党内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从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对德国党内先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过认真的批判。 在“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斯坦三人共同署名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他们鼓吹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成为“一切富有真正热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解放，而应该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不应当以暴力革命吓跑了资产者，而应当声明“走合法的及改良的道路”；为了争取更多的资产者合作，党还应当把党的纲领无定期延缓，而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于最近的目标，用于各种琐碎的事情，用于议会活动上。他们竟然要党向俾斯麦表示忏悔，“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后来，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斯坦被称为“苏黎世三人团”，因为他们三人当时流亡在瑞士苏黎世，通过他们主编的党报来散布他们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无情揭露了“苏黎世三人团”，指出这批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赫希伯格原来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是靠自己的钱捐资入党的，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没出息的人”。在他出钱主办《未来》杂志时，做过银行职员的伯恩斯坦担任他的秘书，并写文章宣传社会改良主义，而施拉姆不过是一个“好心的庸人”。这些人钻到党里来不是立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要按照他们的观点来改造党、来指导工人运动。 1880年8月，在瑞士维登召开了地下党代表大会，大会对“哥达纲领”做了很重要的修改，删去“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的一段，决定今后将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同时，大会决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所担任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职务。但是，维登大会以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议会党团为据点，时常抬头，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政策代替革命的政策，把党变成俾斯麦的御用工具。自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取代了拉萨尔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在德国党内占了上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不断露头，是德国党后来蜕化变质的先兆。 1883年，马克思不幸逝世。1895年，恩格斯不幸逝世。1899年，伯恩斯坦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潮。在当时，德国党内的主要领导人和著名理论家，无论是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还是考茨基，都坚决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观点。但是，党没有对修正主义首要分子给予及时的纪律制裁。  二、社会民主党的进一步分裂和德国“十一月革命” 1．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右派、“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左派（斯巴达克同盟）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各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稳定、“繁荣”的时期。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虽然不断发展，但基本处于积蓄力量的“蛰伏期”。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蔓延，政治危机也不断出现，战争阴云笼罩着欧洲。然而这时，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机会主义倾向却日益滋长。首先是1899年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件促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激烈争论并日益分裂为两大派别。在德国，随着党的领袖倍倍尔1913年8月逝世，党的领导权正式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之手，1913年艾伯特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公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为代表的右翼公开投靠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以斯巴达克派（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反对“保卫祖国”，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候也向左派靠拢。 1917年4月，“中派”同右派分裂，在哥达城召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斯巴达克派决定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党内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保持斯巴达克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2．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意志帝国的经济陷于崩溃，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日趋高涨。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反对同英国舰队作战，举行起义，并建立了全德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揭开了“十一月革命”的序幕。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柏林、汉堡、不来梅、莱比锡和慕尼黑等地的工人和士兵奋起斗争，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厂矿企业和一些政府机关行使革命权力。11月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末代皇帝威廉二世逃往荷兰。武装的工人和士兵控制了整个首都，斯巴达克派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被右翼掌握，革命胜利果实落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集团手中。这个集团的领导人F·艾伯特和P·谢德曼等人组成了“人民全权苏维埃”，但是没有触动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留任了大批原来帝国的官员和将军，对内保护私有制，对外敌视苏维埃俄国，并采取种种欺骗和镇压手段，竭力设法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平息下去。新成立的艾伯特政府发表了所谓“告人民书”，宣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人民享有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年满20岁的男女均有选举权，给失业者发放救济金，等等。但是，“告人民书”只字不提逮捕战犯、镇压反革命、没收垄断资本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没收容克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问题，反而宣布政府保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这样，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依旧保存了下来。因而，艾伯特政府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质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1918年11月11日，在柏林召开了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会议，会上决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的基础上组建“斯巴达克同盟”，同盟的成立客观上在创建德国新型革命政党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1918年12月16日，在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出席的485名代表中，右派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288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87名。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当时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它的代表只有10名。在大会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求恢复“和平与秩序”，主张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成立正式政府。“中派”对这些要求表示支持。斯巴达克同盟的代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 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剥夺工兵代表苏维埃自身权力的决议：（一）把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全部移交给艾伯特政府；（二）规定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经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将取代工兵代表苏维埃，此前则由艾伯特政府行使国家的全部立法和行政权力。此后，艾伯特政府加强了对革命群众的镇压。党内分歧致使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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