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师。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作品，无不是历经千百年时光洗涤而留传后世。一些喧嚣一时的应时之作湮灭了，而有另一些当时默默无闻的作品却在后世绽放异彩。正如桂杜甫诗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作为当世“冠盖”者著名作家张贤亮的成名之作《灵与肉》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最近在电视台播出，让人奇怪的是，这部电视剧从开播到完结都没有多少人关注，与1982年上映电影《牧马人》（由《灵与肉》改编）时万人空巷形成鲜明对比。 《灵与肉》电视剧的播放，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用现实审示历史的机会。之所以不再吸引人的兴趣，不仅在于时代感的巨大落差，而且还在于由历史延伸意义的反差。今天来看，《灵与肉》体现的思想情感已与我们时代的主流意识已严重相左。因此这样的故事即便讲一百次也不会成为真理，反倒令人更加怀疑和反感。如果要说欣赏价值，也只可是对于反面教材的功能。 从所周知，张贤亮是改开初期“伤痕文学”派的主将之一，而《灵与肉》则是“伤痕文学”代表作。《灵与肉》讲述的故事在当时看来具有时代的经典特征：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许灵均被迫害流放到西北边疆，被当地纯朴善良的农民关爱维护，并组建了家庭。在历经劫难之后，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从美国来的大资本家父亲让他去美国继承家业，但为他所拒，他选择仍然留在西北边疆，与他所挚爱劳动人民在一起。如果稍作分析，这个故事可以看作好人尽管受到冤枉但平冤昭雪后仍无怨无悔、痴心不改。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显然要达到三重目的，一是控诉对好人的迫害者，二是对迫害者的理解和忠心，三是对自我崇高精神境界的美化。其中一、二似乎矛盾，为什么一边要控诉又一边要效忠呢？因为这里的迫害者并非具体的人，而是党和国家，而党和国家正处于政治上的“转折”当口，所以作者表明的是对前党和国家的否定和对后党和国家的肯定，实质是对当权者的顺从和迎合。作者通过自身遭遇和体验，宣示了政治正确和自身正确。可谓精明的时识务者。因此，这样的表达方式几乎成了“伤痕文学”的样本模式，为“伤痕文学”作家们屡试不爽。 然而，当年电影《牧马人》的火暴，除了政治作为强力推手外，当时的观众不能不说与也实际参与其中，原因在于其表达的思想精神，如劳动美学、群众观等仍属转折前的主流意识范畴，本身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易于被接受。由此可推想，如果今天再讲述这个故事，无疑给人荒谬滑稽之感，因为一定思想意识只能产生在一定社会现实基础之上，如果说观众变了，那也是现实变化的结果。而这变化的结果恰恰是当年“伤痕文学”作家们似乎要坚持的理念造成的。愿望与结果、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不得让人怀疑始作俑者的初始动机。 如果说人们当时还难以看清事情的真相，那么时间无情地还原了他们的真实面目。作为自传性《灵与肉》的作者张贤亮本人成名后并没有做作品中塑造的那样的人，反而迅速脱离曾经劳动的农村，做上官方文艺高官，后来创办西部电影城，成了资本大亨，而且并非如作品所写忠于爱情，反而是公开宣扬“我的情人超20个”。张贤亮现象作为“伤痕文学”作家群体以致改开时期知识分子的活标本，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口是心非的出色反面教员。 当然张贤亮只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之一，如果说张贤亮《灵与肉》里的许灵均最后变成了文商通吃的资本大亨，那么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则变成了打工仔，《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变成下岗工人、孙少安变成村富村霸，难道这些仅仅只是作家是认识上的不足吗？如张贤亮也曾写过极力赞美革命的诗篇，路遥还当过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可见他们并非是思想认识上的不足，而只能解释为他们之所以前后表现的反差之大，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行为，正是文艺上的机会主义者应合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形成了他们的利益同盟。当文艺上的这批机会主义者终于得势，中国文坛的面貌才会为之一变，在他们把控文坛的几十年至今，仍然靠炒冷饭过活，不能不说是他们自身的悲哀！ 其实，任何时候都不缺机会主义分子，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机会主义分子在转折前后有着完全不同的遭遇。或许就是由于机会主义文人知识分子由于极端自私造成的近视，出产了大量应时逢迎的垃圾之作，而造成中国至今少有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文学作品。 2018-7-5 原标题：为什么新时期以来少有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 ——以张贤亮《灵与肉》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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