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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

2018-7-5 23:11|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2141| 评论: 3|原作者: 张文木|来自: 察网

摘要: 列宁在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竟孤芳自赏地议论道——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

1、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1]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2]由于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战略[3],结果他们的国家却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2、都江堰和大运河之所以流经千年而不废,就是因为它们遵循的哲学基础是“道法自然”;顺应、适应并加以引导而不是人为地改变河流的自然性,是这两大工程稳定千年的关键。经验表明,能使人类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学才是强大的,只有顺应、适应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坚固恒久和稳定的。

3、中国的地形像个簸箕,簸箕口直面东海,华北平原平接东海,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软肋。别的地方都有山围护,外部力量难以突破。我们古代“逐鹿中原”的力量来自内陆,近代以后就有海上力量也来“逐鹿中原”了。

4、斯大林眼中的印度

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4]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5]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6]

30年后,据莫洛托夫回忆:“希特勒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我对他说:‘这可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么设想呢?’我引他说,以便让他把想法都讲出来。对我来说,这并非什么严肃的谈话,可他却兴高采烈地论证着,应该如何消灭英国,同时要我们通过伊朗进入印度。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7]

“二战”中,斯大林始终关注着英国衰落后的印度可能出现的前景以及苏联是否可能一步到位地将俄罗斯力量伸入到印度洋。斯大林非常清楚,在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上,俄罗斯人南征最远的地方没有出过南阿富汗。因此,印度对俄国人来说,如果不是清谈的话,那就是一个只是好看,实则鞭长莫及的天边彩虹——这正如北阿富汗对英美国家来说,也是鞭长莫及的道理一样。由于印度半岛与北面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海拔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南下易进、北上难出的地理特点,历史上来自中亚的征服者在进入印度后也就脱离了他们原来的母国。这个结果对那些低文明且一无所有的民族是有利的,但对守着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人,尤其是对苏联人来说,就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因此,只是在面对巨大的德军进攻而英美又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1942年夏天,斯大林才有过“一旦战败,流亡到印度去”[8]的设想。但这只是瞬间的闪念而已。后来即使有罗斯福在德黑兰的怂恿,斯大林也没有再打过印度的主意。对世界历史了然于胸的斯大林明白,有多少粮食就能走多远的路。俄国历史上南下没有出过南阿富汗的经验告诉斯大林:印度是俄国鞭长莫及的地方;而将力量投入到力所不及的地方,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低能的表现。斯大林对本国的战略力量极限的把握能力与同时的希特勒、东条英机不计成本地扩张战果的特点形成云泥之别。

读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印度的上述战略思考,联想普京曾在叙利亚的强势投入,给人的感觉是“姜还是老的辣”。

5、除了斯大林,在对印政策上,三个很有学问的人在印度边界上都停住了。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成吉思汗,还有一个是毛泽东。

亚历山大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眼看着向南一拐就进入印度时,却在印度河边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得鱼不可忘筌,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成吉思汗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但当他打到印度河边时就停下了,连续几晚上他跟丘处机深谈。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9],其实是在讲战略哲学。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谈后,成吉思汗就打道回府,回新疆,图中原[10]。

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二: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们的资源在当时是很难上去的,我们再打下去就会因资源不济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11]毛泽东当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能回来。他利用古巴导弹危机防止第三国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因此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中印这场冲突并将中国拖在那里。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冲突前,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12]】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王朝似乎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13]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往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6、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的既是养生又是战略。

7、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政治学》中认为:“战争必须只是导致和平的手段。”[14]

8、战略也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撤走,把延安暂时让给胡宗南就是在布势。毛泽东从延安撤走时曾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5]今天,南海和东海的问题,也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的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9、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应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如何消化。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准确地把握住了停战的节点,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10、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此后的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安全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若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安全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11、印度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来说,都不是好事。双方既要看到在藏南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对比和布局,不能再犯东吴为荆州小利而导致蜀吴反曹联盟被各个击破的错误。

12、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中国的地形是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西太平洋的国家支撑着世界最主要的新兴市场,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取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用于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与此相反,中国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达目标。天时不如地利。在这方面,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邻优势。

13、关中将领许攸不肯归附曹操,而且对曹操有轻言相激。曹操大怒,打算讨伐许攸。杜袭对曹操说:“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进不为勇,退不为仁。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鼠[16]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17]撞起音,今区区之许攸,何足以劳神武哉?”[18]意思是说:如今豺狼当道却首先去攻击狐狸,人们将会说殿下是避强攻弱,进攻不算勇敢,后退不算仁爱。臣听说千钧力的弓弩不会对小小的鼷鼠发动机关,万石重的大钟不会被细弱的草茎撞出音响,现在一个小小的许攸,不值得殿下烦劳自己的神威。由此反观今南海某些小国与中国之争端,势同一理。

14、与俄国和中国不同,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是与防御能力捆绑在一起的:一旦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

15、俄国的安全防卫重心大体分西东两线。西线即欧俄部分关乎生存,而东线即东西伯利亚部分则关乎发展。发展可以让步,而生存则要死守。

16、阶级分析仍是观察当前国际问题的方法。即使是共济会,在其内部也会分左、中、右。尽管以犹太财团为主体的国际资本对共济会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但共济会并不等于国际资本,它只不过是国际资本维护其赢利地位的一种手段;也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共济会会员或支持共济会,比如自视为唯一正统的犹太教派(Orthodox),“这个教派有些人并不支持共济会,他们对共济会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19]。且不说在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上两个对手即法国的拿破仑和英国的威灵顿都是共济会员,即使生活在犹太人家庭中的马克思也很早就提出了“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的思想并为此奋斗了一生。1855年,由拿破仑一世的外甥、法国共济会大导师拿破仑•卢森•查理•穆拉提王子(1803~1878年)召集和主持首届世界共济会大会(Masonic Universal Congress)[20],马克思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21]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和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与全球资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运动,恰恰是互相对抗的”[22]。

17、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23]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24]由此,马克思为犹太人解放指出道路,他说: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25]
社会一旦消灭了犹太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他的意识就不再有对象,犹太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就会人性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就会消失。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即资本——笔者注)中获得解放。[26]】

这里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实际是他1835年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通过人类解放实现自我解放思想的继续。这篇作文可视作青年马克思决意与传统犹太人固有的“犹太”品质决裂的宣言,也是他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除资本所依赖的私有制基础是犹太人继而全人类获得终极解放的思想的发端。此后马克思一生都在与资本战斗: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27]为此,尽管马克思组织了“第一国际”以抗衡共济会,但真正目标则直指国际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告诫共产党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8]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资本;消灭了资本,今天所说的共济会的问题也就随风而去。

18、大版图,尤其是具有主体板块的大版图国家之所以有较久的历史,并不在于它们的扩张能力,而在于它们深厚的防御能力。俄国是世界各国中版图最大的国家,因而也是战略防御纵深最广大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使俄国在世界各国中成为防御而非进攻能力最强,因而几乎是打不垮的国家。

19、19世纪是以帝国群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中华帝国、印度帝国等——大面积坍塌和毁灭结束的。对此,恩格斯在1887年曾有精彩的预见。他针对德国的未来结局说道: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29]】

国家政治,如果是浮夸式地增长,当这种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如果遇到一丁点外力,它就会像一堆堆吹起的气球,瞬间破灭并回归到其本原形式——正如电脑将格式文件还原到无格式的文本状态一样,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就是这样一个迅速回归文本的政治。

恩格斯的预言是准确的。20世纪初,一堆庞大且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只通过一次“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的世界大战(1914~1918年),就纷纷解体,历史真是回到了“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的时代。

20、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头脑清醒而又不由自主地走向坟墓的人,法国总理达拉第就是这样的人,而戈尔巴乔夫则是无知且快乐地将国家送入坟墓的人。

21、幸福有两种:一种是掌握自己命运时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作为交换而产生的幸福。记得曾有人提到“野猪的自由”,这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幸福。与野猪相比,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家猪,尽管活得(甚至死得,即被屠杀的条件)非常现代化,但它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难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吗?当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沉浸在所谓“现代文明”的混汤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愿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来不太“文明”的利齿(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满意,从而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幻想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曾达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时期却彻底地被俄国人所抛弃。今天的俄国人开始脚踏实地,开始运用在西方人看来不那么“文明”的军事手段成功地解决了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成就在世纪末战败的瞬间化为废墟。

22、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英国人希望法国成为一个拥有20万军队的强大国家,如果德国发动新的侵略,这支法国军队就必须承受第一次打击,并且在英国人还未召集部队之前,守住阵地。”斯大林答道:“这话说得好。”[30]

23、丘吉尔与张伯伦相比:前者考虑的是地区安全,后者考虑的是全球霸权;前者以德国为对手,后者以苏联和美国为对手;前者着眼于眼前判断,后者着眼于长远判断。事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欧洲制服了德国,却丢掉了世界,尽管丢得极不情愿和极其痛苦。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31]这句话透出此时的丘吉尔已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也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对张伯伦“任何安排都比打一场世界大战好;万一发生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就会毁灭,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都将沦为世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32]的话有新的理解。

24、历史真的没有假设。如果1939年年初能够预见德苏于当年年底会握手言欢的话,日本可能就不会做出与德国结盟的选择;进而言之,如果又能预见到德国在与苏联言欢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挥兵入侵苏联,日本就不会急于做出南下打击美英的选择。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可对1939年的日本而言,时间则是国运。不幸的是,这时间线怎么也对不上日本的幸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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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8-7-7 10:10
RedFlag: 是否可以加上定语:张文木是国内首屈一指的 战略家?
是的,你这个说的准确。
引用 RedFlag 2018-7-7 08:57
水边: 张文木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战略家。
是否可以加上定语:张文木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民族主义]战略家?
引用 水边 2018-7-7 00:30
张文木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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