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在“左联”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性质和定位上的某种张力： • 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VS 鲁迅作为“左联”盟主、精神领袖 • 纪律严明的半政党 VS 结构较为松散的群众性文学组织 • 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 VS 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 …… …… 如果它是以鲁迅为凝聚力的进步文学团体，就应该致力于革命和进步的文学力量的广泛团结，以扩大其影响力。但对它又经常有类似政党的要求，不仅要“领导文学斗争”，有时候也要领导政治斗争，如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号召左联全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社会的下层中去”，要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左联”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搞“飞行集会”、“节日游行”、“总同盟罢工”，甚至鼓吹“武装暴动”，左倾盲动，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而对于达不到斗争要求的成员，“左联”也有关门主义的做法。比如郁达夫原本不符合“左联”的标准，因为他比较自由散漫，但鲁迅认为郁达夫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所以推荐他列席“左联”发起人名单。但加入之后郁达夫不愿如一般盟员那样参加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革命标语等政治活动，而且还继续同林语堂、徐志摩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交往，并说过“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样的话。这当然引起一些左联中人的不满。郁达夫也了解这些，在1930年秋致函“左联”，说明自己“不能过斗争生活”，要求退出。而1930年11月16日“左联”第四次盟员大会，第六条决议是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这又引起了鲁迅的反感。 其实郁达夫虽然算不上无产阶级的战士，但他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还是可以算应该争取的进步作家的，即使被开除以后他也仍然做过不少营救被捕同志的事。 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蒋光慈也因为参加政治活动少，创作的作品思想立场上被认为有问题而被开除出“左联”。
对于鲁迅则有特殊对待，考虑到他的年龄、身体等情况，并不要求他参加此类活动。但“左联”在如何领导方面存在矛盾。鲁迅的声名和地位无人能及，原本想给他设一个“主席”或“委员长”之类的职务，被鲁迅坚决拒绝。所以“左联”是集体领导，鲁迅并不担任重要职务，也不参加盟员最基本的组织生活，但重要的事情又要征得他的同意。 任白戈后来回忆道：“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而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 但这不容易办得到，一方面要看鲁迅与党团书记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看汇报的人能否准确传达党团书记的意思。“左联”初期的几位党团书记，如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等，都能与鲁迅保持良好关系，但1933年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职位后，双方便起了隔阂，汇报人胡风也时常被指责蓄意歪曲周扬的意见，破坏鲁迅与党的关系。也就是在那前后，鲁迅数次受到“左联”“同道中人”的攻击。 第一次发生在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之间的论争接近尾声之时，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发表了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这首150行的长诗，绝大部分是对论敌的人身攻击。开首讽刺人的外表：“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你这‘爱真理’的‘自由人’呀，/满涂脂粉的姑娘。/洗掉他那江北苦力的衣裳，/仔细点看看，/兄弟们，白来兮啊！/这雪一般白的‘自由人’。/真是温柔肉有香！”……更甚的是还有以污言秽语来谩骂、恐吓的字句：“放屁，肏你的妈，你祖宗托洛兹基的话。/ 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 冯雪峰当时身为文委书记，阅后对此深感不满，立即去找编者周扬，建议在下一期刊物上有一个公开纠正的表示。但是周扬不接受冯雪峰的意见，最后甚至争吵起来。冯雪峰当天与瞿秋白见面以后，谈起芸生的诗以及同周扬谈话的情况，瞿秋白同意雪峰的意见，也认为应当公开纠正。当天晚上，冯雪峰特地去看望鲁迅，也谈起此事，“鲁迅翻阅了一下那首诗后认为这是流氓作风，自己先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冯雪峰请鲁迅出面讲话，鲁迅以个人名义写下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一篇文章。 文中鲁迅批评了芸生所用的手法：“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吧，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 的。”鲁迅认为：作者其实并不应该在无产的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鬼脸，由我看来，真是鲁莽之极了。”并告诫左翼作家不要因袭中国历来文坛上那种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的手法，还强调：作者“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如何对待对立派“自由人”方面，冯雪峰等与周扬是有分歧的，而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在鲁迅的公开信刊出后三个月左右，《现代文化》1卷2期上发表了首甲、方萌、郭冰若及丘东平四人联名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对鲁迅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逐条批驳。文章一开头便定下调子：不要“忘记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要是因为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而松懈对贩卖手的斗争，对不正确倾向作调和，这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我们也必须肃清他。因为这是陷入了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鲁迅先生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怕自己的脸孔被别一阶级的人看成吓人的鬼脸，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他们下结论说：鲁迅是犯上了空喊“和平革命论”及“戴白手套的革命”的错误。甚至“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着笑脸三鞠躬了”。这等于全盘推翻了鲁迅的意见而且上纲上线。 因为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化名，其中一个还故意叫做“郭冰若”，“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实际上跟郭沫若无关），鲁迅询问是怎么回事时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因而顿感寒心：“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第二次是廖沫沙攻击鲁迅杂文《倒提》。1934年，上海的外国租界当局作出规定，凡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的人，需予罚款。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平，认为这是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针对这种言论，鲁迅用“公汗”的笔名，在6月28日《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杂文《倒提》。他用反语讽刺那些“自叹不如鸡鸭者”:“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进而提醒人们：“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绝不可跟鸡鸭去比高下。一比高下，倒露出了那种“莫为乱离人，宁为太平犬”的奴才习性。鲁迅指出:“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没过几天，就出现了廖沫沙发表在《大晚报》上的批评文章《论“花边文学”》，把《倒提》的观点概括为华人既已“受了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并判断说:“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这一篇《倒提》就类似“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如果说《倒提》层层递进的含义被简单误读为“买办意识”尚属个人理解阐释方面的问题，那么廖沫沙在批评文章被《自由谈》认为不宜发表并告知涉及的是“一位先辈或友人”之后，仍然将稿件投给经常批评鲁迅的《大晚报》，就有故意之嫌了。 第三次是田汉攻击鲁迅。1934年《社会月报》8月号上，刊登了鲁迅就大众语问题《答曹聚仁先生信》，此篇被排在第一篇，另外还有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排在卷末。奇怪的是田汉在《大晚报》化名“绍伯”刊出杂文《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批评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攻击鲁迅“善于调和”；而杨邨人当时已公开背叛革命，曾被鲁迅毫不留情地批判为“革命的小贩”，田汉却拿刊物编排借题发挥，给鲁迅安上莫须有的罪名，的确令人莫名其妙。鲁迅后来反击道：“ 我并无此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
这些内部的冲突，反映出“左联”的一些年轻人与鲁迅这个盟主之间有很多意见不合之处。虽然不是敌我矛盾，但如果以权势压人，会使情况变得更糟。1936年春，冯雪峰自延安重返上海，鲁迅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鲁迅与周扬一派的关系可见一斑。最典型的当属“四条汉子”因为鲁迅的文章而成为一个专门的称谓，鲁迅的笔是这样为之画像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证据不足以服人的情况下给同志下政治定论，使得鲁迅将周扬等人视为“轻易诬人的青年”，产生“怀疑以至憎恶”，最后将其概括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批评不可谓不重。 唐老师感叹，内部冲突发展到这个程度，还是值得反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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