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

16. 逃避曾是犹太人的命运：犹太人自从罗马人屠城后，就在世界乱跑，当跑到无路可跑时，就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了。

17.萨达姆是当代政治中的“阳光男孩”。

18. 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不会读书的人——比如武训、王明、布哈林、戈尔巴乔夫，还有会写小说的萨达姆等——和民族，则更是没有希望的。历史上的罗马人之于地中海人，英国人之于法国人，美国人之于欧洲人，近代西方人之于东方人，还有古代秦人之于齐人、契丹人之于大宋人，后者的悲剧产生的原因，不是不如前者书读得多，而是不如前者会读书。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只会修《永乐大典》却读不懂原子弹，读不懂海洋，尤其是读不懂海军的人和民族，是不能自觉创造并赢得世界历史，因而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还是孟夫子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32]

19. 1941年8月17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的政策。”[33]

20.美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海权主义者，早期他们也是骑马打仗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海军尽管发展很快，但其军事作战主体观念还是囿于骑马舞大刀的陆战决定论。巴顿将军[34]特别反对这种作战方式，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有人说巴顿的观念是超前的，其实不然，他只不过跟上了那个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代。当时还有一个认识超前的人物就是戴高乐。戴高乐在国防部秘书处任职时写了几本关于军事改革的小册子，其中1934年3月出版的《建立职业军队》影响最大。他在这本书中提出集团军大纵深作战思想。他认为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不同。作战前锋力量主要不是人力，而是坦克群、集团军，配合飞机的立体式联合作战力量；并且作战时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坚，而是纵深到敌人背后席卷过来[35]。希特勒打法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36]。马奇诺防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贝当的作品。经验证明，国家在什么地方成功，往往就在什么地方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时成功也是失败之父。德军根本就不走马其诺防线，而是从阿登森林插入法国，长驱直入，然后再从法国后面横扫法国，整个法国一个月就被打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戴高乐这本书在法国没有被认可。书出版以后，法国也没人知道。戴高乐军校毕业后在国防部任职，当时只不过是个小职员，他的天才预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37]。

21. 清康熙时，带领全台岛向清政府投诚态度最坚决的是在康熙统一台海的战争中与清政府作战最坚决和最善战的刘国轩[38]；希特勒极端反共，1936年他还与意大利、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然而，在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中，最先与斯大林苏联握手的恰恰就是希特勒。尼克松也是著名的反共政客，可在其上任后寻求和解的对象恰恰就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故此，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2016年，在所谓“南海仲裁”后，在南海国家中最先和最坚决倒向中国的是在“仲裁”中向中国最先发难并对中国态度最狠的菲律宾。可以推测，在未来台海统一中，向中国中央政府投诚态度最早和最坚决的也可能就是民进党。孟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39]此之谓也。

22.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孔子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和与之相应的国家统一目标。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40]

23.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加速衰落的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41]的气慨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42]。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43]翦伯赞这句话的前半句，似针对基督教在罗马世界的上述“从奴隶到将军”的变化而言，只有对基督教佛教兴起的世界背景及其对欧洲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深入理解，才能领会翦伯赞先生这句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话所含的深意。

24. 1905年俄国的大灾难始于维特，终结于别佐布拉佐夫。他们两人在逻辑上是连贯一致的。原因不能反对结果，但制造原因的人往往反对结果。这正如某人使人怀孕，孩子出生后嫌难看却不认这个孩子一样，其狡辩理由是：我没让生出这样难看的孩子。维特将沙皇扶上通往不归路的特快列车，翻车后狡辩说我只是想让皇帝半道停下来，谁知他走得太远了。这大概是尼古拉二世最终讨厌维特的原因所在。尼古拉二世曾对库罗帕特金说：“批评是很容易的，尤其是没有负责任的人。”[44]用这句话反视1903年卸任后的维特，批评也是容易的，因为他没有坐在俄罗斯“列车”司机座位上，司机的考虑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25. 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

《左传》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的原因，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45]，更有将“作琼室、立玉门”[46]，对人民用“炮烙之刑”，导致人民“倒戈而战”，纣“自投于火而死”[47]。这些都是周王朝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所找的说辞。郭沫若认为：周人将纣说成“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太公道”，“我们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48]

客观地说，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抱负和才干的君王。1958年、1959年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提到纣王时说：

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49]

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50]

毛泽东显然采纳了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说：“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的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学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51]郭老说的很动情，很为帝辛（纣王）鸣不平：

然而帝辛尽管是失败了，他的功绩是可以抹煞的吗？帝乙、帝辛父子两代在尽力经营东南的时候，周人图谋不轨打起了别人的后路来，殷人是失败了，但他把在中原所培植起来的文化让周人在某种的控制之下继承下去，而自己却又把本文化带到了东南。殷人被周人压迫，退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所经略出来的东南走。在今江苏西北部的宋国，长江流域的徐楚，都是殷的遗民或其同盟民族所垦辟出的殖民地，而其滥觞即在殷末的东南经营。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得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52]

26.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他们认识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7. 1978年，波兰人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教皇，定名号为约翰·保罗二世，这标志着罗马教廷开始积极斗争，以扩大教会在东欧和苏联的影响力。1967年，当沃伊蒂瓦被任命为波兰克拉科夫的大主教后，波兰安全机关曾宣称：“新任大主教是凭借才智上位的，而不是因为反共思想，他将来也不会与国家作对。”克格勃可不这么想。勃列日涅夫警告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不允许波兰新任教皇来访，因为他的到访可能会促使波兰反共分子团结起来。盖莱特深知国内民众深厚的宗教情感，以及对波兰人当选教皇的无限自豪，因此只得告诉勃列日涅夫，自己无力阻拦教皇来访。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6月凯旋般地返回华沙，征服了广大波兰人民的心。此后，梵蒂冈给团结工会提供经济资助，帮助其抵抗政权，此举与中情局对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以及在美波兰教堂所做的如出一辙。[53]

28. 罗马是前沿阵地。为了不被指责卷入东西方之争，教廷以完全秘密和独有的方式开展针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数百年来那些上了年纪、负责天主教事务的主教从不信任外人。即使是最简单不过的行动，比如把宗教手工艺品偷运进苏联领土，或向团结工会输送援助，他们也要隐瞒自己是幕后主使的事实，通过中间人来操作。[54]

29. 1983年，美国宣布发展“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对此的反应是：（1）“星球大战”计划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因此没有什么可害怕的。（2）“让美国人在计划上浪费时间和金钱。当计划真正成为威胁时，我们会找到合适的反应措施”。（3）“我们必须拿出所有实力对抗他们”。安德罗波夫听从助手的建议，继续不对称回应老路：美国人爱上天就上天吧。我们继续扩展核武库。他说：“我们知道，美国人计划的底线是让我们的开销超出承受能力，当然了，美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大企业有活可干。然而，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因此我们开展了‘不对称回应’”。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不久，他要求情报机构做一份评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说：“我们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星球大战’不会成功。”苏联航天研究所所长罗阿尔德·萨捷耶夫称：“美国人夸大了‘星球大战’，我们也过分相信了。”苏联情报机构日后得出结论，“星球大战”的花拳绣腿大于实质威胁。[55]

30.中国古玩市场是民族记忆的集散地。在这里，民族英雄——比如岳飞——的作品的价值往往高居不下，而民族败类——比如秦桧——的作品却近乎绝迹。

31.有学人认为：曹操既取汉中而不入蜀是其一生中不亚于赤壁之败的又一次历史性错误。”[56]这是对中国地缘政治不了解的认识。且不说曹操的战略目标是逐鹿中原，也不说入川后因地形复杂清剿刘蜀政权需要多大且运输供给不能保证资源，我们只要看看后来蒙古大军入川而不能出川的窘境，就会知道，进入四川若不能控制重庆，那就会被——用毛泽东的话说——“瓮中捉鳖”遑论再入中原。而入主中原，得到的是中国，而占据四川得到的只是偏地大王——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来到印度河而不南下印度也是出于同一原因。届时曹操所失的就是天下，而渔翁之利的将是孙权。故此，在读《资治通鉴》中刘晔向已取汉中的曹操建议“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的段落时，毛泽东评批得简明扼要：“不可信。”[57]

32. 为了经济利益即吃饭问题人们便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便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以血统皇权维系，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起源于资源即吃饭问题而形成的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理论的逻辑起点，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和国际民主等范畴。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58]。范畴是形式逻辑演绎的“纽结”，而资源则是历史逻辑演绎的“纽结”。资源问题就是吃饭问题。

33.卡尔•豪斯浩弗[59]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60]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61]。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62]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63]结果，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64]

34.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不打仗就消化不了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见利润，资本家不干，这样，特朗普就要下台。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还的利润，而美国又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样，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是世界和平。这让特朗普很纠结。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点当年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基地，其结果除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约（“华沙公约组织”），特朗普想放弃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我支持你可以，但是你得给我钱，你得买我的军火。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适用于描述当今美国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65]

35.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本质，在于将国家的命运从实体移至货币之上，其结果是国家倾刻瓦解。

36. 明兴于草莽（朱元璋），亡于金融（张居正）；崇祯起于“景阳冈”（打虎），亡于山海关（地缘政治）。

37.有学者认为，中国儒学与佛教、道教，甚至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也是一种宗教。这种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中国道教，都有教徒必须从思想到人身服从并且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甚至与世俗政权相对立的教主和教权组织，而儒家在任何时候——不管它在孔子时期、还是在董仲舒时期或宋明理学时期——从没有在世俗国君之外出现过需要儒士献身或服从的教主遑论教权组织。儒学始终以现世为服务对象，以世俗生活经验为其认识基础[66]，以世俗国家为自己的“组织”，反对在世俗国家之外另立其他政治中心和体系[67]。尽管历史上儒家内部学派纷呈，但在世俗国家权力上它们并没有自己的特殊的要求。在国家面前，儒学要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68]；在社会生活上，儒学要求人们上事国君[69]，下事父母[70]，反对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任何神学权威，同样儒学也不会向社会提出特殊的“教权”诉求。

38. 将儒学视为与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的“儒教”是不妥当的，而将它归入被用于治国理政因而是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甚至意识形态则比较合适。反过来想，如果儒学——即使是汉宋以来的儒学——在中国真的成了“国教”，那我们就很难解释为后人称颂的苏武、岳飞、于谦、林则徐等含冤却不变节的行为和古代志士仁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71]精神的文化寓意。翦伯赞先生说“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儒学在中国没有成为“国教”，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换言之，如果儒学在中国真的成了“国教”，那中国历史也将不可避免地上演欧洲中世纪“两个中心曰‘患’”的大悲剧。

39.在欧洲早期启蒙学者中，莱布尼茨（1646~1716年）极力主张当时在欧洲各国首都建立的文化研究机构把获取有关中国的知识作为其重要目的。伏尔泰（1694~1778年）认为中国是一个最具有宽容态度和兼容的国家。他以中国为样板，反对不容异己的法国教会。[72]“在18世纪，遥远的中华帝国成为许多法国改革家心目中的典范，而这种普遍的情感影响着经济学家，使他们更愿意去赞扬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73]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在被称为“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74]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将中华帝国比作“稳定、持久和不变的政府的范例”[75]，他告诉欧洲人，中国“统治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绝不应当归因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而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76]。

40. 自古罗马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让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对古代罗马继而对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情有独钟，对欧洲政教二元对立造成的“两个中心曰‘患’”的恶果痛心疾首。在神的中心和世俗中心之间，他们做出了具有东方色彩的现世主义取舍，率先向神学发起进攻。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是拿破仑喜欢的思想家，他说：“耶稣便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出来在地上建立起一个精神的王国的；这便分割开了神学的体系和政治的体系，从而使国家不再成为一元的，并且造成了那种永远不断地激荡着基督教各个民族的内部分裂。”[77]他大声疾呼：“政治的战争就是神学的战争。”[78]“凡是破坏社会统一的，都是毫无价值的；凡是使人们自身陷入自相矛盾的制度，也是毫无价值的。”[79]黑格尔不无羡慕地说中国“天子是一国的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结果，宗教在中国简直是‘国教’”[80]。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年）将欧洲问题概括得很简洁，他说：“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81]不破不立，但欧洲思想家们所破的并不是神学本身，而是被颠倒了的神权和国权之间的关系。为此，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