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自由主义衍生于改革开放时期，是“在现代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吸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而形成的，以实现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为最高原则，不对中国的社会矛盾作切实研究和准确判断，而力求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1］。就此而言，中国新自由主义承袭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衣钵，其理论构造、价值诉求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但又表现为多种样态。中国新自由主义及其不同存在样态，在发展实践中都力图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由单纯的知识性介绍转变为直接的制度性移植，以此争夺和攫取意识形态话语权。

1、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国样态

社会思潮多样化发展已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常态。在国内诸多社会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凭借其历史的久远性、内容的丰富性、影响的广泛性而赋予其他社会思潮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有人曾指出:“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与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么是自由主义的变种，要么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2］498仅就当代中国多元多样多变的非主流社会思潮而言，新自由主义在其中一度占据着基础性甚至主导性的地位，其价值硬核早已内嵌于我国经济改革、政治发展、社会变迁、文化建设、历史认知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在上述领域统摄并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正是受新自由主义同质化的影响，国内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宪政民主思潮、公民社会思潮、西方新闻自由观等社会思潮都镌刻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属性。这些社会思潮在理论主张和价值诉求上与新自由主义旨趣基本一致、目标大致相同，在本质上也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不同理论表现形态和实践存在样态。

1.1民主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开辟的“第三条道路”。在自由主义的西方世界，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自觉演进，还是现代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被迫转换，自由主义对平等、公平的诉求都呈现出强劲趋势。从斯密到密尔、边沁，再到格林、霍布豪斯、凯恩斯、罗尔斯，几乎所有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在强调市场效率的同时，也都把平等、公平纳入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之中。从表面看，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关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确实有着各自的侧重点，但实际情况是，自由主义构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而民主社会主义深化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观点。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修正和改良，其基本价值主张并没有完全脱离自由主义所认同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多党制的理论窠臼。“在那些已实现政治民主的国家，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无疑是自由主义创造的。”［3］40这就表明，民主社会主义者多数是自由主义理念的继承者和自由主义运动的倡导者，民主社会主义目标的确立和纲领的制定要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原则与运动之上，且保留着自由主义的本真意蕴。

当然，中国新自由主义也有容纳平等、公平的巨大空间，国内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追求公民权利、自由平等、程序正义等价值理念时有着很大的重合面。正是这些价值重合面构成了中国新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同底线”。对此，有人指出，“中国目前的问题既不是‘自由太多妨碍了平等’，也不是‘平等太多妨碍了自由’”，而是要探索出一条能够“追求更多的自由同时也有更多平等的‘第三条道路’”［4］9-10。除了个别极端新自由主义者无视社会贫富分化、漠视底层民众生活外，国内大多数新自由主义人士也都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者而言，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孰多孰少，也绝非是公民权利、程序正义的价值重合，而是如何才能确保中国社会能够沿着“第三条道路”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第三条道路”是实现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同向度增进的重要保障;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第三条道路”是中国“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5］。中国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在青睐“第三条道路”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正是由于两者都希望通过曲解我国社会性质、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原则界限、淡化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区别等方式，最终诱导我国走上资本主义的“歧路”“邪路”。

1.2历史虚无主义

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的理论旨趣。从起源角度看，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同‘全盘西化’论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6］。从理论主张上讲，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轻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颠倒历史人物是非评价、质疑社会主义革命进步性、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就，凡此种种新自由主义式的说教，恰恰体现了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本质规定性。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只是过去，那么新自由主义虚无的则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几度泛起。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新自由主义者打着“反思历史”“重估历史”的旗号，从否定“文化大革命”到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史、再到否定5000多年中华文明演进史，从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错误到恶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人物，从全盘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到对党的指导思想恶意诋毁、攻击，等等。这期间，更有新自由主义者声称中国“辛亥革命搞早了”“五四运动是破坏运动”，要求“告别革命”;断言中华文明“已经夭亡”，要向“蓝色文明”靠拢，主张“全盘西化”;歌颂侵略战争，认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则是“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的反逆行为。这些虚无民族传统文化、篡改历史事实、反对正义革命的思想言论构成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为了配合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仍有选择性地虚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建设史，将抹黑诋毁毛泽东和曲解毛泽东思想作为西化和分化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从民间普通人士到大学党校知名教授，从传统媒体报刊到新兴网络空间，污蔑毛泽东是“暴君”“专政”的人有之，散布“毛泽东丧失领土最多”的人有之，扬言“毛泽东思想中看不中用”的人亦有之。而在这些“非毛化”“去毛化”言论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建设史的否定。固然毛泽东在其晚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因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7］299。然而，国内历史虚无主义者既不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更罔顾“这个全局”，随意“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8］113。所以，从现实危害性来说，与新自由主义相比，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政治倾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3普世价值思潮

新自由主义价值共识上的“终结论”。普世价值思潮本质上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新自由主义理念在价值观领域的理论呈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西方国家趁机鼓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欢呼道，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除资本主义制度外，人类社会再也“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9］1。福山也因此成为最早借由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宣传普世价值思潮的操盘手。作为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普世价值思潮在我国的兴起是近年来的事情。2005年国内个别新自由主义者直接将西式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视为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认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都与是否接受这些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所以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应以多元文化为借口，抗拒普世性的核心价值”［10］。2007年国内新自由主义者通过书刊、报纸和互联网等渠道积极传播其所标榜的普世价值;2008年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和以自由主义立场自居的新闻媒体借助“5·12汶川地震”之际，大肆炒作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普世价值，并将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震救灾的壮烈举动定性为“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11］。自此以后，普世价值思潮逐渐成为国内新自由主义者蛊惑人心、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又一张“王牌”。

其实，对于深受西化逻辑影响的国内新自由主义者而言，在所有意识形态中，“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在所有社会思潮中，只有自由主义传统才能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12］5。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观和价值观的不自信，普世价值思潮一度泛滥成灾。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竭力将自由民主制度视为一种普世价值而对外兜售;在国内，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更是将秉承普世价值作为重要使命，并以普世价值来拒斥和否定“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甚至有自由主义者声称“中国模式”是特殊论，认为用“中国模式”取代普世价值不具有可行性。该论者还以中国社会转型为例，指出“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个区别于欧洲、北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13］4。按照此类人的说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接受与普世价值相适应的“欧洲、北美模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可见，国内普世价值思潮是一种奉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圭臬、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旨归、否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前国内思想理论界关于普世价值有无之争，表面上是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论争，实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中国新自由主义存在一天，国内普世价值论者试图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造我国政治制度的目标就一刻也不会放弃。

1.4宪政民主思潮

新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上的“普适论”。如果说中国新自由主义在价值观领域的表现是高唱“普世价值”颂歌的话，那么它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宣扬“宪政民主”普适论调。要知道，“自由主义社会……是围绕同意和宪政这对孪生原则政治性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同意和宪政共同构成了自由民主制的基本结构”［14］38。从宪政衍生的历史传统来看，自由主义的自然法权论、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论、有限政府论等思想学说构成了宪政原始的理论基础;就当代政治文明而言，西方宪政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其本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在宪政问题上，中国自由主义者“从接触到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那一天起就表示认同立宪政治的价值，并试图对实际政治产生积极影响”［15］13。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无法脱离自由主义的宪政原则而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更无法超越自由主义的宪政成果而实现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目标———苏东等国的政治建设表明，任何试图脱离和超越宪政原则与成果的行为都是对自由民主的摧残。他们甚至认为，“就像市场经济是不可超越的一样，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也是不可超越的”［16］171。

中国新自由主义高举宪政旗帜，主张参照欧美国家的宪政制度设计并建构中国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而后根据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来修补和完善宪政政策。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将宪政视为人类文明最高成果和人类社会政体核心原则的做法表明，凡是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也无不是宪政民主思潮的推动者。为了完成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事业”，中国新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思潮鼓吹“宪政普适论”的言行可谓如出一辙。一方面，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历来有美化宪政理论的思想倾向和建设宪政制度的实际行动。在他们看来，“宪政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人性有效的一种政治体制”，既然有资本主义宪政，那么必然也就有社会主义宪政。据此，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强烈呼吁中国要向“宪政转型”，并迫切要求制定“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大纲”，以便使中国尽快“回到世界宪政的大家庭”;而且还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宪政”，进而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和“宪政中国”。对于如何促进中国宪政事业发展，有论者甚至还专门撰文从官方和民间的视角对中国宪政发展进行了路径建构［17］。另一方面，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政治阴谋，也加快了国内新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思潮合流的步伐。为了弱化和否定党的领导，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国内新自由主义中的泛宪政派分子人为割裂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这些新自由主义中的宪政派以“司法独立”为口号，公开质疑和反对党对社会主义司法事业的领导，认为取消党的领导是“推进司法政治中立的基础性制度保障”［18］。如果套用宪政鼓吹者的话来说，中国新自由主义所竭力推动的宪政改革，其根本目标就是“解构以致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再造共和，建设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