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样态及其批判

2018-7-16 22:2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8570| 评论: 0|原作者: 王岩|来自: 《探索》

摘要: 中国新自由主义承袭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衣钵，其理论构造、价值诉求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但又表现为多种样态。中国新自由主义及其不同存在样态，在发展实践中都力图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由单纯的知识性介绍转变为直接的制度性移植，以此争夺和攫取意识形态话语权。

1.5公民社会思潮

新自由主义为社会建设虚构的神话世界。公民社会是由西方市民社会演变而来并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而得以生成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思想渊源、主要内涵、价值诉求等方面考量，公民社会思潮的自由主义属性尤为凸显。有学者解释道:“现代‘公民社会’是一个强调自主、自治、多元且与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等密切相关的概念，在本质上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抽象。”［19］204诚然，公民社会所特有的公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国家权力部门运作的制约性、社会组织运营的自治性、公共权力职能效用的分享性和社会治理理念的包容性等特征，无不闪现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身影。更进一步说，公民社会思潮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将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理念作为指导公民社会建设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且一经产生便沦为维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附庸。当前国内公民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跃跃欲试，其根源就在于国内外新自由主义企图借助公民社会建设来抽离瓦解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根基。

公民社会思潮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而得以兴起发展的，其一踏上中国本土就成为国内新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政治信条。国内新自由主义者普遍相信，对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而言，公民社会既是“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解决权威秩序与现代民主关系”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根本出路。依据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现代民主发展程序的预设，既然当前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公民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那么如何在公民社会基础上实现政治民主化则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为紧迫的任务。由此，建设和维护公民社会成为国内新自由主义者的共同追求。他们一方面鼓吹“公民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不能将公民社会视为‘陷阱’”，希望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规制政府行为”等途径实现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借助“公民社会”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公民自治模式和契约文化，以此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是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国内新自由主义者更是将我国社会自由空间的拓展和民众思想自由程度的提升视为公民社会成长的主要标志，并以此标榜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正确方向。国内不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公民社会是转型的方向”，而“寻找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路径，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完成的任务”［20］;“摆脱政府管理困境需要公民社会的生长”，我国社会实现“和平转型的根基在公民社会”［21］。另外，国内新自由主义者还从社会制度出发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的不足，认为“制度现代化的滞后”导致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继而指出中国要发展公民社会就必须率先按照西方政治民主模式实现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显然，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所编造的公民社会神话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1.6西方新闻自由观

被新自由主义劫持的“无冕之王”。顾名思义，新闻自由是对在宪法或法律框架内公民言论、结社、出版和发行等自由权利的集中概括。作为一种有着明确政治取向的社会思潮，新闻自由观滥觞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就其实质而言，西方新闻自由观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中心论”的话语表达，资本逻辑的先在性决定了西方新闻自由无法避免的虚伪性、反动性和欺骗性。诚如列宁所揭示的那样，“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这种自由就是骗局”［22］695。在资本的控制下，西方媒体对新闻自由的滥用、挥霍和侮辱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科技、文化、话语和传播优势，从维护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出发鼓吹新闻自由，迫使新闻媒体成为对外传播普世价值理念与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马前卒。近年来发生在美英法等国的相关新闻事件，如2001年美国严控“9·11”新闻报道事件、2011年英国“窃听丑闻”事件、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事件和美国“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等，正是西方主流媒体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对内无限制地侵犯公民尊严、隐私又隐瞒事实，对外肆意歪曲事实、误导舆论，进而为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牟取利益的鲜活证明。在当下，西方新闻自由观俨然沦落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

通常情况下，西方新闻自由观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方面，西方主流媒体历来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连篇累牍地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失实、充满偏见的报道是其惯用伎俩。比较明显的例子是，西方某些主流媒体对发生在中国境内的2008年西藏“3·14”、2009年新疆“7·5”两起恐怖主义事件进行报道时，往往打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旗号借机炒作，把恐怖分子打砸抢烧的暴行美化成“和平抗议示威”，将中国警方依法维护社会治安的行为描绘成“武力镇压”。而这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任意裁剪的媒体报道旨在掀起反华舆论，以此遏制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也盲目推崇西方新闻自由观，认为经过市场化洗礼的西方媒体彻底实现了新闻自由和客观中立。据此，他们过度标榜新闻媒体的“独立性”，人为割裂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舆论宣传工作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挑战我国的党管媒体原则，抨击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将党领导下的新闻自由狭隘地理解为党的新闻自由。有论者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即使无产阶级新闻自由，在实践中也都被置换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组织的新闻自由……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被进一步置换为全党都要宣传党的高层意志甚至最高领导人的思想。”［23］可见，在那些宣扬西方新闻自由观的国内新自由主义者眼里，取消党管媒体是实现新闻自由的必要前提和首要保障。但应该看到，如若放弃了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势必会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蚕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新闻舆论阵地打开“潘多拉盒子”，也势必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因此，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武装自己，揭开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观不为人知的意识形态面纱，使人们真正走出对西方新闻自由观的迷思和幻想。

2、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实质

“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根本上来说，是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融入所谓世界潮流的意识形态。”［24］即是说，中国新自由主义外在不同的表现样态并不能抹杀其内在不变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认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学说、理论已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建设原理和方案，其经济上对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的垂青、政治上对宪政民主模式的膜拜和思想文化上对多元主义的推崇，一再确证着“中国新自由主义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质。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国新自由主义，也以其特有的意识形态方式和功能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或以新自由主义为本质的社会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思想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并最终到达和平演变目的的手段，严重威胁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2.1经济发展主张上，中国新自由主义垂青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三化”政策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是国内经济市场化改革时向西方新自由主义自觉靠拢的衍生物。大卫·哈维就曾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英美两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相联结，指出“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虽然‘带有独特的中国特色’”［25］151。他把这种“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而形成的特殊市场经济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国内新自由主义者怀揣着市场拜物教情结，向来仇视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情有独钟，并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具有普世性的经济学理论。他们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26］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依据西方新自由主义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的理念，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开出了“药方”。他们反对党和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主张取消国家管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要求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竞争领域，进而企图否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他们看来，市场机制是最富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都是对私有财产的践踏与破坏。另外，国内新自由主义者还竭力为私有产权辩护，力推中国私有化改革进程。他们认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自由的市场社会赖以发育的温床”［12］368，“私人产权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27］16。尤其是在中国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科斯产权定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下，国内新自由主义者更加坚定了私有化改革的信念，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一切自由权利的基础与保障，财产权为限制政府权力、防范私人领域受到侵害提供了最为安全的屏障。据此，中国新自由主义者肆意鼓吹产权清晰才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28］，他们一方面抱怨和指责当前中国“公有产权不明晰”，另一方面强调产权改革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绕不过去的关键性改革”，并建议“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27］490。时至今日，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仍在积极兜售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的“三化”政策。

2.2政治制度设计上，中国新自由主义膜拜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模式

中国新自由主义不但在经济上要求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三化”政策无缝对接，而且在政治上也力主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全面接轨。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来保障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实现，是中西新自由主义的共识之一。国内新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体制，在宪政运转起来以后，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宪政体制本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29］159。鉴于此，他们希望参照西方新自由主义三权分立、多党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的宪政民主模式来擘画中国自由宪政的政治蓝图。在有些人看来，西方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抨击契合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哈耶克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一本“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地否定了这种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制度”的佳作。在这些人的思维逻辑里，要实现中西之间政治制度的接轨，其首要条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必须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自觉向西方宪政文明靠拢。所以，改革伊始就有新自由主义者公开斥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疯狂”、污蔑人民民主专政为“万恶之源”、叫嚷“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否定党的领导和批评中国政治体制，引导中国走上西方自由宪政道路，进而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对于当时国内新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政治阴谋，邓小平早就有所揭示。他指出，最初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形式呈现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30］181。当前，虽然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宣扬宪政主义的言辞态度趋于温和，但其力图按照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模式促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激进诉求并未改变，其配合西方敌对势力将中国“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政治诉求也可能死灰复燃。然而，历史与现实已经也并将继续证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适合中国实际国情、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伟大创造，任何诋毁这一伟大创造的行为不仅是卑劣的，而且也是徒劳的。

2.3意识形态建设上，中国新自由主义敌视马克思主义而推崇多元主义

经济上的“三化”主张和政治上的宪政设计，内在地决定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将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思想禁锢”作为毕生目标。无独有偶，派生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中国新自由主义也竭力宣扬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对中国新自由主义者而言，仇视、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其一贯立场，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是其常用花招。而为了给人们在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制造混乱，借此彻底抽离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思想根基，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攻势。改革开放至今，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从未中断，其方式和手段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一是鼓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无法解决20世纪中国的发展问题。在有些人看来，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僵化、贫困化、过时了”［31］44。二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所特有的斗争性和革命性，妄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毫无关联。对此，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非工人阶级本身的世界观，它与工人阶级并没有什么关系”［32］178。三是宣称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危害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社会和中国社会建设没有任何价值。持此类观念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反而“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最深”［31］40。有人还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标签化，认为信仰或崇拜马克思主义“是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四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偏激的意识形态”，它只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才能取得“国教”的独尊地位。为此，有人断言称，“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没有什么区别，其本质在于求善而不在于求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都带有空想成分，激情多于真理”。从以上所列的四种错误论调可知，中国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围攻”“讨伐”可谓来势凶猛，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更是昭然若揭。

3、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前提批判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不同存在样态及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质表明，新自由主义与国内其他社会思潮的历史勾连与现实交织，是这些社会思潮能够交相呼应且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强烈冲击的深层次原因。另外，对于中国新自由主义而言，企图借助西方新自由主义之术以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道，在理论上既是国内新自由主义者的通病，在实践中也凸显出国内新自由主义者的幼稚肤浅。因而，警惕和防范中国新自由主义是客观上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主观上纠偏国内新自由主义者西化逻辑的双重需要。而为了满足这两种需要，就必须革新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方式，即从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立论前提出发对其展开批判，不断向人们揭示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依附性、思想定位的空想性、价值理念的欺骗性和实践方法的教条性。

3.1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依附性

中国新自由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依附性很强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在嫁接西方新自由主义时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态度。比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新自由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只援引自己喜欢的论点，而回避甚至闭口不提那些它不喜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33］2。所以说，国内新自由主义者都不过是在拾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牙慧而已，他们并不是根据中国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特征而进行理论创造，而是全盘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那套东西。就其在各领域的核心主张而言，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依附性更为明显。中国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上，要求全面引入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机制，主张以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为标准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政治诉求上，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以代议制为形式的宪政民主制度，倡导宪政立国;在文化理念上，要求实现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主张用新自由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建设上，以培育公民社会为由消解中共领导权;在伦理道德上，标榜所谓“个人自由优先”原则，鼓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以上理论陈述表明，中国新自由主义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有着极度迷恋和盲目崇拜的情结，在其思维定势里，凡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观点相悖的，他们就大加批驳，无理抵制;凡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相近的，他们就竭力称颂，全盘接受。可见，中国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什么新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不仅在理论基础上有着强烈的依附性，而且在思维模式上也有着浓厚的僵化色彩。

3.2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定位的空想性

中国新自由主义谋求主导思想地位的努力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强势渗透，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鼓吹说新自由主义是“今天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力量”，“已经在中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对于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日益没落和为人遗弃”。有论者曾自信地指出，“在二十世纪的末叶，当曾经在中国社会变动中夺取了政权的某种思想力量日益没落和为人遗弃的时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思想力量的最后胜利者，因为它们代表着人类文明共同的追求目标”［34］257。可见，在新自由主义者的潜意识里，自由主义可以同中国文明相结合，中国社会与自由主义也能够形成“共生一体”的新格局。他们认为，“自由不再是知识，而是事实，伦理的事实或者历史的事实”“自由就是中国的‘道’”;自由作为一种“普遍的信念”，是促进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最为重要的因素［35］127-128。然而，无论是国共两党激烈斗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多党合作期间，中国自由主义或是以“中间力量”出现或是靠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亮相，根本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思想力量的最后胜利者”一说。现时期，中国新自由主义又企图利用市场化改革来塑造一个代表其利益的“中产阶级”，并以此填充和壮大自身发展的阶级基础，进而与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但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努力和设想并未如愿以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日益为国人和世人所认可，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奉者、推广者与践行者。

3.3中国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欺骗性

中国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欺骗性是其理论基础依附性、思想定位空想性的必然结果。为了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正面冲突，中国新自由主义往往借助讲座论坛、会议研讨、学术交流等方式散布理论观点。但在其骨子里，中国新自由主义始终秉承着敌视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以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人权的化身自居，并将这些抽象的价值理念描绘成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竭力倡导自由主义思想无国界，自由主义理应是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因而有着很强的蛊惑性和欺骗性。他们认为，“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26］2-4。其实，中国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而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人的获利需求和制造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从早先鼓吹“告别革命论”“文化多元论”到今天力倡“私有制优越论”“市场万能论”“普世价值论”，其宣传误导的方式和手段日趋多样化、隐蔽化。但无论如何变化，中国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抽象性、虚伪性、超阶级性的内在本质始终如一，其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初心”未泯。所以，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不断向广大人民群众澄清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和认清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图谋。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能够揭穿中国新自由主义为实现其政治诉求而散布的各种谎言，就能够在批判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3.4中国新自由主义实践方法的教条性

中国新自由主义将西方新自由主义奉若神明，自然也就形成了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判断是非标准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僵化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国新自由主义实践方法的教条性。一方面，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批判指责我们党对历史的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中共对待历史的方法有这样两种:一、从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出发，对于自己不利的东西进行批判;二、对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视而不见”［34］279。中国新自由主义这种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言论，既表明其对中共历史发展及研究方法的无知，也意味着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进行主观臆测的认知倾向。另一方面，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唯‘西’是从”的依附心理导致其教条式地运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我国社会建设。而这一依附心理弥漫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早前当我们党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时，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就借题发挥，完全否定经济计划和国家宏观调控，甚至将计划经济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现时期当我们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又再次躁动，鼓吹“全面市场化”和兜售西方新自由主义“供给经济学”理论。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新自由主义这番肆意解构我们党政策主张的教条性做法，显然是受其形而上学思维定势的影响。加之认识论上的肤浅和政治立场的短视，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教条主义者。同其他教条主义者一样，国内新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更“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36］309。但与其他教条主义者相比，国内新自由主义者“以‘西’化‘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似乎危害性更大。

4、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无论是在理论诉求还是在实践要求上，中国新自由主义都皈依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也都未曾脱离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舶来品”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竭力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来为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式发展路线注脚，以致于其思想观点渗透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价值观和新闻传播等诸多领域，由此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围攻态势，一度严重威胁、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当前，在国际范围内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受挫和国内社会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念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新自由主义虽颓势已显，但其伺机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初心”并未泯灭。故而，我们要始终坚持“两个巩固”的战略目标，揭开罩在中国新自由主义身上的西方意识形态面纱，揭穿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图谋，在坚决抵制和科学批判中筑牢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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