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方向》剧照
“还是从小生活的这个村子，还是那些邻居。只是你不知道，兜里没有钱，你该怎么从他们身边抬头挺胸地走过去。”
1
我们村很小，几十户人家，鸡零狗碎地散布在一条小河边上。生活虽艰苦，但村里的孩子却都很爱学习——在这里，“读书改变命运”是每个家庭从小灌输给孩子的道理。
的确，读书的确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比如大军。
大军和我父亲是同龄人，当年在焦作一家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洛阳的铁路部门上班。每年春节他带老婆孩子回来，我们这些孩子都会追着他那辆黑色的轿车跑。等车在家门口熄了火，大军便下车来和大家打招呼，给男人们递烟，他老婆则打开车子的后备箱，给女人和孩子发糖果——那是一种形状奇特又好吃的软糖，以前见都没见过，我总是剥开糖含在嘴里，再将塑料糖纸小心翼翼地装进裤兜。
等寒暄完，大军便拍着车门，高声喊着：“快下来，到家了！”后车门这才打开，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便从车里走出来，眼神羞涩，带着些遥远的高贵气息。两个人上衣上面印着“101忠狗”的图案，那部动画片，我在我们家14寸的黑白电视上看过。
“还是上学好啊！”人群散开时，总会有人这么说。
大军每年回来，对父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他当年和大军一起读高中，高考时差了几分；而大军迈过了一道坎，从此和他有了不一样的命运。傍晚的饭桌上，父亲说话的声调会比往常高出许多。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起和大军一起上学的往事，讲大军如何勤奋，说他点煤油灯看书时，两只鼻孔熏得黢黑。
“人家大军是人，你也是人。你看人家坐办公室坐的，保养得多富态。你脸上的皱纹比篦子齿还稠，你都能当他爹了。”母亲挽起袖子坐在门口洗碗，调侃起了父亲。
我们姐弟几个就跟着母亲哄然大笑。父亲只好用一脸的严肃掩盖尴尬，对我们怒目而视：“不好好学习，你们以后就跟我和你妈一样！”
昏黄的15瓦灯泡下面，我看到父亲油光满面的脸，和鬓角翘起的几根白头发。
那几张透明糖纸后来一直被我夹在了一本残缺的《今古传奇》杂志里面。有时我会抽出来一张，压到姐姐的书本上面。透过糖纸，原先黑色的铅字变成了半透明的，四周增加了淡淡的彩色。
我反复打量着它们，像穿过胡同时感受到风一样，心头掠过一阵迷狂。
2
在村里所有的小伙伴中，和我关系最近的是隔壁大伯家的堂哥。堂哥只比我大4个月，从光着屁股时我俩就在一起玩。7岁那年，大伯和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我们，一起去邻村的小学报名。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班级里举行期末考试，总是我和堂哥轮流当第一。那时，我们能想到的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学习”。下午放了学，我们会爬到河边一个废弃的机井房上面，趴在混凝土浇筑的房顶，各做各的习题。有一年寒假前的期末考试，他依然是第一名，被奖励了一个精装笔记本，而我只拿到第三，领到一个文具盒。领完通知书和奖状回家，我哭了一路，觉得没脸面对父母。他默默地和我走在一起，很惭愧的样子。
小学四年级时，班里来了一个中年女老师教语文，听说是大队书记的儿媳妇。她只有初中学历，十几年没有摸课本，害怕读错了字被笑话，每次都点名由我和堂哥先来读课文。我读课文时故意飙高声调，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优待。
当时每天和我们一起去上学的，还有同村的张林。和我们不一样，张林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倒数几名。那时，我们三个是村里父母教育孩子的固定典型——当然，张林是反面教材。
一次，我和堂哥在大伯家院子里写作业，张林妈来串门，一见到我们俩，扭头就回去了。不大会儿，她拎着张林的耳朵，将他提溜到了我们面前，猛吐一口唾沫骂道：“没见你比人家少吃一个馍，你也跟人家好好学学！”
张林的耳朵被拧得几乎见到血色，他妈刚一放手，他立刻从一旁钻了出去，在院子里嬉皮笑脸地说：“我学不会，我真的学不会！”一副泼皮无赖的模样，边笑边朝门口跑。
张林妈大骂一声“X你娘”，抡起大伯家的猪食棍子就跑去追他。
张林精力旺盛，但从不放到学习上。他在自习课上用打火机烧女生的辫子，被老师惩罚在操场跑十圈，回来照样精神十足，和前后桌开着玩笑。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羞耻，还给邻村的学生介绍我和堂哥：“这两个尖子生都是我哥们儿。”
我和堂哥面面相觑，脸上有羞涩，也有得意。
3
我和堂哥读完初中，又一起考进县城的重点高中。来到更好的学校，我俩身上的光环很快便消失了。但村里人已经将我们树立成了榜样，每次回家，都管我们叫“大学生”了，好像我俩考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
张林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先是去了昆山，后来又去了苏州，给袜子厂打包装，又在电子厂安装电视机零部件。
有一年，张林过年回来，请我和堂哥吃饭。他变胖了不少，头发剪成了流行的“燕尾式”。几杯酒下肚，讲起在外打工的艰辛和凶险：在服装厂裁裤角，夜里工作到两三点，他体力不支，半睡半醒地蹬机器，结果手指差点被机器绞进去。听着他的讲述，我感到眼前甚至有朦朦胧胧的烟雾升了起来。
高一时因为身体不好，我休学了一年，从此比堂哥低了一级。但两个人心里仍在较着劲儿，每次考试的年级名次就是参照物。
2005年高考结束，堂哥不负众望，考到了四川某农业大学，“211”。领通知书那天，半个村子的人都去了他家祝贺，还有人怂恿堂哥，“以后领个漂亮的川妹子回家”。
大伯脸上很有光，笑呵呵地说：“还得上学呢，可不能瞎搞。”
邻居西京哥说：“那能有什么？考上大学就是进了保险箱了，以后找个工作每月拿个万八千，吃穿不愁的。”周围的邻居都连声附和。
我也过去看堂哥。接过他的通知书，那烫金的几行字，看得我心跳加速。堂哥对我说：“明年就看你的了！你肯定比我强。”
第二年夏天，我考到了省里的一所重点大学。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激动，拎着那个红色的信封从城乡公交车上下来，朝家里走。村头站着许多闲聊的人，大家争相传递我的录取通知书。那个暑假，堂哥因为实习没有回家，我给他打电话报喜，他乐呵呵地用四川话说：“等过年回去了，咱们好好摆龙门阵！”
我和堂哥仍旧像少年时代那样奋斗着：堂哥每年都会拿奖学金，我参加全国俄语比赛，取得了最好的名次；他本科毕业顺利考上了南京某农业大学的硕士，进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我次年考研成功，在最好的外语院校深造、出国学习；他研二那年顺利保送本校的博士，我硕士毕业应聘到四川的一所大学做老师……
我和堂哥在学业上“平步青云”，张林离我们的生活似乎也越来越遥远了，过年回家遇到他，也只是泛泛地聊几句。有时候翻起小时候的相册，打量着照片中的三个孩子，内心会不由地被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填满、随即膨胀。
我想，尽管我认定张林是我们的兄弟，但我们注定要和他过不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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