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赤色工会为什么会失败?

3．赤色工会失败的原因

这一时期赤色工会作为党领导的工人群众组织，总体上无疑是失败的。虽然它进行过大量英勇的斗争，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斗争能切实起到扩大中共政治影响，进而团结、领导广大群众的有效作用。赤色工会对普通工人群众，明显缺乏吸引力，因而队伍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它既然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引导群众，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因而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更不能承担起中共领导机关为它所规定的基本任务。

赤色工会工作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

第一， 这与上海地下党尚未建立有效的城市群众工作的秘密斗争模式有关。

如前所述，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运动获得很大的成就，主要是公开斗争模式的成功。这种斗争模式的最大隐患，就是工人运动的发展高度依赖一个公开的工会领导机关——上海总工会，从而使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缺乏可靠的基层组织基础。上海总工会统辖的基层工会虽然数量众多，大多却是凭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借着政治口号的激荡建立起来的，并没有巩固而健全的组织基础，普遍存在着“委派制度、命令主义，少数包办，缺乏工会民主生活，下层基本组织薄弱，在各组织上都是严重表现涣散现象等等” 问题，亦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核心，也普遍缺乏独立开展经济斗争的能力与经验。尽管中共上海区委在五卅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曾在组织经济斗争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总的说来，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秘密斗争模式。因而，一遇严重的白色恐嗬，需要通过脚踏实地的经济斗争来凝聚群众时，多数基层工会就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了。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文件所说：“在过去，赤色工会虽领导了广大工人群众作了许多伟大的革命斗争，但未能充分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的要求，因此又使一般的工人群众认为工会是政治斗争的组织，养成群众依赖政治的观念，轻视本身的阶级力量。所以国民党反动以后，赤色工会的机关一遭关闭，工会群众的组织和基础即完全瓦解。甚至在秘密活动时，一般工人群众不愿秘密进行工会组织，而希望某种政治势力来解决他们一切政治问题。这都是公开时代在工作上的错误，而遗留于群众中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政治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白色恐怖严重，没有任何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空间。上海地下党因受到曾经行之有效的公开斗争模式的深刻影响，在缺乏扎实的基层工作基础的条件下，继续袭用过去的办法来动员群众，自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由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委派制度等完全不符合地下党群众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遂成为这一时期工会工作中难以克服的痼疾。

四一二政变后，赤色工会领导机关曾热衷于用“红色恐怖”手段来胁迫群众参加斗争，就是这种错误工作方法的典型例子。1927年11月，恒丰纱厂工人罢工，永安纱厂部分工人也开展同情恒丰纱厂的罢工，资本家勾结巡捕房拘捕罢工领袖，上海总工会即指挥一批“红色恐怖队”队员冲入永安纱厂，迫使全厂一千八百余名工人都参加罢工。申新纱厂五厂工统会控制下的厂工会拒绝参加罢工，上海总工会又“组织了四五十名武装的‘红色恐怖队’队员，持枪冲进申新五厂‘大打一阵’，关闭机器，强制罢工，”于是，“工贼走狗拼命躲避，许多不理解情况的工人也吓得逃出厂去”，该厂1 800名工人遂于11月4日“实行同情罢工”。日华一厂、二厂工头由于害怕“打厂”，“连忙派出代表表示同情斗争，也于同一天参加罢工”。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中，沪东纱厂实现了所谓的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虽然有“7个厂，约15 000人” ，但实际上群众并不理解为什么要罢工，只好分散回家，罢工斗争的局面冷冷清清。最后，一遭大规模镇压，工人群众又纷纷复工，同盟罢工彻底失败。

赤色工会甚至还曾动用“红色恐怖”来打击积极复工的工人，以阻止工人复工，坚持罢工。1927年11月，上海英电90号司机被巡捕流弹扣‘死，8号司机负伤，工人群众囚不满资本家的处理，在市政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因有少数工人没有参加罢工，赤色工会便派出7名“红色恐怖队”队员前去袭击阻拦。结果，“英电驾驶员和售票员惧怕出事，不敢驾驶，英电各路电车就全部停驶。” 但资方义派查票员开车，到12月7日上午，开出的电车增至20余辆，上工工人有100余人。“红色恐怖队”队员再次出击，先后将两名带头出车的查票员打死在家中。 这虽然暂时阻止了复工，但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最后无法避免斗争彻底失败的命运。不仅如此，这次活动还使该企业的群众疏远了共产党。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工运干部即写道：“罢工工人在这一个大行动以后的恐慌更蕴蓄在各人的胸中……在青莲阁召集车务工人，到者只60余人，群众表现其动摇犹豫的心理。……他们与我们约定听同音的时间，竞避而不敢与我们见面。” 用所谓的“红色恐怖”的方法来强行发动1潮，显然完全违背了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团结、教育群众和必须尊重群众利益、群众心理的要求，必然会被群众唾弃。

第二，对中国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导致赤色工会失去群众组织的特点。

政党是政治组织，理应以开展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而工会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理应表达广大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其功能定位首先应该是维护群众经济利益的组织，而非主要关注政治问题的政治组织。因此，工会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工会干部必须来自群众，这样才能及时而且准确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直接干预工会的活动，使赤色工会实际成了党的政治外围组织。

这突出地表现为赤色工会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单一和狭隘，甚至“处处模仿党，依靠党。以至于上海工联报告中，把党与工联的关系的不好，当作工联工作上最主要的缺点”。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上海赤色工会发展情况时，也承认：“群众的组织，前月发展到三十个工厂委员会，因党与工会系统未分开，工厂委员会仍是等于虚设。”而造成党过多包办工会事务、党与工会的组织不能划分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党的干部认为工会中的工人“能力太弱，没有独立指挥的能力……复加以白色恐怖和失业的恐慌，同志只有直觉，没有认识革命的出路，以工作为差事。上级指导机关，也不会应用他们的能力” ，所以只能包办。

对此，中共江苏省委也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希望建立独立的工会系统，通过组织工会党团来领导工会，而不是直接干预包办工会，“肃清派人包办职工会及工人团体的传统观念及其制度，尽可能发展工人群众自己独立能力，吸收广大的非党群众，而党从中发生党团作用，以消灭代替工会及不发生工人群众组织的目前现象”；还曾强调工会领导机构中的党员人数比例要适当，“在党领导下工人群众的任何组织，指导机关的地位，我们同志只能占相当数目，绝对不能采用包办的形式，这不仅在下层组织中应如此，在上层总工会中亦应如此。”

然而，赤色工会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必然要求入会会员有很高的政治素质，至少愿意参加各类冒险的公开政治活动。因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极端秘密的条件之下，极广泛的群众组织是不能组织的，只能组织最先进的分子，共产党员和积极的无党工人。”但能满足这种标准的工人为数不多，这就必然导致赤色工会组织的狭隘}生。早有研究者指出：“在那时环境下，赤色工会本身不可能发展的，因为它提的要求不是一般工人所能参加的，而是党员的标准。……事实上也是以党员要求来发展会员的。”实际上，有理由相信，1930年以后的赤色工会会员，大多数就是共产党员，因为其时的会员数量，与党员数量极其接近。见下表：

由于赤色工会中几无普通工人参加，明显缺乏群众基础，甚至很难算作一个群众组织，党的领导机关自然无法从中造就一支有力的工人骨干队伍，结果必然导致党对工会工作的包办，“把职工运动完全建筑在上总的工会工作人员身上，区委几乎成了单纯的党内组织部，支部更加离开了群众工作，形成了党与职工运动的对立的形式。”党对赤色工会的包办，直接的恶果就是赤色工会无法及时而又准确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完成团结和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