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赤色工会为什么会失败?

第三，赤色工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指导思想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和策略。

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斗争道路的影响，“城市中心论”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如强调“党的责任就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大城市日常的工人斗争的发动与扩大，进于工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总的政治斗争，以至大城市的武装暴动活动胜利，成为四周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而夺得工商业中心的政权——一省的政权。” 曾经成功地实现过工人暴动的上海，更由此成为中共中央心目中最重要的暴动基地。因此，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便不得不以准备暴动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导致了赤色工会工作中一系列的“左”的错误方针。

由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最终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赤色工会的功能定位上，便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其政治使命，忽视了工会组织的基本任务，从而脱离了群众。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工人群众政治热情明显下降。中国共产党却基本无视这一点，赋予赤色工会过于沉重的政治任务，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因而不可能对广大工人群众产生吸引力。赤色工会在发动政治性罢工或其他斗争时，在策略上还总是按照上级不切实际的要求，只强调进攻和扩大，拒绝退却或必要的妥协，既不符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又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风险，更令群众，望而生畏。

同时，赤色工会及其活动浓厚的政治色彩，使得其无法通过合法的公开活动来影响和团结广大群众。虽然当时即有人认识到，“群众工作绝不是秘密所能发展的，必须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主张，争取群众” 。但是，在“左”倾方针的指导下，赤色工会不仅拒绝任何合法活动，还竭力把一般的工潮强行贴上共产党的标签。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这种公开活动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不会对群众产生任何有益的影响。

赤色工会的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政治活动使其基本丧失了活动的空间，工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遭到破坏。“在1933年至1934年问，赤色工会平均每一两个月就要遭到一次破坏，最多不超过四五个月。” 既不能有效吸收新的成员，党员和工人骨干又不断地流失，赤色工会当然要日益走向衰落。

(二)“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这一时期，地下党及赤色工会领导的群众斗争，除罢工等日常的斗争形式和模式外，还比较突出地采用了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方式。飞行集会，就是由党的领导机关对集会的日期(一般为纪念日)、时间、地点(一般为热闹地区)做出具体规定。届时参加者扮成行人分散前往，到约定时问，则由一人或数人以燃放爆竹或摔酒瓶为号，与会者立即集合，有人演讲、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散发传单，然后在军警到来之前解散。

1．党对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认识与组织

当时党的领导机关一再强调，飞行集会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就断定，飞行集会是在“不能经常的召集群众的会议中(时)最好的一种鼓励群众而带有行动的集会方法。”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准备飞行集会，使“飞行集会易于转变为群众的示威活动。” 同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进一步对此类群众示威作了充分肯定，称“群众示威是斗争发展到了高度的一种最热烈的表示”，“他表示对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反抗，他检阅了自己的团聚力量，故这种行动实含有庄严的意义”，故“一年来我党领导的示威运动的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每次给予群众的政治影响与给予敌人的恐慌畏惧都显然是很大的”。示威运动组织不力者，则被该文斥为“机会主义者”。  1930年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更是断定：“示威运动，在目前将成为群众主要的政治斗争的行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要求和指示，江苏省委组织这类活动可谓不遗余力。特别是各种纪念节日，都有具体布置。当时的纪念日还特别繁多。仅1929年来看，就有：1—3月的“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二七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日”、“上海三次暴动二周年纪念”；4—6月的“四一二”、“五一”、“五三济南惨案周年纪念”、“五四”、“五五马克思生日”、“五九国耻纪念”、“五卅四周年纪念”、“六二三沙基惨案四周年纪念”；7—9月的“八一国际赤色日纪念”、“九一”、“九五”、“九七”；10一12月的“双十节”、“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等等。为了组织是年的五卅运动纪念活动，“党内成立了由中央、团中央、省委团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党外的群众团体成立了上海各界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筹委会，发了大量的宣传大纲和传单。30日清晨，示威群众从各方面陆续汇集南京路两旁。10时整，一声哨响，积极分子拥上街头，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少数积极分子撤退时砸了电车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馆。这天有的区也分片组织了示威、群众大会或飞行集合。”结果“这次活动有近百人被捕。”“五卅”示威后，省委又筹备“八一”总示威，“‘八一’当天有数千工人，学生、少数农民、士兵，冲破中外反动派的警戒封锁，在南京路、福州路、白渡桥、天潼路示威游行，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上海各区也举行了罢工、飞行集会或群众大会。” 按照时任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的说法，是年“从‘五卅’以来，上海平均每十天有一示威，无论大小，变成不断示威。”

1930年则有：1月19日“以灯泡厂惨案为中心”的“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与准备武装暴动”示威，参加者一千多人，数十人被捕；3月18日的示威活动，一千四百余人参加，20人被捕；4月8日，省委在北京大戏院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一次筹备代表大会，“散会时被武装巡捕包围，百余人被捕”；4月20日，“上海各区工人纠察队近四百人，在杨树浦临清路一带公开举行检阅大会，遭到敌人的冲击，许多人被捕”；4月27日，“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二次筹备代表大会，二百多人被捕”；5月1日，“上海有一万多群众拥到南京路，占领马路，阻拦电车、示威游行，遭到早有准备的中外军警巡捕的冲击，被捕多人” 。

特别是到后来，由于罢工斗争已很难发动，地下党更是全心投人到此类活动。飞行集会甚至一度成为党领导上海群众开展斗争的唯一方式，直到党的力量损失殆尽，再也无力发动为止。

2．飞行集会与游行示威的效果

刘少奇早就指出，飞行集会之类是典型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行动。“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由于这种内容空洞的政治示威与群众利益无关，严重脱离群众，群众不想参加，加以几乎每次示威和集会都遭到镇压，都有人被捕甚至牺牲，群众也愈来愈不愿意参加，只有党团员参加。结果是：这类活动非但不能起到任何教育或鼓舞群众的作用，反而造成越来越多的党员骨干暴露、被捕。1931年五一节，上海地下党要求分区举行飞行集会，沪东区“组织上动员并集中了四十人以上，虽没有做到演讲，但有十七人散了五六千份传单，七个人喊了口号，张开了红旗”；“岳州路集中二十六人，散了四百份传单、喊了两个口号”， 闸北沪西的则示威没有实现。沪西的三次飞行集会都告失败。

而当时“左”倾领导人对此类不但不进行反思，反而自欺欺人地夸大其实际意义，说这是“冲破统治者的恐怖，表示自己的力量伟大，这是宝贵的成功。”“吓得帝国主义、资本家、国民党不断的发抖”。如1929年的五一节南京路示威，被捕一百多人，内部的总结却说“虽然损失了一百多同志，却使敌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 在这种认识下，“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恶劣的白色恐怖环境，对实际困难视而不见，对组织这类冒险活动不力者，扣上“机会主义”、“右倾”的帽子予以打击、排挤。

这一时期的飞行集会和示威活动，固然表现了地下党员及其领导下的积极分子敢于同敌人斗争、不畏牺牲的勇气，但此类活动无关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超出了多数人的觉悟程度，非但不能起到团结群众的作用，甚至还使群众疏远党。这是一种明显错误的群众工作方式。

（三）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有效的政治宣传，是政党传播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途径。重视对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是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上海的中外统治当局均实行严厉的言论控制政策。但由于租界的存在，行政体制的割裂和政策的差异，也使得统治阶级无法绝对封杀所有的反抗言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仍有机会利用统治制度的这个缝隙，特别是利用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开展有效的政治宣传活动，争取广大的群众。但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党在群众宣传和教育工作上存在很多缺陷：宜传组织机构由于力量的限制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宣传目标和内容由于过于政治化而不易为群众接受；宣传缺乏策略，不讲合法和公开，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适当的改变；宣传的形式和载体上没有能考虑到宣传对象的特殊要求，单一而死板。因而这一时期，尽管党高度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

1． 群众宣传工作的机构与力量

上海地下党的宣传领导机构是江苏省委宣传部，下设部长、秘书、宣传科、鼓动科、出版科、印刷局等部门，并成立有省委宣传委员会、党报委员会、职工宣传委员会(《上海工人》编辑委员会)等。宣传部决定群众宣传的目标、内容和主要形式等。

地下党的各区委均设有宣传委员会，由“区委宣传委员，工联宣传委员，K．M．T．区委党部宣传委员，c．Y．区委宣传委员”组成，“每周开会二次，计划该区宣传工作”。

各区委、支部还都应该成立宣传队，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活动。各区委的宣传队“专司秘密散发宣传品，写标语，造谣言，侦探消息，传达命令等”，“各支部均应组织三人以上的宣传队，执行一切宣传工作，在较大而有力量的支部须设立宣传委员会，计划并指引该支部的一切宣传工作”。 工厂中“均应立即组织宣传队、粉笔队、传单队”。 从文献中看，当时有些党组织所建立的宣传队还有标语队、口号队、演讲队、毛笔队、炭条油墨队、鼓动队等名称。

这种专业化的宣传队主要由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有的还享受津贴，如“特别服务队每月给生活费十元。” 因而，始终规模不大，而且活动模式固定和僵化，往往只是在工厂门口和大街上发传单、作演讲等。其中，以散发传单和书写标语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上级党组织往往以一种相当浮躁的心态，强迫命令各级组织人员大量印刷传单，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作规定数量的散发。这就使得这项工作带有极大的风险性，一不小心就会遭到逮捕。

2． 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政治宣传工作的目标是“使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普遍的深人群众去，扩大工人阶级对本党的信仰，使群众对于阶级的意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走向我们所指导的道路。” 围绕着这个目标，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继续遭受列强的欺侮，政局动荡不稳，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群众几无政治权利和自由可言，生活极度困苦。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各阶层普遍的愤慨，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又不积极，缔结了可耻的城下之盟，更是遭到国人几乎一致的唾骂。

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是“国民公敌”，国民党政权是反动的政权，也是中国人民一切痛苦的主要根源。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也是人民群众一致的心声。因此，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向群众“揭破国民党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欺骗民众，屠杀工农的事实”，将使群众更加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加强群众的革命认识和情绪。” 此外，中共江苏省委还要求抓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作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如“在每一工厂的每一个小问题，党及上总都不要放弃对于工人的宣传——使工人认识国民党一切形式的工会组织为政府机关，而非为工人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