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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赤色工会为什么会失败?

2018-7-25 22:1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426| 评论: 0|原作者: 朱华|来自: 激流网

摘要: 1929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进行地下活动的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6月18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宣告成立。转入地下的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及其所领导的基层工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赤色工会,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上海工人中建立的主要群众组织。

(2) 反对帝国主义及拥护苏联的宣传

帝国主义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三座大山之一。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期处在中外民族矛盾的中心。外国人直接在沪投资开办工厂,凭借技术、资本上的优势和治外法权的庇护,不仅对民族资本企业构成巨大的压力,还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令人发指的侮辱压迫,历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对象。尤其是租界当局凭借不平等条约和炮舰政策的保护,多次对上海人民的政治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更使上海人民形成了强烈的反帝情绪。因而,在上海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无疑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

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大力开展“拥护苏联”的宣传。强调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宣传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宣传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这些宣传并没有很好地针对群众的心理,更无法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完全脱离群众的需要与政治水平。有些材料甚至在宣传“苏联的五年计划”,结果群众根本不知所云。特别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简单地号召群众打倒国民党,拥护苏联,完全无视民族感情,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莫名其妙,甚至引起反感。

(3)反黄色工会及改良主义的宣传

在关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还曾大力开展反对黄色工会及改良主义的宣传。将一切非党的思想一律斥之为反动的思想,必将之打倒而后快。甚至认为改良主义倾向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更为恶毒和危险。党的领导机关一再要求“扩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打击群众的合法观念和对国民党的幻想”,  “加紧揭破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的改良欺骗” 。

(4)有关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的宣传

除了进行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改良主义的宣传外,中共江苏省委还要求,“在斗争中须利用一切事实联系到党的政治宣传’’ ,即宣传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力图使自己的主张为群众所了解,所理解,所信服,从而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但宣传的口号,往往明显脱离群众的认识程度,也难以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如“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帝国主义的羁绊;推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政权及建立工农专政与组织苏维埃” ;“工人聚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加紧工人纠察队与准备第四次暴动” 等。

3. 宣传的方式和方法

在严重的白色恐阼条件下,国民党对言论及出版物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和严格的检查制度,对异己的公开言论予以残酷的打击。在此种条件下,采取何种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便决定了宣传的范围和宣传可能取得的效果。如何做到既公开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宣传,又不暴露自己的革命力量,做到公开与秘密的很好结合,做到宣传的群众性与党性的统一,这就需要采取较为合适、群众容易接受的宣传方式和方法。

除了飞行集会之类的集中宣传活动之外,文字宣传始终受到地下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煽动宣传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时期,江苏省委及上海地下党一直大量散发各种文字宣传材料如小报、宣言、传单、标语、墙报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教育群众。1927年8月,江苏省委为反蒋介石政变而制定的行动大纲中,就要求上海“各工会立刻根据此次运动(反蒋介石——作者注)目的发表宣言”,“各区应尽可能的自出一种小报;或不断的散发许多传单”,并要求各区宣传部赶快计划出版党报、三日刊、政治宣传大纲、快报等 。

1932年8月江苏省委为准备“九一八”纪念,规定各区委“应该立刻准备‘九一八’的各种宣传品,沪西、特区、法南、沪东至少二万份,沪中、闸北至少一万五千,其他各区至少一万。……对各区小报、壁报必须加强它的领导。……增加小报发行的数量至少一半至一半以上,每一个中心厂必须有壁报,保证小报、壁报按期出版……同时必须充分计划来准备口号队、演讲队、散发队等等的组织各区宣传部应该准备画报、新剧、歌谣各种宣传工作,来兴奋群众的情绪,动员群众。” 由此可见,文字性的各种宣传在群众宣传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出版的群众刊物比较讲求针对性。如《三日旬刊》是以“浅俗讽刺文字”对工人及一般市民宣传的;各区工委办的各种油印的每日小报,“专给工人阅读”;C.Y.编辑的旬刊则“侧重青年阅读”;《向左周刊》则“侧重智识分子及商民阅读”;上海总工会编辑的各种画报“侧重工人阅读”;济难总会编辑的月刊“侧重文艺性作品;介绍死难者的历史” 。这样,有针剥。’性地开展群众宣传工作,使党的主张能为各阶层群众所了解,避免了造成宣传对象的模糊和混乱,从而可以更好地抓住群众的需求特点,表达群众的心声。

上海地下党也积极探索群众易于接受的宣传形式。如沪西区就报告“文字宣传以滑稽画报及简单标语最宜,在车问内散发,到处粘贴,同志很高兴有效力(原文如此一~作者注),不至焚毁,大的散在工房,工人家中,宣传反对工统会……再之发些大乌龟人头狗身……等带滑稽画的宣传,此种宣传品,备受同志及群众欢迎。” 地下党还比较注意宣传品适合不同类型群众口味和理解能力的问题。“对于工农宣传工作,应尽量的利用各地各种的工人刊物,而文字务宜通俗化。对于小资产阶级、中学生、小商人等一一则应利用各种由同志编辑的公开文化刊物,必要时省委亦可出可公开的文化刊物,以广宣传。” 有些党组织还注意到群众大多文化程度比较低,不识字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而还举办了各种阅读班,以更好地发挥文字宣传的效果。

4. 群众宣传工作的效果及原因分析

这一时期,虽然地下党制定了群众宣传的很多计划,布置了很多任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也都十分努力勇敢,但由于指导思想失误,宣传效果十分有限。这一时期党的档案文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批评,比比皆是。如1927年10月1日《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及工作计划》称:“最近报告有将宣传部发出之《前锋》及他种宣传品,不向外散发而自行烧毁者,有聚累宣传品,久不发出者,有以散发出宣传品了事,不问对象如何,无宣传计划,以至无效果者。” 省委在1928年11月总结中承认:“江苏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并未有计划的执行,只有应付工作,而扩大的党的宣传,固然无有,更无党的教育工作。” 1929年2月的省委的评价亦是:“江苏党一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建立经常而有系统的教育宣传工作以战胜改良主义的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广大群众,并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连日常应付的工作也非常缺乏。” 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这一时期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并没有扩大。“江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减少,党所能领导的群众日益削弱,群众在国民党的欺骗与压迫之下,对于我们党发生许多恐惧与误会,甚至于在浦东便已有以为共产党是杀人掳掠的党徒。上海工人斗争中,国民党用各种方法隔绝群众,使不与我们接近,工人亦便有些害惧,不敢接近我们。”

以反改良主义的宣传为例,可以看出党的有关努力非但没有什么效果,群众反而始终比较容易接受所谓的改良主义,甚至一些党员和积极群众也对“改良主义”发生兴趣。“现在汪陈派的宣传大多超过我们党若干倍。工人斗争渐次扩范围,我们的宣传反有缩小的形势,本来我们宣传工作就做得过少。总之现在的形势,改良欺骗的宣传,不仅扩大到广大群众,而反映到我们党内(合法观念),我们的宣传,不只不能进攻,连防御也不够。”  “工人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复生,合法观念的发展,党内合法观念的右倾的倾向之生长。”  “一般的工人斗争,群众仍旧是依赖国民党的仲裁调停……甚至上海的区委支部负责同志亦认为除仲裁、调停以外,没有办法。”

此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受到严重摧残,宣传工作进一步萎缩。秘密报纸的发行量明显下降。共青团省委领导下的《少年真理报》每期仅发行600份,而且由于“不通俗、不青年化、论文太多、信息太少”,对群众几乎无影响。各区虽有团委领导下的一些刊物,如沪东《沪东青年》、《反帝国报》,沪南《美亚工友》,沪西《沪西青工》,但“四月份刊不出,每期份数、散发、反映都不知道”。此时,各种宣传品的数量也急剧减少,三八妇女节仅发宣言单2 500份,标语2 500份,而且宣言由于“缺乏煽动性”、“文字太冗长,词句不通俗”、“发出的迟缓”而不能造成预期影响。

当时的地下党也曾对宣传工作的失败原因进行过一些分析。

中共江苏省委曾经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历来忽视日常经常系统的宣传工作。“自有党以来,没有建立其经常的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前一切文字、刊物、传单、口头等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临时无常的。” “因为地下党的宣传不易,便幻想来一个军阀战争或等待一个革命的高潮,爆发广大的宣传,因此忽略了日常的宣传工作。” 而后来由于突出非经常性的纪念宣传,使得平常的宣传工作也始终缺乏计划性,带有浓厚的应付性质,即“缺乏精细的、切实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坚决不动摇的斗争精神。每天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纪念节’!因为缺乏计划,所以有时是‘临时抱佛脚’,工作迟缓的原因也正在此,宣传品太迟缓,甚至有时过期还未发出去”。

宣传工作没有明显成效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错误的指导,导致了宣传内容失当、错误,根本不能反映群众的心声,因而不受欢迎。如在中苏两国发生冲突时,甚至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中共领导机关却无视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口号。大量的政治宣传被简单化、口号化,无法使群众理解和接受。1932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便承认:“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品中,还是很少活泼的运用每一事变,提出更具体的部分口号……假若我们仔细检查各区群众组织的宣传品,那立刻可以发现,这些宣传品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没有地方性,很少当地具体事实的联系” ,“各区宣传工作普遍缺点是太机械而主观,不能考虑群众心理,认识宣传对象” 。在许多经济斗争中,政治的宣传口号还经常被强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令人反感。如“在一张纸上,同时写上‘加一元钱’和‘苏维埃政权’的确相隔甚远的口号,使群众莫名其妙”。 当时还有一种倾向, 就是认为宣传口号的调子越高,就越能争取群众。如“改良主义宣传八小日寸‘工作制,而我们的同志便提出七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以为我们的口号比他们高便能战胜敌人”。 宣传内容的简单化、口号化、不考虑群众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这种“口号崇拜”即过分强调甚至夸大宣传、口号作用的实质,就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是当时的地下党群众工作失败的表现。因为归根到底,真正能够打动群众的是事实,是共产党代表和维护他们切身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事实,而绝不是宣传、口号。宣传、口号只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基础,才能产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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