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共高层结识及秘密交往-激流网

从文学史上看,1930年鲁迅领导的“左联”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团结进步青年,开创文学空间,与国民党右翼势力及其文人集团进行斗争。整个工作似乎红红火火,颇有声色。但是,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左联”实际是在错误的“立三路线”和王明领导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的一些失误,导致“左联”工作被动,带来重大损失。最惨重的代价是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和许多青年共产党人的被捕。之后,大批左翼刊物和出版物被禁,许多“左联”作家纷纷离开上海,被迫转入“地下”状态。

“左联”一面取得很大成绩,一面也遭受巨大损失。或者说,用巨大损失换来了很大成绩,整个左翼文化战线是在斗争和牺牲中获得进步和成功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走向成熟的幼稚阶段,一切都在摸索和失败中前行。

在这种恐怖蔓延的情况下,作为非中共党员的鲁迅也三次被迫离家避祸,三次迁居,过着紧张、匆忙而颠簸的生活。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在抓捕风潮中东躲西藏、穷于应对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纷纷找到鲁迅,或求助,或避难,或借钱,或利用鲁迅的家召开秘密会议,或经鲁迅牵线,通过内山书店周转材料物资。在30年代初的几年中,鲁迅的寓所成了中共领导人暂避风浪的港湾,鲁迅也相对从容地接待了众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包括许多中共高级领导干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瞿秋白、陈赓、陈云和冯雪峰等人。

在与这些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的接触中,鲁迅更全面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中共高层通过与鲁迅的交往,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文化人与中共革命的命运联系,从而改善和促进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进而为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开辟第二条战线积累了经验。本文选取斗争最复杂、形势最严酷的1933年,分析鲁迅与几位中共高级干部秘密往来的情况,用以观察鲁迅与中共高层先疏离后亲近、既疏离又亲近、疏离中有亲近、与此疏离而与彼亲近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进而探究鲁迅思想如何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发出个人的声音,有尊严地展开文化活动,成为暗夜风雨中一座独立而严峻的历史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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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7年,鲁迅便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准确地说,是中共地下组织有意识地接触鲁迅,了解鲁迅,试图争取鲁迅加入党组织。在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支部如何有计划地接近鲁迅,派党员毕磊公开与鲁迅联系。先是做党的宣传工作,送党刊《做什么》《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给鲁迅,促成鲁迅会见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

鲁迅通过接触青年党员和阅读他们的刊物,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抱负有了认识。后来情形突变,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包括毕磊在内数以千计的青年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4月15日当天下午,广州大雨。中山大学三百名学生被捕,鲁迅出于义愤,不顾个人安危,冒雨赶到中山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营救被捕学生,要求学校当局立即协调释放被捕者,并阻止军警搜查教授宿舍。但这些行动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见营救无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2他亲眼目睹血腥的场面,思想上受到巨大震动。后来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州的。”之后又醒悟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为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而轰毁……”3

血的事实让鲁迅震惊、惶惑而无所适从。他的进化论思想受到空前挑战,革命风暴又让他感到世界的纷纭复杂。总之,他是因看到共产党和革命青年惨遭屠杀而思想开始转变,思路因此“轰毁”。“轰毁”的结果,便是逃离“革命策源地”广东。几经挣扎,1927年9月,鲁迅携许广平来到上海,住在景云里,闭门不出,专注于著述、翻译和写作,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当然也减少了与共产党的实际接触。

不料,原本对共产党抱有好感和深刻同情的鲁迅,到上海不久便遭到以年轻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这就是著名的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在广州时期,鲁迅与创造社约好共同恢复《创造周报》,并公开登了启事。而到上海之后,不但联合办刊的事没了下文,而且忽然间遭到了成仿吾、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的联合批判,几十篇文章密集不断地从《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等杂志上刊发出来,批判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说鲁迅代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革命文学道路上的绊脚石,并讽刺鲁迅整日喝着绍兴黄酒,醉眼朦胧,以趣味为中心,闲暇度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文人等等。4

关于“文学革命”论争中鲁迅与青年理论家的论战,其优劣得失早已被文学史家认真探究,此处不再申说,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是在这场论争中,鲁迅与中共的关系发生了哪些曲折。其实,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这些人多数是共产党人,他们从日本归来,受到日共左翼文艺家福本和夫影响较大,在理论上有机械阶级论和宗派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这批年轻共产党员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艺理论,即使对中国革命不甚了解,也可以横扫一切。

成仿吾、冯乃超、钱杏邨、李初梨等回国后,认为鲁迅是旧时代的人物,《阿Q正传》代表了五四时代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格格不入,正是他们理论批判的靶子,也正是他们试炼“先进”理论的好机会。而鲁迅却看透了这些年轻人的轻浮气焰和幼稚弱点,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写了大量文章讽刺和批评这些喝洋墨水而不了解中国文坛的年轻人。整整一大本《三闲集》,许多文章都是他迎接挑战的愤激之作。

鲁迅批评的,是典型的食洋不化和左倾幼稚病,是教条主义与利己主义相结合的病症。他哪里知道,这批从日本归来的自诩的无产阶级文化代表所犯的错误,其时与中共高层本时期所犯的错误相同。这种左倾幼稚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等人集中批判的情况下,并没有因此对冯乃超、钱杏邨等人当作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予以简单摒弃,而是借机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进行学习和钻研。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5

与别人只是拿马克思主义当敲门砖不同,鲁迅是真心研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理解其精髓,并将其化作自己思想的一部分。除了上述他说的翻译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之外,他还翻译了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目标》、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苏联论文集《文艺政策》等专著。这些论著都是大部头的专书,鲁迅都是一字一句地译出、校对、印行。正因为他花了这么大的工夫精研这些理论,他便在无产阶级文艺方面有了深入的认识和发言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专家。

1928年12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来到上海,以普通文学青年的身份与鲁迅接触。他发现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远超一般共产党员,而且鲁迅同情革命,向往建设新文化的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目标非常一致。于是,冯雪峰开始了与鲁迅不平常的交往,并把他对鲁迅的观察和理解报告给上级党组织,引起中共高层关注,并立刻采取措施对批判鲁迅的错误予以纠正,决计“争取鲁迅”。

据当事人阳翰笙回忆,1929年秋,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里,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找到他(当时他是在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一场谈话。李富春向他详细了解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与鲁迅进行论争的情况后,严厉地指出:你们与鲁迅的争论,党很注意,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价值,对他的活动的意义估计不足。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对争取鲁迅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第二,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争论,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争论,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这次谈话之后,阳翰笙找到中共在上海文化支部的另一位负责人潘汉年,共同召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员开会,传达李富春的指示,开展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多人认识到对鲁迅的地位和贡献估计不准确,自己作法不对头。他们一致认为,敌人正在残酷地迫害我们,我们应该想法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应该与鲁迅争论。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便是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派冯雪峰、夏衍和冯乃超去找鲁迅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决定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他们的不正确作法。鲁迅见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的歉意,表示愿意谅解,愿意团结起来。6

在中共高层干预和说服下,上海基层党组织与鲁迅保持了畅通而经常的联系,决定让鲁迅领导“左联”工作,成为左联“盟主”,并依靠鲁迅开展文化斗争和文学运动,建立统一战线,扩大中共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同时,冯雪峰也把鲁迅介绍给在上海的中共高层,一些中共领导人如李立三、李富春、瞿秋白、陈云、陈赓等开始与之秘密交往。鲁迅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共所重视,中共与鲁迅的关系也日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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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被推上“盟主”位置,但由于其时左倾幼稚病在党内处于主流,并不时发作,鲁迅的许多想法不能贯彻执行,他仍不时感到孤独。

左倾幼稚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切实际、狂热和盲动。“左联”初期,中共指导下的这个组织仍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不正确的策略,进行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对这段历史有一段权威描述:“在工作中不顾文艺组织的特点,忽视创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上。在组织队伍时,不注意广泛团结处于中间状态的文化工作者。在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有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这些‘左’的错误,曾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7

对一些年轻共产党人容易犯的“左”的错误,鲁迅心里非常清楚。1930年3月2日,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就告诫他们“‘左翼’作家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他苦口婆心地劝告作家们一定要与革命实际接触,要丢掉小资产阶级浪漫幻想,坚决不断地斗争,并且注重实力,要扩大战线,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要搞统一战线,还要发展和培养新的战士,要有新作品,要做韧性的创作等。8

但鲁迅的教诲没起多大作用,因为当时的“立三路线”占据党的统治地位,作家们还是受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盲目搞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1931年2月,“左联”成立近一年后,柔石、胡也频等青年作家和另外18名革命青年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杀害,鲁迅也受到牵连,离家避难。1933年2月,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之际,鲁迅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录了他与这几个可爱的青年共产党人的交往和一起工作的过程,心里充满了浓浓的爱和痛惜之情。请看这些质朴沉郁的文字,就知道鲁迅对失去好青年是多么痛心疾首,文字也隐隐表达了对党内一些错误决策的不满——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9

鲁迅知道,革命一定会有牺牲和流血,但依他与敌人打交道几十年的经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赤膊上阵,要善于堑壕战,要懂得做韧性的战斗。另外,鲁迅认为,作家进行革命活动,必须用笔,用文章,用作品,而不是用标语口号。而“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左”倾错误酿下的苦果。鲁迅的纪念文字虽然没有提这一点,但字里行间的痛惜分明包含着这样的义愤和苦恼。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迫害,鲁迅自然绝不屈服;即便是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只要鲁迅觉得不对的地方,他也是坚决顶回去的。这里,可以举一个实例,说明鲁迅对当时中共“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

1930年5月,“左联”刚成立不久,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李立三与鲁迅见面,展开了一次很有意味的会谈。查鲁迅日记,5月7日记载:“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回至北冰洋吃冰其林。”10据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一文提到,这次谈话约四五十分钟,谈的问题较多。但主要议题是李立三要求鲁迅发一个宣言,拥护他那套政治主张,即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必须在大城市开展暴动,在一省或多省首先胜利,夺取政权。对李立三的盲目乐观和冒险主义观点,鲁迅是不同意的,更不愿意发表什么声明。

鲁迅与中共高层结识及秘密交往-激流网李立三

谈话中,李立三盛赞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巴比塞发表过一篇宣言,题目叫作《告知识阶级》。鲁迅说,中国的革命不能与欧洲革命相比,他也不是巴比塞。鲁迅认为,中国的实际决定了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等战术。鲁迅回到家后对冯雪峰说:“今天我们是各人说各人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那样我在中国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11

关于鲁迅与李立三的这次会面,胡愈之曾撰文专门谈论过,提到李立三要发给鲁迅一把枪。鲁迅对胡愈之说:“李立三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12胡愈之判断,鲁迅说的李立三发给他枪的事,一定是把谈话内容漫画化了,但他指出,鲁迅当时是在谈到“憎恶自己营垒里的蛀虫”时顺便提及的。当时,正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闹得很凶的时候,这些人搞宗派,搞分裂,出现了大批叛徒,有些人是披着“左”的外衣进来的,有些人对革命失望被敌人拉了出去。鲁迅谈及这些问题,表明他对党内的“左”倾思想及其代表人物是多么深恶痛绝。

鲁迅与中共高层结识及秘密交往-激流网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

与一般文艺青年和其他革命作家相比,鲁迅有更自觉的独立意识和反思能力。当别人狂热的时候,他能保持清醒。他敢于否定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决定,拒绝李立三的要求,保持一个作家的独立人格。而当周围同志对革命陷入悲观的时候,他往往看到前途和光明。当党内出现叛徒,许多人被捕被杀,“左联”文学运动陷入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党内同志,要看到未来,看到希望,而且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收留、藏匿逃难的中共党员,包括高级领导干部。

这方面,他和瞿秋白的交往已成为文化史和革命史上的佳话。但是,他们怎样交谊,如何达成默契,他们之间有哪些差异和分歧,倒是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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