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共高层结识及秘密交往

2018-7-30 22:1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274| 评论: 0|原作者: 郝庆军|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评

摘要: 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左联”实际是在错误的“立三路线”和王明领导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的一些失误，导致“左联”工作被动，带来重大损失。

人们都知道鲁迅与瞿秋白的那段著名交谊，也知道鲁迅集联的那两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经常借以称颂人间友情；但很多人却不知道，瞿秋白之所以能与鲁迅交往，很大原因在于当时瞿秋白在党内处于被排挤、冷落的人生低谷。换句话说，瞿秋白是在政治上失意，被驱逐出中共高层，致力于翻译和著述以消解苦闷的时候，认识了鲁迅，并与他交往和共同工作。在交往中，瞿秋白见识到了鲁迅，这样一位有思想、有风骨、代表中国文化气象的卓越人物，倍感振奋；而鲁迅在瞿秋白身上也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风貌，进一步了解了中共致力于革命和解放事业的理念和方向，真心服膺这个政党的政治主张及其代表人物的优秀与卓异。

我们不妨简单介绍下瞿秋白在政治上的遭遇及其潜伏上海的情景，看看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是在怎样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的。

党史材料表明，瞿秋白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后的“八七”会议上进入中共核心层的，他坚定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彻底与国民党决裂，走向武装斗争的新方向。但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主要领导人，瞿秋白落选政治局常委，并留在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李立三的“立三路线”抬头，实施大城市武装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等不切实际的冒险激进行动，使得党在城市中的组织和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到上海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召开了扩大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再次进入中央核心层。但是，由于中共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苏联人控制的共产国际手中，苏联人培养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很快进入中共高层，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主持和压力之下，1931年1月，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主导地位，点名批判瞿秋白和周恩来，瞿秋白在这次会上被迫退出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上海进行“疗养”。中共领导权落在了王明手中。

瞿秋白在上海疗养期间，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6月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仓促撤离上海，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左联”5位作家和其他18位革命青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捕杀，而留守的临时中央局成员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坦福（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等六人也都蛰伏起来，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13此时，“左联”党组织在掩护和接纳中共高层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作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是骨干力量，成为瞿秋白和鲁迅交往的重要联络人。

冯雪峰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湖畔诗人，他与柔石是同学，1928年底由柔石介绍与鲁迅交往。由于他性格质直，办事认真，外语好，文笔优美，深受鲁迅信任。因为稿件往来和翻译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等工作，鲁迅与冯雪峰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冯雪峰是中共党员，“左联”成立后，鲁迅成为“左联”领导人，冯雪峰才亮明身份。冯雪峰也把鲁迅的家当作一个重要的联络站，经常把一些党内重要人物介绍给鲁迅。

在叙述鲁迅与瞿秋白交谊之前，我们不妨宕开一笔，插叙一段鲁迅与陈赓的秘密交往。1932年夏秋之间，陈赓因为负伤在上海治疗，上海地下组织派人看望，陈赓便把红军在反“围剿”的战斗故事和红军英勇作战的事迹讲给他们听。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朱镜我把这些精彩故事记录下来，送给鲁迅看。鲁迅看了，非常高兴，也很感兴趣，便对冯雪峰讲，能否把陈赓请到家中当面谈谈。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但上海党组织考虑到，如果鲁迅能够通过陈赓的讲述，写一些反映苏区红军作战的作品，在政治上起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因此他们研究决定，无论怎样困难也要促成这次会面。

经过一番细密布置，在冯雪峰、朱镜我和楼适夷等上海地下工作者精心组织下，陈赓终于来到鲁迅家中。那天，宾主相见甚欢，许广平专门为陈赓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边吃边聊，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夜间继续进行，直到深夜陈赓才离开鲁迅家。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有：1、陈赓向鲁迅谈了苏区红军四次反“围剿”的战斗情景，红军战士怎样勇猛作战，不怕牺牲，克服了哪些困难，以及他们如何用先进的战略战术战胜国民党军队的铁桶合围；2、陈赓向鲁迅介绍了苏区的政治生活、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以及苏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情况；3、鲁迅详细询问了苏区人民的土地改革进程，改革后人民生活好转情况，也问到了被分了土地的地主是否有反抗，人民群众如何支援和配合红军作战等等。14当陈赓谈到苏区的房子时，鲁迅详细问了房子的结构和门窗情况。得知苏区的房子四面都有窗子，鲁迅非常高兴，他说，房子四面都有窗子，说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开始注意卫生条件，空气流通一定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一种进步。陈赓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认为鲁迅不愧是著名作家，观察细致。他只知道作家的敏感，而不知道鲁迅那时在上海住的房子是不通风的，而且朝向北面，很难看到阳光，海婴因此吃了不少苦头，经常得病。

据楼适夷回忆，陈赓曾第二次到过鲁迅家。他在《鲁迅二次见陈赓》一文中详细叙述了他们第二次见面的经过，更细致地记述了谈话的内容和过程，以及鲁迅的音容笑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见面陈赓曾为鲁迅画了一张鄂豫皖形势图，形象直观地为鲁迅介绍苏区战况。至今，这张草图仍保存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15

与陈赓见面曾引发鲁迅创作一部描写苏区红军作战小说的计划。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部小说鲁迅没有写成，但他与中共高级将领秘密交往的事实，他试图详尽了解中共及其军队情况的愿望，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不会被遗忘的。

但是，从以上内容，我们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得出结论，作家不可能仅凭道听途说就进行文学创作，尤其像鲁迅这样严谨而忠实于内心的作家更是如此。他事后没有写成这部反映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完全出于对艺术的忠诚，他不会随随便便写一些应景的宣传品，更不会违心地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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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鲁迅没有写成这部长篇，也是有现实考虑的。冯雪峰回忆：“我觉得他不很有意去计划写长篇，主要的是他埋在现实社会的短兵相接的斗争里，从他的岗位来说，对于现在中国社会，他以为社会批评的工作比长篇巨制的作品更急需。记得他曾说：‘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重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鲁迅先生特别看重社会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那更首要的迫切的任务，是不消说的。”1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不愿屈从于外界强加给他的任务和指令，即便以组织、权威的名义也不成。

瞿秋白被王明等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并没有被安排什么重要职务，而是以养病为名，隐居上海。冯雪峰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瞿秋白。据冯雪峰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记载，1931年5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送“左联”杂志《前哨》，见到一对中年夫妇。经茅盾介绍，冯雪峰方知那是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他们因党的中央机关被破坏而避难茅盾家。那天，他们在一起谈了鲁迅主编的《前哨》和发表在上面的鲁迅亲笔撰写的纪念被害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瞿秋白看后赞不绝口。从此，冯雪峰便与瞿秋白相识。

几天后，冯雪峰再次去茅盾家，瞿秋白仍住在那里。瞿秋白请冯雪峰帮忙，可否找一个比较安静而安全的地方，他想借休养之机翻译一点苏联作品，写一写文章。冯雪峰立刻答应，很快找到一个在钱庄做事的朋友谢澹如。谢家正好在上海南市有一处两间的小楼房，冯雪峰为瞿秋白夫妇租下谢家的房子。瞿秋白在这里翻译苏联文艺作品，写论文和杂文，冯雪峰定期来取稿子，帮他们夫妇与外界传递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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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此时，冯雪峰正在帮助鲁迅编辑“左联”刊物《前哨》《十字街头》《文学导报》《北斗》等，也协助鲁迅翻译苏联文艺作品，正需要好的作者和优质稿件，瞿秋白的稿子便经常经鲁迅的编校和介绍发表出版。鲁迅和瞿秋白经由文字之缘，彼此相知和欣赏。鲁迅经常对冯雪峰说：“何苦（瞿秋白的别名）真有才华”，“至今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人。”瞿秋白也非常佩服鲁迅，多次对冯雪峰说：“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中国有了鲁迅，说明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17

此时，鲁迅与瞿秋白还没有相见，但两人已有很多文字和书信往来。瞿秋白在给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18鲁迅让冯雪峰拿了《铁流》的序文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很快便完成任务；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被解放的堂吉诃德》第一场已经由鲁迅翻译并刊登在《北斗》上，但由于是从日文版转译，鲁迅认为还是从原文直接翻译为好，便请瞿秋白根据俄文从头翻译。瞿秋白欣然从命，很快译出。鲁迅舍弃自己的译文，开始在《北斗》登载瞿秋白的译本。

1932年初，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一起去看望瞿秋白夫妇；夏秋之交，鲁迅再次看望瞿秋白。隔不久，瞿秋白夫妇回访鲁迅。那时候，鲁迅夫妇和海婴住在拉摩斯公寓朝北的楼房里。同年11月，鲁迅去北平探望生病的母亲。期间，由于相关人员被捕，党组织要求瞿秋白暂时离家避难，冯雪峰便安排瞿秋白夫妇到鲁迅家。几天后，鲁迅返回上海，与住在家中的瞿秋白朝夕相处，经常彻夜长谈，晨昏皆忘。此次避难，瞿秋白在鲁迅家住了一个月左右，直到12月下旬才离开。

离开之际，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去鲁迅家接瞿秋白。1936年10月，陈云以“史平”为笔名，写了短文《一个深晚》，刊于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上，记录了这段经历。陈云写得非常细致，具体可感，让人能领略到彼时的紧张气氛——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的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19

陈云把奉命去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的经过描述得详尽细致，尤其是对鲁迅当时的神态样貌刻画细微，令人仿佛立刻觉察出当时的紧张气氛和鲁迅夫妇对瞿秋白夫妇的担心与挂怀。这份珍贵史料充分再现了中共高级干部与鲁迅的交谊和情感。但我们从史料得知，鲁迅和瞿秋白交往，既不是组织决定，也不是工作安排，完全是个人行为，是两个相互欣赏的知识分子在恐怖岁月里的惺惺相惜。一个是被排挤出局，政治上失意，一个前后受敌，选择横站，倍感孤独。他们在为“左联”刊物翻译苏联文艺作品和艺术理论过程中，通过文字相互欣赏，相互认识，在逃难和避祸中最终结成生死友谊。正如冯雪峰所说：“他们之间相互认识和接近，是因为有一个‘左联’，而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同时他和‘左联’的关系成为那么密切，是和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他的不好的身体有关系的。”20

1933年2月，瞿秋白夫妇又在鲁迅家避难一次。这一次恰逢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鲁迅和瞿秋白一起搜罗报刊文章，分门别类，鲁迅作序，用乐雯署名，编辑出版了《萧伯纳在中国》一书。213月间，鲁迅和许广平为瞿秋白夫妇在他们居住的北四川路附近的日照里租了一处房子，他们的住处距离只有一条街，瞿秋白几乎隔天便到鲁迅家一次，畅谈文艺、政治和国家前途。22就在这个时候，瞿秋白为鲁迅编选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万言长序。

鲁迅读了瞿秋白的序言，感慨万端。他从来没想到瞿秋白对他的杂文是如此看重，评价如此独到，认识如此深邃，立意如此高远。因为在那个时候，对鲁迅的杂文，总是被他的论敌嘲讽而轻视，说他搞不出创作，尽弄些不值钱的杂感而已。就连鲁迅自己的朋友和同道，也对他的杂感没什么高的评价，都劝他在精力尚且旺盛之际多搞些创作，少弄些杂感。瞿秋白对鲁迅的杂感却非常珍视且评价极高。他说，鲁迅杂感是战斗的“阜利通”，不必用老旧眼光看取这些光辉文章——

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23

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评论过他的杂文，也没有人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现状和思想历程中看取自己的杂文。只有瞿秋白能够在那么深远的视野中分析他和他的杂文，而且切中要害，让人为之震惊。这一评价让鲁迅深深地体验到一种知己之感。因为，瞿秋白并没有完全唱赞歌，他也分析了鲁迅的弱点，分析了鲁迅前期思想的不足，这更凸显了鲁迅杂文的时代气息和战斗分量。对此，鲁迅是心悦诚服的。

1933年6月，还是由于安全原因，瞿秋白再次搬家，离开日照里，搬到冯雪峰的住处，上海中央局让他负责一个通讯社的工作，审查和修改通讯稿件。7月下旬，冯雪峰所在的江苏省委机关被侦探发现，牵连到冯雪峰的住所，于是，他们又要匆忙搬家。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到处抓人，许多秘密地点已不再安全，冯雪峰只好把瞿秋白夫妇再次安顿到鲁迅家中。此时，鲁迅已经搬到大陆新村9号，那是个三层小楼，鲁迅夫妇住二楼，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

这是瞿秋白第三次在鲁迅家避难。此次避难没有几天时间，瞿秋白夫妇就搬到上海中央局的另一个秘密机关中去了。1933年底，中共中央来信，要瞿秋白到江西瑞金的苏区去工作。临走前，瞿秋白到鲁迅家辞行。当晚，鲁迅夫妇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鲁迅在地板上搭了个睡铺，觉得只有如此，方能稍尽友情。他们都没想到，此时一别，竟成永诀。

1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2 参阅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

3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页。

4 主要文章有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文学革命”论争资料选编》，知识版权出版社，2010年。

5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7页。

6 参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左联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72页。

8 参见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3-238页。

9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88页。

10 鲁迅：《日记十九[一九三○年]》《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22页。

11 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

12 胡愈之：《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