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的今天，1923年8月3日，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并被列入该社“文艺丛书”之一。其中收录了鲁迅1918年至1922年间写就的小说《一件小事》《狂人日记》《鸭的喜剧》《端午节》《故乡》《孔乙己》《药》《阿Q正传》《兔和猫》《社戏》《风波》《头发的故事》《明天》《白光》《不周山》等15篇。
1930年1月，《呐喊》第13次印刷时，作为对成仿吾针对《呐喊》所提出的“庸俗”罪名的回应，鲁迅抽去了最后一篇《不周山》，后来将其改名为《补天》，1936年收入了《故事新编》中。余下14篇，即为今日通行之篇目。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1923年12月，《呐喊》再版，其中有一处变动亦颇值得玩味：印刷者由最初的“京华印书局”变成了“京师第一监狱”。由监狱承办印务，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对此，唐弢在《晦庵书话》里说：“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还保存着一些桌椅，也是监狱的产品。”
对于这本小说集，固然不乏批评与攻击，但更多的是惊叹与赞扬。当时，郑振铎说：“《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讥诮的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李大钊更是激动地赞许道：“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人们惊异于以前竟不识得“鲁迅”这样一个名号，忽然之间对“鲁迅”产生了空前的兴趣。
《阿Q正传》第一章，“这一章算是序”（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史家对《呐喊》的定义是，《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鲁迅与《呐喊》的相关研究早己成为一门显学。时至今日，“鲁迅”在中国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的名字，更是一个已然超出了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但是在鲁迅“呐喊”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似乎依然在鲁迅笔下的鲁镇里徘徊，阿Q精神、孔乙己式迂腐还是人们的话题。而我们，依然不能不去读鲁迅。
1949年以来，鲁迅《呐喊》部分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3月；漓江出版社 1999年12月；译林出版社 2013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封面。
《呐喊》之前：寂寞屋中抄古碑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1933年，鲁迅为他已经出版十年的小说集《呐喊》题了这么一首小诗。在这首诗中，鲁迅感慨了自己弃医从文以来所遭遇的种种挫败，写文呐喊却不断遭遇当局的审查禁令，揭露旧俗却屡屡被世人毁谤构陷。他感到一种大寂寞，这种寂寞或许可以比之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因此他感到大悲凉。写这首诗时如此，十年前、二十年前更是如此。
对于鲁迅来说，从他1912年入京到1923年《呐喊》出版之间的这十年，是一段容易被忘却而又不得不格外注意的年月。正是在这沉默的十年里，《呐喊》中的种种情感与思想埋下了爆发的种子，并一点点地在鲁迅的梦中被赋形。
1912年，已届而立之年的鲁迅应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入京后，鲁迅便一直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路西的绍兴会馆。但鲁迅最初的住所并不理想，虽美其名曰藤花馆，但实际上臭虫遍布，人口嘈杂。对此，他在日记中发了好几通牢骚：“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猎猎如犬相哨，不得安睡。”“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展转不得眠，眠亦屡醒。”
忍受了两年之后，鲁迅终于决计搬至会馆的一间“鬼屋”里，因院中曾有人吊死，所以这个相对安静的独院未被别人占据，这正合鲁迅的心意。于鲁迅而言，这也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他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文学写作，只是闷头誊旧书、钞古碑，没有任何显露于外的行动，但其文学的发端，他的忽然的“呐喊”，都是在这样一个情景里面发展出来的。多年后，他在《呐喊》自序里回忆这段寂寞的时光，却也不乏冷峻的温情：
“Ｓ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的鲁迅，或许可以用“积极的颓废”来形容。说他颓废，是因为他在用遁入古代的方式麻痹自己。无论是抄旧书还是抄古碑，都只是因为鲁迅“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他从《康熙字典》《茶经》一直抄到《唐诗扣弹集》《嵇康集》，都是大册页的。曾同住在绍兴会馆的许寿裳回忆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种沉迷于“无意义”之行为而又极认真以至于忘却的状态，是一种彻骨的颓废，但他做的事情又不至于完全无意义，所以说其积极。
鲁迅辑校《嵇康集》（版本：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6年）。
这样一直到了1918年，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此前一直在会馆埋头于古籍旧碑的鲁迅突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因为这段关于“铁屋”与“希望”的对话，鲁迅的文学生涯正式开启了。他答应钱玄同做一篇“文章”，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在这篇初具形状的小说中，他甚至将钱玄同来见他时怕狗的一幕有意无意地写了进去：“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