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年代的诗 和所有其他阶级一样,中国工人的处境、地位、感受和意识也经历了种种变迁,阶级内部也有着种种分化和交错的轨迹。 90年代开启的国企私有化与工人下岗潮,一直延续到21世纪之后多年。即使在未被私有化的国企,“减员增效”也一样严酷推行,“干部贵族化,职工奴隶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在逐步搭建起来。历史的僵局就此打破。工人不是没有过奋勇抗争,但总体来说,仍然是犹豫、消沉、迷惘的,并且终归挫败。当代民谣《新长城谣》中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三千万人齐下岗”透出其中的苦涩。这种消沉,可以用默默的一句题记来形容:“无产阶级没有梦。”苏东各国的工人也相似,普遍而深重的社会灾难,并没有带来普遍有力的反抗。要站在本阶级立场来看待自身与社会,探寻前途,还需要长久的磨练。 改制事件或下岗工人的身影,常常见诸诗歌作品。比如王小龙《老厂的雾》就是其中的精彩之作,是众多国企“改制史”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厂长的待遇和地位如何在国企改革中一步步窜升,最终侵吞和拍卖了工厂,而“我的师傅,我的师兄弟/这个没有雾气只有热浪的夏天/一张张面孔在扭曲和蒸发”。 袁新的《人在黄河口》是一组令人动容的抒情诗,在遥远的追忆中深藏哀伤与愤怒。其中的《那一年》,镜头对准“黄河口的一片野洼子里”的一位石油工人,他“蹲下身子,用宽厚温热的手掌”捧起“偷油人遗弃在地上的原油”: 他的动作从容不迫 他的神色平静安详 仿佛受伤的不是他 而是他掌心里那些不会说话的石油 几滴鲜亮的血打在地上 几棵青翠的芦苇摇曳在风里 他说 油是国家的 就是被打死 也不能让坏人抢走一滴 我相信他 相信他的话 如果你连一个石油工人都信不过 在这个世界上 你还能相信谁 那一年不是这一年 那一年的天空明亮 那一年的大地干净 那一年的想法单纯 那一年的词典里没有下岗 买断 这位石油工人无疑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缩影,是我们一度熟悉过的某种类型的工人。他的信念早已随风远去,但他早年的忠诚并非“愚忠”。当他说“油是国家的”,我们不难感知,他同时在认定:国家是自己的,人民的,劳动者的。这种国家意识,80年代之后开始瓦解,而在这个群体被出卖之后,终于破碎。当诗人以一种极端的信念肯定“如果你连一个石油工人都信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相信谁”,我们读到的,是被叛卖后的沉痛;当他写下“那一年的天空明亮/那一年的大地干净/那一年的想法单纯”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在今昔对照中不堪回首的怀念。 阿曲强巴因所在的北京某国企于1992年实行市场化改制而下岗。他从事过劳工权利宣传。他的《给辽阳的工人们——轭》(1994年)[21],是一首为流汗劳动兼流血斗争的工人群体所写的感人的当代颂歌,带有狄兰·托马斯的风格印记,也是他唯一的“工人诗歌”[22]: 为自己的兄弟们受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反悔 为那些在机器旁流汗的人蒙难 为那些奉献出自己的劳动和思想的人受苦 为那些塑造了人类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人类造福的人 为那些在锁链的束缚下奋进的人 为那些自由和不自由的神圣劳工 为他们付出自己的血和生命决不要反悔 不幸的是,诗人在政治意识方面相当幼稚和落后,竟至于对反动的美国劳联头子龚帕斯有关劳资和谐的演说大喝其彩。 对国企工人境遇的全面抒写,沉戈是佼佼者。[23]下岗后他外出打过工,因此对私企工人的状况也颇为熟悉。他后期的诗歌近乎完全的口语化,往往达到挥洒自如、酣畅淋漓的境地,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与工人本色。如《我的长征》写他值夜班时,在动力车间的空气压缩机巨大的轰鸣声中构思一首诗,以此展开他愤怒的、惊人的、荡气回肠的抒情: ……一首诗它是沉默的 是无能为力的,是可怜可耻的 是假公济私的,是不务正业的 是开小差的,是干私活的 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是资本在原始积累是国企在倒卖在转手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让农民破产让更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 是让工人下岗让他们先穷下去 是在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 我在做着一份黑白颠倒的工作 是在一个巧取豪夺的年代 我在做着一个防小偷的巡逻工 我走过灯火通明的机加车间 走过霓虹闪烁的总部办公大楼 我没有抓到什么小偷小摸什么国贼大盗 甚至没有什么顺手牵羊什么杀人放火 现在是和平年代是太平盛世是安居乐业 没有五岭乌蒙没有金沙大渡没有雪山草地 头上没有敌人的飞机狂轰乱炸 地上没有敌人的日夜围追堵截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国企是工厂已悄然完成了改制 就象一个巡逻工,已悄然走到了黑夜的尽头 就象一首诗,也已悄然写完 但他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自由主义,并且始终难以摆脱或超越他在“精神初恋”时期接受的这些意识。对国企私有化浪潮,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乃至厌恶,却又茫然不知如何应对。但他诗里也有许多从现实生活和经历中直接提炼的思考,包括对工人之获得自由的状态的真实梦想。这些才是他诗中真正可贵之处。 和阿曲强巴一样,沉戈对市场经济抱幻想,同时寄望于民主。前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幻想,后者与工人抗争及前途的关系,则并不清楚。这种心态,在国企工人中相当常见。现实中,它表现为对改制和私有化的幻想。不少国企工人希望借此摆脱日益专横而腐败的官僚,而不是诉诸自我组织与抗争。但改制的结果,不管是官员私吞,还是与私企外资合伙侵吞,或者交给外资收购重组,最后总是冷酷地将工人扫地出门。[24]国企工人自我组织与抗争意识的匮乏,消沉和“迷失”,莫此为甚。就全体而言,中国工人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阶级,同时也还是一个迷失的、尚未“找到自我”的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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