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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隆(1955年)到2015年

2018-8-13 22:4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29394| 评论: 0|原作者: 萨米尔·阿明|来自: 亚际书院

摘要: 万隆会议宣告了亚非国家的意志:要通过一个真正独立的、与所有劳动阶级利益一致的发展进程,夺回其主权并完成独立。1955年,大多数亚洲和中东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夺回主权,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非洲,解放运动正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斗争。

二、于2015年10月在印尼举行会议的提议

于2015年10月在印尼举行的庆祝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会议,为讨论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讨论可以涉及所有的大难题就好了。讨论应该对不同的见解和提议保持开放,牢记我们的目标是秉持建设的精神,为反全球化的不结盟运动的复兴作出贡献。

以下提议当然没有涵盖所有的问题,而只是有选择地涉及其中的一些大问题。

在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和第三世界论坛(ThirdWorld Forum)的框架中达成的网络将在10月底组织三次圆桌会议,每次圆桌会议将邀请五位发言人(发言人依其能力以“主题发言人”或“受邀发言人”的身份被邀请)。我们应在适当的时候选出这些发言人。除了参加我们的圆桌会议之外,当然也欢迎这些发言人应邀参加在印尼组织的其他讨论。

讨论的问题应考虑对万隆时期的相关回叙,并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尽管如此,讨论的焦点应集中在当前的挑战和有助于前进的可能回应上。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近期的不结盟运动会议所表达的立场上,尤其是2014年5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尽管每次圆桌会议所提议题的具体内容仍有待确定,我们将在下面提供一些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提议。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并不试图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的行动计划。此类演练可以为期待中即将到来的丰富讨论所得到的结论做一个预估。

圆桌1:建构亚非拉和加勒比国家、民族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团结

(1)不结盟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南方国家展开的政治团结是富有成果的。在万隆会议上遭到谴责的殖民遗产除巴勒斯坦之外已经被清除。因此,有必要努力重建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阵线。

(2)如今的主要挑战来自美国/北约(NATO)/日本的战略部署,其目的是确立对全球的军事控制——为此它们不惜进行军事威胁和干涉,并通过事实上仅限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国际共同体”,把这些干涉虚假地“合法化”了。除了分析这些导致全社会毁灭的干涉外[伊拉克(Iraq)、利比亚(Libya)、叙利亚(Syria)是这些结果的悲惨例子],我们还应进行讨论以评估三个大陆的国家共同体对此核心挑战的回应(或回应的缺失)。挫败全球军事控制战略是得以成功重组另一种世界政治体系的条件,这个新体系将保证各个民族国家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确保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存。许多问题与这个核心问题相关,比如为废除美国军事基地而进行的斗争,对所谓“反恐斗争”、国家恐怖主义的含义的评估等等。

(3)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中国,已经成功地使联合国采纳了表达人民权利及发展权利的章程。旨在使那些权利得以切实贯彻的强化方式与手段的提议是必不可少的。

(4)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中国也应该考虑有系统地致力于重建联合国作为国际共同体之代表的合法性。

(5) 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和非盟(African Union)应该齐心协力。我们欢迎使上述各方的合作制度化(成立共同的秘书处?特别工作组?)的提议。

(6)我们也不应忽视三个大陆的国家之间在陆海边界问题上的冲突。我们的讨论或许应该集中于创造一个制度框架,提供方式和手段以清除这些冲突,以免它们为意图破坏我们团结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操纵。

圆桌2:推进三个大陆的主权、民众和民主的另类计划的建设

(1)我们首先应从不结盟运动国家努力建设内向型的国/民经济——正如这篇文稿的第一部分中提到的那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所有这些经验(以及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验)的一个大缺陷在于,他们忽视了如下措施的基本重要性,即发明种种方式来确保更高级的民主形式能够进步发展,后者反过来是经济和政治领域一切有意义的有效管理的条件。这个缺陷滋生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并为种种怀旧主义的幻想所吞没,正是那些幻想构成阻碍,使我们无法达致所需的以与我们当今世界的挑战相适应的、更新了的、“主权计划”概念为基础的另类方案。

(2)“主权计划”这个概念本身必然是讨论的一个主题。考虑到跨国投资对所有国家的所有部门的渗透程度,我们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这里所说的是何种主权?

为获取自然资源而进行的全球斗争,是当代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北方对各种资源的依赖,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对南美、非洲和中东那些资源尤为丰富而历史上又常遭掠夺的国家,构成了一个挑战。我们能够在这些领域发展出一种国家与区域政策,以此开始对资源采取一种理性公平的、惠及所有人的全球管理吗?我们能够在中国和南方各国之间发展出一种与此视角一致的关系,从而把中国获取这些资源的机会,与对相关国家的工业化的支持关联起来吗[这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那些所谓“捐赠者”拒绝做的]?

如果没有真正得到民族与民众的支持,一个独立的国家政策依然脆弱不堪,而那些支持又要求政策的基础是确保各阶级民众能够从“发展”中受益的。这就是主权计划取得成功所需的社会稳定性条件,它可以抵制帝国主义计划在政治上造成的动荡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现存的或潜在的主权计划与权力系统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之本质:它是一个民族的、民主的和民众的计划,还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虚妄计划?

非大陆国家能发展主权计划么?他们的局限是什么?何种形式的区域联合有利于这方面的进步?

(3)对即便十分遥远的未来所做的准备,始于今天。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模型?基于什么原则?是个体之间的毁灭性竞争,还是对团结之优势的肯定?是把不平等合法化的自由,还是与平等相关的自由?是对全球资源进行罔顾未来的掠夺,还是把地球生命状况的再生产所需的那些确实措施也纳入考虑?未来必须被视为普世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的实现,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认识的那种更加“公平”或更加“有效”的文明模型(即“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为了避免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境地,为了避免重走19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老路,我们应该确保回答以下的主题:1)今天,什么样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在追问过去所表达的“乌托邦”?2)关于地球生命的再生产条件,我们拥有哪些新的科学知识?

(4)总而言之:目标是追上今天的富裕社会,比如说美国(中国的目标)、德国、日本甚或欧洲的富裕小国(其他国家的目标)吗?这样的目标是值得要的且可能实现的吗?还是说这目标更具野心:要创造条件让我们三个大陆的社会为开创人类文明之更高阶段做出贡献?

圆桌3:回归农业问题;应对日益增长的土地获取不平等所提出的挑战

(1)我们认为,必须给予亚非拉的农业问题以特别的关注。理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大举进攻三个大陆的农民农业(众所周知的“土地攫取”过程)。顺从这一当前全球化的主要构成是死路一条,只会导致三个大陆上数亿人的大规模贫穷化/排斥/赤贫化。这将进而终结我们社会在全球民族社会中上升的一切努力。因此,任何有意义的另类发展模式必须基于相反的原则,即尽可能平等(或至少尽可能不那么不平等)地让所有农民获得土地,以使之成为建造一个连贯的、结合了工业生产与食品主权的主权生产现代体系的一部分。

(2)以富有的家庭农业和/或农业公司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如今正意图对第三世界的农民生产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北美、欧洲、拉美南部和澳洲的资本主义农业,受资本收益原则支配,只雇佣几千万农夫,但他们的生产力却达到了全球最高纪录。另一方面,人类中的近一半人——即三十亿人——依然在农作体制中求生。如果“农业与食物生产”被当作另一种生产形式,在一个放开监管的市场上服从竞争的法则,那么,会发生什么?这些原则会促进生产么?确实,我们可以想象:五千万左右的新增现代农民能够生产出当前三十亿农民在确保他们自身(可怜的)生存以外为市场所提供的一切。但这样一种另类方案取得成功的条件,必然让好的土地流向新的农业从业者(我们不得不从当下的农民社会中夺取这些土地),并开放市场(以购买设备)以及消费者市场。这样的农业从业者确实能够与当前的数百万农民相“竞争”。但对那些农民来说,会发生什么呢?数十亿“无竞争力”的生产者将在短短几十年内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已提出的使替代性的“竞争”学说合法化的主要论据是,这样的发展在19世纪的欧洲确实发生了,并且最终也带来了现代富裕的城市-工业-后工业社会以及能够养活国民甚至还有余力出口的现代农业。为什么当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就不能重复这一模式呢?这一论证没有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它们使那种模式的生产在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变得几乎不可能。第一个因素是,欧洲的模型是在一个半世纪里与劳动密集的工业技术一起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则远非如此。所以如果第三世界的后来者要使他们的工业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他们就不得不采用那些技术。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在漫长的转型期内因其“剩余人口”可以向美洲大规模移民而受益匪浅。

我们能够想象其他以所有农民获得土地这一原则为基础的另类方案吗?这个框架意味着在维持农民农业的同时,还要参与一个持续的技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过程。这一定程度上允许我们在逐步建设一个连贯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同时,渐进式地向非农业雇佣转型。

这一战略目标也意味着我们要保护农民食品生产不受现代化的农业从业者——国内外的农工联合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的危害。它对工业-城市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后者不应过多地优先考虑出口,不应以出口为导向,这本身就是在利用低工资的优势(低工资反过来又意味着食品的低价格),而更应关注用一种社会平衡的方式来拓展国内市场。同时,选择这样一个原则,也有利于在总体方案中整合那些确保国家食品主权的政策模式,后者是一国成为全球共同体活跃成员、享有必不可少地自主保证与谈判能力的必要条件。

(3)在这方面,万隆时期的记录提供了一个混合的图景。中国和越南秉持这种精神,保证所有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其他地方则不然。一些更为激进的民族/民众经验确实实行了土地改革,以限制农民农业体系的毁灭进程。但总体上,尤其是在拉美,这个令人悲哀的进程还是继续下去了。

2014年7月1日

*本文选自《人间思想 06:万隆 · 第三世界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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