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个群体最好的方式是融入他们，成为他们。
因为工作需要，要对蓝领群体做用户分析，看了市场上大部分研报，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于是我花了一周时间混入蓝领群体中间。
整段经历给我冲击最大的，不是住所脏到发黑的墙壁、烈日下奔走的汗水、劳务的恐吓，也不是饥饿、炎热、疲惫和孤独，而是在群租房中接到的一通普通的业务电话，对方在CBD的顶级写字楼里和我聊着数亿的基金募资业务。挂完电话，我怔怔地在狭窄楼道里呆了有十几秒，两个反差极大的世界在我眼前碰撞在了一起，然后又割裂开来，让我分不清此刻哪个世界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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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调研生涯是从和农民工一起找工作开始的，昆山的外来务工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万人以上的工厂有数十家，我在网上报名了昆山世硕，一家4万人规模的电子厂，主要做手机和平板，每天招聘量在1000人左右。
换上不起眼的衣服，穿着旧的球鞋，我勉强有了些农民工的样子。一早来到线下集散中心，这里去往各个工厂的打工者都有，我们要在这里准备好材料，统一坐车前往各自报名的工厂。填材料途中，一个男生不知道怎么填写学历证明，看我戴眼镜（环顾整个大厅，极少有人戴眼镜），觉得我看上去像是读过点书的，找我帮他编一个。没想到这个举手之劳，使我收获了打工生涯中第一个，也是关系最亲近的朋友，阿正。
阿正是1993年的，安徽宿州人，小学毕业就出来工作，他告诉我这里的大部分工友学历都不超过中专，还有很多没完成义务教育的。为了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告诉他我是中专毕业，之前在做小生意赔钱了才出来打工，他深信不疑，之后每次需要填材料时都叫我帮忙。
他之前在富士康、纬创等很多厂干过，月薪多时有4500元，他拿出手机的工资单一页页炫耀给我看。关于为什么从前一个厂出来，他觉得太无聊了，想换就出来了。“要是做服务业，以我的能力挣五六千一个月都没问题。”他说，只不过他看不上服务的工作。
准备好了材料，我们闲聊了会儿，打了把吃鸡，喇叭里喊道“世硕集合”，于是乌乌泱泱五六十号人集合在一起。
世硕这一批男生居多，女工就七八人，男女比例近6:1，阿正告诉我这已经算女生多的了。其中有两个与我们同龄的女生，一个年轻些的穿着破洞裤和渔网袜，很潮。阿正对她动了心，于是怂恿我搭伙去追姐妹俩，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在接下来集合、等车、帮搬行李的搭讪后，在车上成功加到了她们的微信。在整个打工群体中女性占少数，进厂很吃香，比如通常会分到坐班，有文化些的会分到文员岗，交男朋友也容易。
她们是亲姐妹，姐姐叫燕子，28岁，妹妹叫小红，20岁。他们从老家河南新乡来昆山打工一年多了，之前在一个显微镜厂做了段时间，因为眼睛长时间工作过于疲劳，才重新出来找厂。
到厂下车，阿正很开心地拉我去给她们买水，我拿了矿泉水，他一脸嫌弃的说“太low了，请姑娘好歹喝好点的啊”，于是他去换了四瓶冰雪碧。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消费现象。在后面两天里，我也几乎没见到工友买矿泉水，他们买喝的都是雪碧可乐居多。在他们大部分人眼中纯净水是免费的，2块钱的矿泉水无非是买个瓶子，而3块钱的雪碧才是真真实实的饮料，对于他们来说，这价格上1元的差价，引起的却是价值上质的飞跃，让他们在请喝水上，变得体面起来。这1元钱的消费升级，花得值。
到了世硕厂里，我们在一个像菜市场的大棚底下集合，里面站了将近五六百人，一个穿着黄T恤写着“永兴和”的牌子向我们喊话排队集合，阿正小声告诉我，我们被“卖”给了这家劳务公司，工资他们管，出了事也是他们负责，据说这里的管理很严。
除了永兴和，其他还有吴泰、雨露、富匡等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都穿着黄色T恤，每家劳务面前的队伍都有百余人。劳务的手上握着厚厚两沓的身份证，一百多张身份证喊下来，指挥我们站队。
清点完人后，劳务带我们穿过一个两百人的大堂，里面坐满了在填表格的新员工，穿过大堂让我们在一块空地待着，在大太阳底下，工友们大多无所事事刷着手机。
不久，来了两个劳务，一个拿着喇叭，气势像是这里的头头。一群人很快从嘈杂变为安静，劳务开始讲一些注意事项。我心里有些忐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且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太想用手机记录下这些画面了。
然而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立马发生了，劳务讲话时发现了我在第二排录像，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要出事了。
我当众被劳务叫上去。他让我打开手机相册，发现拍的视频和照片，凶狠地问：“你干什么的，为什么拍这些？”我说怕我记不住注意事项就录了下来，加上相册里有之前和阿正的自拍合影，他瞪了我几秒没说话，让我拿身份证走人。后来想起来还是后怕，当时脑海里想到的都是些不好的情形，幸好没有什么人身危险。
我拿了行李出来后，阿正马上联系我说让我等他，随后陆陆续续有人出来，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机会进下一轮。阿正是因为有大块的纹身，和他一起出来的一个工友叫老杨，他除了纹身之外，还有犯罪记录。
老杨是1994年的，老家在安徽，前一天刚从苏州到昆山来找工作。之前是因为在苏州打架进了局子还赔了对方一万元，现在身上只有两百不到。
出了厂，距离我们来的地方还有七公里，他们打算等公交车回去。室外温度太高了，我内心呼唤着打车回去，我说我没现金，老杨说他有，于是跑到超市买了三根冰棍，给了我两个硬币。我想加他微信转给他，他说手机坏了在店里修，叫我不要客气。
后来阿正又把姐妹俩忽悠了出来，于是我们五人成为了一个小团队，一起重新找厂。大部分农民工只身漂泊在外都很孤独，没有依靠，因此也愿意抱团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