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12月，他在《论政策》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8页） 从1939年的12个字，到1940年的16个字，毛泽东对党的白区工作方针精辟地作了高度概括。从此，这16字方针成为指导党的白区工作和党领导的白区群众斗争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使党的白区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白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荫蔽”是针对“左”倾时期公开暴露而言的。那时，“左”倾领导人要求党员在群众中亮出党的旗帜，以示革命化（这就是公开亮相）。殊不知，在敌人白色恐怖下，这是不可以的，只能招来敌人的镇压和吓退群众。“荫蔽”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要有掩护。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要有公开职业的掩护。过去“左”倾时期许多职业革命家没有公开职业，或住在旅馆里，这样就容易被敌人的侦探所发现。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区的党组织执行16字方针，职业革命家都有职业掩护，如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他的职业是关勒铭金笔厂的副经理；副书记刘长胜担任过荣泰烟号和福新号米店的老板。二是要有群众掩护，即共产党员作为群众的一分子，和群众交朋友，为群众谋福利，而不是公开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吓退群众。三是以敌人的法律、法令为掩护，在革命活动中注意利用合法（今天特色的一切台面上的法律、法令都好像是可以利用的，而实际上这些法律、法令都是事实上的触雷引信）。“精干”是指党的机关和党员队伍，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要精干。这也是针对“左”倾时期，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混淆而言（干部队伍要精干意思是说既不要苛求干部队伍要纯而又纯，又要保持干部队伍的精益求精，要保证质量）。那时，做公开工作的党员都往党的秘密机关跑，把党的秘密机关搞得很庞大，这样就容易招来敌人的侦探，造成破坏。 “长期埋伏”，这也是针对“左”倾时期，党的领导人往往犯有急性病，企图一下子就使革命成功而言。就是说，革命是长期的，必须要有长期打算，不能急于求成。“积蓄力量”是针对“左”倾领导人推行错误的方针，不断损失力量而言，要求白区的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以及党领导和团结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积蓄力量（不做无谓的牺牲，不做赔本的买卖）。“以待时机”是针对“左”倾时期盲目和敌人拼命，进行决战而言，要求白区的党组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人民军队到来时的决战时刻。 为什么要在白区采取这样的方针呢?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作出精辟的分析，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即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道路所决定的。 首先，毛泽东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道路出发，作了分析。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接着，他比较了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不同国情。他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506、507、508页） 那么，中国的国情又如何呢?是否也要象“左”倾领导人那样，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走先占城市，后占乡村的道路呢?他接着分析说：“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506、507、508页） 其次，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506、507、508页）这就是说，党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党领导的白区工作是处于配合地位，是配合农村武装斗争的，绝不是“左”倾领导人那样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在城市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反叫红军去配合（同理，今天的其他一切斗争，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未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重新革命的战争做准备的，不论是在城市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还是重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党的白区工作的重要性。 再次，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是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毛泽东说，“在北伐战争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506、507、508页）其结果，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990页） 在毛泽东概括的16字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白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白区的共产党员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积蓄了雄厚的力量，甚至开辟了第二战线，配合武装斗争，最后终于迎来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抗战初期，党动员全市民众热烈支援国民党十九路军抗击日寇；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后的孤岛时期，利用英、法租界当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开展义卖活动，支援新四军；开展歌咏、戏剧活动，出版文学刊物，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运用社会合法形式，举行大出丧，抗议日寇杀害出租汽车司机的罪行；在日本军队进占租界后，开展破坏敌人军火生产的活动，创造了无头斗争的形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动员近万名工人、学生、文化界人士支援新四军，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各种物资器材外，还用工人夜校的形式，培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用兄弟会、姊妹会、合作社、益友会、联谊会等形式团结了广大群众，毛泽东在1940年听取了刘长胜的汇报后，对工人夜校和联谊会给予高度评价，说办好一个工人夜校就等于办好一个工会。到抗战胜利时，上海的地下党员达到2千人，团结了20万群众，为抗战胜利后的群众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响彻云霄，五·二○学生运动，被毛泽东誉为开辟了第二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正面战场。在1949年迎接解放时，上海有近万名地下党员，组织了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开展护厂、护店、护校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毁灭上海的罪恶计划，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终于使上海基本上完整地得到了解放。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指出：“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这是对执行白区工作16字方针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在解放后总结党的地下工作经验而阐写的《‘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的重要性》一文中说，“上海在十年多中，虽环境有许多变迁，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统治者，但在敌人不断的疯狂进攻下，我们却能不但保存了力量，而且得到了发展，以至在解放战争中，能起了很好配合作用，在解放上海前，能保护了上海财产物资，在解放战争后能有效的协助接管，维持治安，使人民政权更稳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正确的坚持了‘精干隐蔽，积蓄力量’这总方针的缘故。”所以说，上海的解放也是党的白区工作方针的胜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毛泽东不愧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高瞻远瞩，站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把党的关于白区工作的一系列政策、策略原则，加以高度概括，提出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并从理论上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内容有删节，主要是关于刘少奇的内容） 附：列宁《党如何开始城市工作》 列宁选集 列宁 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押解回乡。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消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牲。政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下去。检察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 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完整无恙地存在着。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宣传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时削弱，使代办员和宣传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我们正是感到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才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一切小组和个人，只要他们愿意多多少少从事一些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的活动，请他们把自己的愿望告诉那些同“斗争协会”有联系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的话，可以通过侨居外国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代为转达。但是这种情形可能是很少的。）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的秘密活动和隐蔽方式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侦探就愈难于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用虚声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偷设罪证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革命纪律、不发展革命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去做。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一批公开的鼓动家，他们要善于向工人宣传，但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一批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一批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一批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搜集各种情报的通讯员。需要有一批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一批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一批传递文件、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一批筹集款项的人。在知识分子和官吏中间需要有一批同工人、工厂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处等等）有接触的人。需要有一批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一批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一批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以及其他等等。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模糊宪兵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专业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著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整年整年的时间通盘筹划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老一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要实现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急于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必须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工作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1897年底写于流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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