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说了什么？ 刘源：最后一次见面在八五批斗会之后，1967年9月份。八五批斗会的时候，对我父亲已经是严加看管了，我都不能靠近他身边了，就在他旁边的一个屋子，帮他刷个碗、洗洗被子、洗洗袜子。[评点：还是有机会交谈嘛。] 当时，有一个战士做完了菜，端到小餐厅。他吃完饭，我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给他洗毛巾，准备去刷碗。他突然走过来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不允许我跟他说话，所以我特别紧张，小声说，“妈妈就在你后边的房间”，“他们不许我给你说话”。他还想再问，但没有问，站了大概2分钟，扭身就走了。这就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我非常后悔，对不起他，那时候即便我就大胆地跟他说话，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评点：这说明还是有几分自由的。由于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父亲了，刘源先生为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父亲的理解和敬仰而内疚，以至于愧疚终身。] 所以我很想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亲自经历过，千万千万不能再有这种事了，今天一定要汲取教训，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一块石头不能绊倒两次。[评点：放心吧，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有人宣扬的二次文革不是认识的幼稚，就是故弄玄虚。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坚强后盾，文革又怎么能够搞得起来呢？看一看文革发动之际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的禁止出动军队和公安镇压学生的指示，在全面夺权阶段果断实行“三支两军”，这不就是明显的例证吗？当然文革期间确实出现了乱批乱斗，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武斗，存在着严重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充其量也不过是三分错误的问题。把三分错误当成了七分乃至十分错误，就在认识上误入了歧途。看来刘源先生对文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阶段，被他们家及父母的遭遇迷住了眼睛，没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背景下，没有从建国后六十余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他只看到了文革错误的一面，而对文革的功绩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一面视而不见，更没有对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严重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而是站在父亲的肩膀上来研究问题，从而在思想上离开了唯物史观。这样也就难以把握文革的真谛，从而接近真理。这是令人婉惜的。]最近，彭真的儿子傅洋给我打电话，兴奋得要命。这本书他看了两天，他也认为，不能再犯“文革”的错误。[评点：傅洋先生是彭真的三儿子，既在黑龙江的农村插过队，也在陕西省商县氮肥厂做过工，因而彭真在文革发动之际被打倒，他也跟着受了不少累，因而对文革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作为彭真的儿子，不知他是否知道，文革结束以后，彭真曾经对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人员有林讲，毛泽东原先是想通过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但是最后却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彭真直到死也没有讲清楚这个原因。有林不清楚，邓力群虽然在《国史讲谈录》中多次谈到这件事，但是他也搞不清楚这个原因。虽然彭真到死也没有讲清楚这个原因，但是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原因是不利于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文革的，否则的话，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彭真又有什么样的顾虑呢？傅洋先生作为彭真的儿子，不知是否知道这个原因？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王震去看望彭真，彭真对他说：“你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毛主席的重大贡献，我们将愈益看得清晰。讲得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要问傅洋先生的是，毛泽东正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才被宣布犯了严重错误的，那么，彭真讲这个话的真实涵义是什么呢？傅洋先生认可父亲的说法吗？说彭真反毛泽东，恐怕不符合事实。因为就是在文革期间彭真还召集家人约法三章，一是不要自杀，二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反对毛主席。就是在文革以后也是如此。当毛泽东被党内某些人诬蔑攻击的时候，彭真还仗义执言，为毛泽东说话，说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既然这样，为什么文革期间彭真又被打倒了呢？虽然他不反对毛泽东个人，但是却不执行毛泽东倡导的路线。毛泽东要求跟线不跟人，他不是以是否跟他为标准，而是以是否执行他倡导的路线为标准，这才是彭真被打倒的原因。傅洋先生认可这个说法吗？]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知道刘少奇离世的消息？ 刘源：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了，他离世3年以后。[评点：这确实让人痛心。]当时我还在山西朔州山阴县白坊村插队，回北京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说了消息，但是不敢确认。第一个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他当时在郑州总参炮兵学院当兵，告诉我，我父亲可能已经在开封离世了。[评点：高干子弟之间信息灵通着呢，彼此还互相照应，让人不禁想起了西纠和联动。]但那时谁也不敢相信，人为什么会到开封去了呢？[评点：当时是为了保密，也是维护刘少奇安全的考虑，否则的话，让群众知道了后果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呢？] 1971年林彪事件后，引发全民性的震惊和反思。[评点：这个观点是从八一年历史决议中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一论断中演绎出来的。所谓“全民性的震惊和反思”，不过是后来否定文革的那些人，打着所谓民意的旗号兜售自己的私货而已。其实，远的不说，就从中国近现代史上来看，这也并非孤立的事件。在民主革命时期不是也出现过汪精卫和张国焘这样的汉奸和叛徒吗？他们当年的地位和林彪也不相上下啊！在革命的滚滚洪流面前，大浪淘沙，总有一些不坚定分子被淘汰，不管他们当时的地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因为抗战期间出现了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就说明国民党进行抗战是错误的吗？难道因为共产党内出现了张国焘这样的叛徒，就说明共产党执行的革命路线，进行的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吗？其实，林彪事件的发生，也是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咎由自取自已酿就的恶果。中共九大以后，在要不要进行斗、批、改的问题上，林彪和毛泽东渐行渐远，在文革路线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同时，林彪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活动日益严重，这在林彪及其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发布“第一个号令”以及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分裂活动中表现出来。鉴于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在党内军内的特殊地位，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及其集团成员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已经成为对文革成果巩固与发展的最大威胁，因而才着手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最初，毛泽东还是希望作为党内矛盾问题，采取“较着陆”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林彪却做贼心虚，冲破阻挠，潜逃叛国，折戟沉沙，酿成了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尚属意外。]当年高喊打倒的那些人，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评点：毛泽东知道文革作为一场波及面很广的群众运动，肯定会造成冤假错案，但是横竖不杀，搞错了以后再平反。不能因为冤枉了一些人，就说明文革是错误的。问题蹊跷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人往往是思想上的走资派，而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走资派，这样可能迷住了一些人的眼睛，使他们认为“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毛泽东的远见在于，他深切地认识到一旦条件适宜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看一看现在积重难返的腐败问题吧？看一看改革开放后，有多少党员干部变成了资本家，又有多少党员干部在资本家的企业里面拿着“干股”，这不是有力的证明吗？刘源先生肯定是有深切体会的。]大家找不到刘少奇的一句话是反对毛主席的。[评点：是吗？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表示反对。这是毛泽东一九七○年十二月对斯诺谈话时自己说出来的。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还质问毛泽东，到底谁是党内走资派？毛泽东脱口而出，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后来，朱德、贺龙私下找到刘少奇，要刘少奇顾全大局，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找到毛泽东检讨时，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问题。在《王光美访谈录》中对毛、刘之间的争论也作了说明，不过是将双方之间的争论用比较缓和的方式说出来罢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八月四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时，刘少奇当场以不怕下台为由拒绝接受批评。文革后在起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这篇文章时，王光美对《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孙兴盛说，这是刘少奇唯一一次公开顶撞毛泽东。其实，早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但是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以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当然，“五一六通知”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一个泛指，而不是特指。刘少奇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党的接班人，虽然他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再继续做接班人了，但是并没有立即提议变动刘少奇的职务，刘少奇仍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即使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了错误，毛泽东也没有提议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而是仍然寄望于他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预计会期为五天，根本就没有将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上。要不是在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不台为由拒绝接受批评，这次会议还不会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怎么是没有反对毛主席呢？毛泽东主张跟线不跟人，如果拥护他个人，反对他倡导的路线，那这种拥护又有什么意义呢？毛泽东又怎么会与拥护他个人而反对他倡导的路线的人和平共处呢？这种和平共处实际上就是丧失原则。这也就不难解释文革后党内一些高级干部虽然仍然拥护毛泽东却难以避免在文革中遭受冲击乃至被打倒的原因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一些家庭可以探望被打倒的人。[评点：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是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林彪事件的发生没有本质联系。]可是我们家的申请，没人敢批准。[评点：主要是因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了性的缘故。] 1972年7月份，我们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看看母亲。”[评点：这是在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经过中央全会已经定性的情况下作出的批示，显示出人道的一面。]当天，专案组就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说毛主席批示了，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母亲，父亲已死。[评点：效率蛮高嘛。]这一天，专案组这两个人也来到监狱，通知了我母亲，说“刘少奇已死，1969年11月12号，死在开封”。我们问他们，人为什么会死在开封？他们又不吭气了。[评点：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嘛。在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战备疏散，当时就连中央领导人也都疏散到了各地，将刘少奇疏散到开封，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的。难道等着中苏大战一起，苏军袭击或攻占北京，把刘少奇丢给苏军而不管吗？当时刘少奇的病情确实已经非常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北京医生是在将刘少奇的护理方案向当地医生交待清楚以后才返回北京的。刘少奇在开封病世，是偶然中的必然。刘少奇治疗的病历档案都在，就是当时不知道，现在也是不难弄清楚的。]大约是1972年8月，我们去监狱看了母亲，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3年了。[评点：王光美毕竟还活到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江青可是没有这么幸运，是在坐了十几年牢以后自杀身亡的。] 谈刘少奇和毛泽东关系：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望其项背 新京报：你在书中谈到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评价说“深厚密切、相契相合”。 刘源：我觉得，读完这本书，读者们也会这样想，两人“深厚密切、相契相合”。[评点：对，一九六○年以前确实是这样。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际，联动的成员就打出旗号，提出要忠于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这些共同的基本准则外，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望其项背。[评点：对，要不然毛泽东为什么将刘少奇培养为接班人呢？]两个人都是思想家、理论家，又是实干家，性格又很相像，毛主席有时候更性情一点，诗词歌赋啊，有时候发个火拍个桌子，我父亲很少，他是比较理智的。[评点：关键是两个人在路线上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建国后就缓慢发展，一九六○年以后迅速激化，一九六六年不可调和，直至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变动。本来，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是毛泽东提议中央分一、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的。中共八大还修改党章，增加了设立中共中央名誉主席的条款。毛泽东设想第一步辞去国家主席，第二步辞去中央主席，还形象地说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了，自己只担任名誉主席，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以便以后他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至于遭到很大震动。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路线上的分歧日益严重。这种路线上的分歧，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后来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刘之间的分歧主要是路线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执行的路线将会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至于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被开除出党，是由于历史问题，而不是路线上的分歧所致。刘源先生对毛、刘之间路线上的分歧讳莫如深，到底是由于认识的原因，还是处于得失的考虑，值得深思。] 回顾他们两人共同走过的路，我讲几段史实。中共二大刚结束，就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传达“二大”会议精神。当时，毛泽东担任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说，建党一年后，毛刘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现在的话说在一个班子工作了，28岁的毛是班长，23岁的刘是成员。何葆贞也是毛主席介绍的，何葆贞跟杨开慧是闺蜜，当时是杨开慧发展、毛泽东批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然后二大之后认识刘少奇了，毛主席派何葆贞到安源。1923年，父亲刘少奇与何葆贞在安源结婚，1925年我大哥刘保华出生，后名刘允斌。[评点：对，在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时候，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志同道和。] 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主席，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评点：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路线的一致把毛、刘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对王明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批评了政治路线错误，固然可嘉，但是从党内斗争的策略上显然是不够适当的。大敌当前，从党内团结的需要出发，首先解决的是军事路线和人事变动问题，至于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可以从长计议，以后时机成熟时再搞。因而毛泽东及时阻止了对于政治路线的批评，而是在肯定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解决了迫切的军事路线和人事变动问题。在这方面，显然毛泽东的主张更为成熟和稳重，在斗争策略上更显得炉火纯青，这就团结了更多的同志，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白区工作路线，开始的时候不断被否定，1937年6月的白区工作会议，吵了十几天，有人指责刘少奇“老右”，有路线错误。毛主席态度鲜明地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肯定了刘少奇坚持的工作路线，说“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评点：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党内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就不仅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肯定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 新京报：王光美逝世前，曾促成毛刘两家后代的聚会。现在两家还会经常聚会吗？ 刘源：我母亲逝世前的那次聚会，正好人比较全，照了张相，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写了一篇文章。这些年，我们也经常聚到一起坐坐，前年“十一”国庆节、去年“八一”建军90周年，我们都聚到了一起。一般都是我召集，不过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有的还腿脚不好，所以每次聚会都是谁方便谁就来，如果身体有点不舒服就算了。[评点：王光美女士召开毛、刘两家聚会，刘源先生为毛新宇颁发少将证书，为李讷儿子介绍对象，令人赞赏，君子之风油然而生。] 新京报：你用了较大篇幅，对刘少奇与彭德怀两人的关系做了澄清，如何评价两人的关系？ 刘源：近年，市井网络风传，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戚本禹专门在书中这样讲过。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老主任，“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南海，我称他“大逄叔叔”。近年，他多次嘱咐我驳斥戚本禹。我答应他，认真写史实，以正视听。所以我在书里写了一段，把他们的关系说清楚。[评点：《戚本禹回忆录》说的是否属实，待将来文献档案公布后可见分晓。当然，在人际关系方面恐怕也不见得在档案中有所记载。刘少奇和彭德怀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看，在庐山会议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生活会上，刘少奇在发言时说高饶事件前，彭德怀对自己有七八点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对军委有意见，发牢骚，刘少奇起草了电报要彭德怀、杨尚昆签字，结果彭却不签字，电报以杨尚昆、刘少奇的名义发出去了。延安时期刘少奇和彭德怀一块去看关向应，关向应流着泪对彭德怀说，你以后不要反毛主席了。彭德怀嫌刘少奇没有表示意见，对彭不满。彭德怀对刘少奇召集的华北座谈会，也就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骂他四十天娘的那次会议有意见。当刘少奇在生活会上提到这件事时，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与刘少奇无关，是他建议召开的。因为彭德怀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就把问题先在小范围内扯清楚。刘少奇还说，这件事跟我无关，但帐记在我身上。高饶事件，是高饶搞宗派主义要把刘少奇拉下马，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彭德怀卷入很深，但是被保护过关，这件事在庐山会议期间又揭出来了。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公开出版的资料在这方面往往躲躲闪闪，难以见到真实的记录。现在出版的一些书籍对庐山会议作了扭曲式的记述。比如七月二十三日召开的由纠“左”转为反右标志的那次会议，在《王光美访谈录》中王光美说刘少奇七月二十二日晚上吃了安眠药很晚才睡，七月二十三日晨正在熟睡中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起床后就迷迷糊糊地走了，给人的感觉是刘少奇根本不知道要召开会议批彭。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却说，七月二十三日开会其他常委也是临时得到通知的。但是他也知道一旦将来档案文献公布以后对自己不利，因而在行文时加上了“据传”二字为自己开脱。他们这样叙述是为了说明批彭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专断，别的常委是被毛泽东裹挟着批彭的，这就为他们作出的毛泽东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判断进行了背书。李锐是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写这本书的，而且胡乔木还表示要对李锐写的这本书负责，况且李锐在写作时是有条件和机会查阅档案文献资料的，可是胡乔木却为什么听任李锐这样信口雌黄呢？后来邓力群说，李锐的这本书不全面，不准确，只把对他有利的材料公布了。那么，真实的历史情况如何呢？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四位常委开了长达五个小时的会议，商量着第二天开大会。召开七月二十三日会议是中央常委集体作出的决定。其实，庐山会议搞到后来那样，原因是很复杂的。比如会议后来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事实上是子虚乌有，但是当时也并非空穴来风。贺龙揭发说，彭德怀说过再不改变错误就要请苏联红军来的话。当时苏联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建立联合舰队，危害中国主权，妄图干涉中国内政，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却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传出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本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七月十六日批示印发会议，从吴冷西转述的田家英的说法，以及王任重的回忆看，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把彭德怀的信看得多么严重，除了个别用语外，彭德怀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正是毛泽东此前在纠“左”过程中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是信件印发会议后，却使本来就意见分歧的会议走向激化，如果毛泽东不出来讲话，不仅意见统一不了，甚至还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那么中国的发展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这两种结果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因而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必然要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就说人民公社化运动吧，实际上不仅当时的许多人，就是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老是把共产风、大锅饭、大呼隆、瞎指挥、平均主义等同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实，我们要真正研究人民公社，就要把一九六二年以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人民公社作为标本来进行研究。一九六二年以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稳步发展，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不仅为国家工业化和三线建设提供了资金和原料，而且还初步开辟了农村市场，进行了积累。这是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物质保障。人民公社是高级社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有工、农、兵、学、商、党、政，是政社合一的组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是农村工业化的实现途径。早在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在整顿人民公社的时候就对全党高级干部说，别看我们人民公社的工业产值很小，但是人民公社真正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国家工业化初步实现的情况下，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农村社队企业蓬勃发展，即使在一九八三年解散人民公社以后（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在公社解散后，被称为乡镇企业），其惯性发展的势头又保持了几年。这种状况令邓小平感到非常意外。他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说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由于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社队企业改成乡镇企业，在其发展的惯性消失以后，最终趋于瓦解和破产，于是才出现了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农业合作化上本来就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一九六二年的单干风上又表现出来，就是在一九六五年在刘少奇住地召开一次会议，刘少奇抱了一堆马列著作，对袁宝华等人说，先有机械化再有合作化，这个观点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夕和张平化的谈话中也谈到了他为什么反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他说，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一变，我国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要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性质迟早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我们要问刘源先生的是，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对不对呢？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到底是多少呢？这种所有制的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要胡乔木起草一个文件，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再发一个纠“左”的文件，这个提议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当时胡乔木觉得这个文件不好写，跟刘少奇说是不是先跟毛主席谈一下，刘少奇生气了，说你先写，我会去谈的。后来胡乔木找彭真跟刘少奇谈，这个文件决定不写了。一九六一年，广州会议后回京的路上，胡乔木跟毛泽东说了刘少奇要起草一个纠“左”文件的事。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有这回事。后来开会，刘少奇把胡乔木批得很厉害。不久，胡乔木就得了神经衰弱症，休养了。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是如何跟刘少奇讲的呢，以致于刘少奇对胡乔木发了这么大的脾气？从现在公布的《毛泽东年谱》看，毛泽东后来几次在谈话中批评刘少奇当时没有跟他讲这件事，说如果批彭的文件不传达到县以下，县以下继续纠“左”，就不会有后来更严重的浮夸风了，严重经济困难也会小得多。这件事给毛泽东造成的印象是深刻的，以至于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反复强调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冲了我们的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期间把农业是否增产作为搞好“四清”的重要标准，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实行“三支两军”，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有人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隔断历史，看不到其中复杂的变化，把庐山会议后出现的经济困难，简单地说成庐山会议反右倾是错误的，进而否定庐山会议期间右倾的存在。这实际上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立场的不同造成的。当然，我们这里扯远了。但是，说到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关系的时候还是离不开这些问题的。] 他们之间不回避矛盾，也经常争吵。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彭德怀的个性很强，我父亲也是。他俩都是讲武堂出身，两个湖南伢子同年兵龄，他们那个年代的交流方式就是争吵，不过吵完一点都不记仇。有时候彭德怀就把杯子摔了，我父亲就说，“你没词了吧，没理了吧”，然后哈哈大笑。他俩互相杠着、互相抬着，有什么话直来直去。[评点：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斗争的重要手段，是解决党内分歧和矛盾的重要方式。只要处以公心，是主义之争，最终是会团结起来的。所以，有些争论和分歧并不可怕，也不必大惊小怪。毛泽东就说过党内不怕搞阳谋，就怕搞阴谋。在党内搞阴谋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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