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吗?马克思主义，包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南与依据?洪教授真是错得太远了!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除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其剥削本质、发展规律与历史趋势之外，还有很多创新和与发展。并且，这种创新和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资本论》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
首先，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著述《资本论》的过程中，运用了由他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正确认识与研究自身历史及一切社会现象最根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也是我们研究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与根本方法。这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贯穿于他的《资本论》的全书。马克思就是凭借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与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最后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并且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作了一系列科学预言与构想。《资本论》的诞生，完成了对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后批判，独创了一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与科学价值，值得我们永远恪守与遵循。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必须始终遵循的思想原则。
其次，即使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有许多创新与发展。马克思如是说：我的这部书即《资本论》从理论方面来说，有“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一是对剩余价值与它的具体形式地租、利润、利息等作了区分，揭示了地租、利润、利息的本质;二是从商品的二因素中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为破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秘密找到了“生理解剖刀”;三是将工资形式与其本质作了区别，揭穿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欺骗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性。如此等等。
实际上，《资本论》的创新与发展并不就是这些，除了这些之外，首先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创造。这是史无前例的。当然，仅就理论方面来说，也不只这三个方面，而是全面的、系统的。马克思的这种创新品格、创造精神也是激励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强大精神动力。构建中国经济学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创造性劳动，没有先例，没有捷径，完全靠我们自己去创造，没有创新品格与创造精神，是绝对不行的。《资本论》正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精神激励，这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
另外，《资本论》还创造了一个由众多经济学科构成的科学体系，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集大成。愚者见，在《资本论》中，还蕴藏着马克思的市场学、市场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土地经济学、时间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伦理学，以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消费者理论，等等，等等。事实上，《资本论》是一座无尽的思想宝库，只要我们潜心研究，深入开发，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怎么能说《资本论》只写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呢?《资本论》中如此丰富的思想宝藏不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资源吗?尤其是其中的市场经济学。
笔者认为，如果不怀偏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都会明白《资本论》也是一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学。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过商品与货币、市场与价格、供给与需求、竞争与垄断、分配与积累、生产与再生产、世界市场与国际贸易等。这些，都是一般市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它关于这些方面的原理，也都是一般市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如商品及其价值理论，货币本质及其流通规律理论，市场及价格变动理论，供给与需求相互关系理论，竞争与垄断相互关系理论，分配与生产、消费及积累相互关系理论，生产、再生产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理论，世界市场与殖民的理论，国际贸易与国际价值理论，等等。
如果我们的思维不仅限于此，《资本论》中那些即使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或特殊范畴、规律与原理，只要我们通过科学抽象，将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那种特殊生产关系撇开，其所剩下的部分对于其他形式的商品经济，特别是那些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也是普遍适用的，因而，它们都是构成一般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原理的重要内容。比如，《资本论》关于资本及其有关范畴。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规定，它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家支配雇佣劳动的一种特殊权力。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予以撇开，就可将资本视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价值增殖的某种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仍然保留了资本这一范畴，即使是是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也不例外。再如，关于剩余价值及其有关范畴。剩余价值，在《资本论》中，它是指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个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本家对工人一种剥削关系。如过撇开其特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那种超出劳动者自身需要以外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不论在哪种社会状态下也都是存在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不仅可以体现在剩余劳动产品中，而且还会体现在它的价值形式上。剩余劳动产品的这种价值形式，不论人们怎么称呼它，但作为一种价值余额它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样，作为剩余产品的价值存在自然也就成了所有商品经济社会共有的经济范畴。既然如此，那么，与此相关的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也一样。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剩余产品价值形式的一种变相的存在或别称而已。这些范畴即使在我们今天仍然是存在的。
既然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核心经济范畴都可以是所有形式的商品经济社会存在的一般范畴，那么，《资本论》中，一些与此有关的如资本增殖、资本积累、个别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利润平均化等范畴及其相关原理，也一样是适用于所有其它形式的商品经济社会的。如在资本增殖与积累方面，通过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节约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增强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的方式与方法;在个别资本循环与周转方面，各种职能形式的资本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时间上的相互继起和数量上的按比例分配，确保资本运行的连续性，以及最大限度地节约流通时间，加快资本周转，提高资本盈利率的原理;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方面，社会生产各部门在物质形式与价值形式上必须在其质与量的两个方面相互适应，保持均衡状态，以及货币在其流通中的重要作用的原理;在利润平均化方面，关于资本竞争与资本转移，促进资源流动，实现合理配置的原理;此外，还有关于银行的作用及其与之有关的经济参数如利润率、利息率、股息率等对社会经济活动调节作用的原理，如此等等。这些也都是对商品经济一般原理与规律的揭示，它对所其它有形式的商品经济、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都是适应的。
总之，《资本论》是一部关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经典文献，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适用于研究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如果洪教授的“市场经济原理只有一个”的说法是成立的话，那么，它就是马克思的市场经济学，而非所谓现代经济学。此外，在马克思的思想宝库里，除了这些关于市场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之外，还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原理，尤其是《资本论》更是一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科书。马克思在著述《资本论》的过程中，可以说，他吸收了自己和恩格斯以往全部文献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因而在这里他最早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作了清晰明白且集中的阐述。同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尤其是那些制度性的矛盾时，也往往对社会主义作出过许多、乃至一系列科学预测与构想。因而，在《资本论》中，有马克思主义非常丰富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用以指导、总结我们今天的具体实践，这既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也是其主要的理论资源。
上述可见，洪教授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着只是“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轻率的，错误的。洪教授之所以如是说，这么做，是为了兜售他的所谓现代经济学，排斥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构建中的指导作用与主导地位，将中国经济学引向西方经济学之路。然而，在另一方面，洪教授还向中国学者奢谈什么中国经济学的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学派”，云云。这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一个洪教授说“市场经济原理只有一个”即现代经济学，中国“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因而中国经济学只能“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而另一个洪教授又来一个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学派”之说。这到底让人们相信哪一个洪教授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相信前一个洪教授，因为他道理讲得最充分，并且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排斥掉了。后一个洪教授则是信口开河，言不由衷，不可相信。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现代经济学由于它固有的阶级属性和一系列以庸俗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立论基础，使它的理论不可能被全人类共同接受。特别是还由于这一理论经历过“华盛顿共识”的武装，达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极点，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使它越来越不得人心。洪永淼教授的“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或“中国经济学之路”向中国学者力推现代经济学，要中国经济学“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主张是错误的，极其有害的。它既严重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根本背离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目标，更是完全违背我国一批真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志向与意愿，只能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
同时，还使我们明白，面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指导我国具体实践的经济学。因而，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走自主创新之路，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我们的基本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导，研究和总结我国的丰富实践与宝贵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予理论抽象与升华。
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成了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和必须练习的基本功。没有这项基本功，那我们就只能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当然，我们还要认真学习我们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以及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这是最新、最活、最现实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泉源。如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关于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思想;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思想;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使之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世界济经治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理论成果和重要的思想资源。它不仅为我们构建是中国经济学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而且还直接提供了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瑰宝。
最后，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我国领导人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并以此作为我们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由此可以想见，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愿景不要多久就会变成现实。事实将证明，这才是我们唯一可行的道路。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屈炳祥，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原标题《非此，即彼!——就“中国经济学之路”与洪永淼教授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