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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当年会见斯诺时,怎样谈到“讲假话”和“伪君子”? ...

2018-9-13 22:2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797| 评论: 0|原作者: 段 阳|来自: 旗帜中流

摘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斯诺时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

毛主席当年会见斯诺时,怎样谈到“讲假话”和“伪君子”?

2018.09.13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段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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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斯诺时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


毛主席在这里主要是谈到文革中有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搞武斗,事后还不以老实态度承认错误。我们在这里姑且抛开搞武斗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里实际上还提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讲假话。本来,在文革中搞了武斗,可能属于思想认识上一时糊涂,没能把握好与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方式方法。既然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事后诚恳地认错就是了。可是有些人,拒不承认错误,好像“老子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仍是正确的”。这样的人,用说假话的方式掩饰自己,其实就是在耍小聪明。所以,毛主席在这里把他最不赞成的现象,不是概括为搞武斗,而是概括为讲假话。


据有些书籍(如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印象》、西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毛泽东中南海外交风云》)记载,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埃德加·斯诺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人山人海,飞舞的红旗汇成了火样的海洋,响彻云天的口号此起彼伏。斯诺对毛主席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主席点了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你千万别受这一套的骗。”


这句话,同样表明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表明了老人家对左派队伍里“伪君子”现象的警惕,尽管毛主席在文革中曾一再强调“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要保护和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196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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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关于“不赞成讲假话”、“警惕伪君子”的远见,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然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但是,即使他们背叛革命,他们口头上仍声称自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口头上仍声称自己是革命的。他们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从来没有声称自己要投靠帝国主义。这些人就是善于讲假话的资产阶级政客。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革命阵营中可能出现讲假话的资产阶级政客这种现象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因此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吃了大亏。


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就以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深厚的政治斗争经验,认定对国民党“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不管是国共合作顺利时期,还是国民党搞摩擦、搞“反共高潮”时期,都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惕性、都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因此,抗战过程中,虽然几次“反共高潮”我们也有一些损失,但是没有让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占到大便宜。


抗日胜利之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蒋介石便把自己屠杀人民的嘴脸隐藏起来,兜售假“和平”、假“民主”,欺骗了相当大一部分国人。面对如此情景,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提出了中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基本要求,以便通过对照,戳破蒋介石的假货色。同时,为了进一步揭穿蒋介石的伪善嘴脸,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重庆谈判,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和平、民主的诚意。在蒋介石进犯解放区时,毛主席又在全世界舆论面前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的行径。这样,才使得全国人民彻底认识了蒋介石。


20世纪50年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以苏联赫鲁晓夫集团为典型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他们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丑化斯大林、丑化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同时大肆兜售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修正主义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毛主席为杰出代表的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回击和批判。但是,在赫鲁晓夫集团大搞修正主义之时,当时的苏联却表面上高举列宁主义旗帜,平时开大会都是把列宁的画像高悬厅堂,声称自己坚持的是列宁主义路线。


由于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致使当时的苏共在国际共运中极其被动,因此苏修集团内部于1964年10月发生了换班闹剧,他们把赫鲁晓夫推下台,令其“光荣退休”,换上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集团。但是,苏联新领导集团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反思、悔改之意,对苏修集团受到兄弟党批判时,对各兄弟党曾经采取过的霸权主义态度,没有丝毫的歉意,反而以“老子党”自居,摆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要求各兄弟党与自己继续“对表”、“看齐”。


当然,苏联新领导集团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不再继续大肆宣传赫鲁晓夫那一套修正主义观点,也不再公开诋毁斯大林。但是同时,他们却打着“维护国际团结”的幌子,禁止各兄弟党继续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谁如果不跟他们配合,他们就对谁采取霸权主义的打压措施。毛主席经过一系列观察,认定苏联新领导集团虽然不再大力贩卖修正主义观点,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是在执行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他们虽然大肆奢谈“国际团结”,但是他们所谓的“团结”是以不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原则的。因此,毛主席认定,苏联新领导集团在政治上是不诚实的,因此是不可靠的,我们决不能跟着他们跑、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历史也确实验证了毛主席的远见。


赫鲁晓夫时期和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表面上看去,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兜售过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但在口头上仍坚持共产主义、坚持列宁主义;二是国力非常强大,足以同美国抗衡,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寝食难安。


然而,这样貌似很“左”、又很强大的苏联,其实外强中干。其本质之虚弱,不是弱在军事力量上,不是弱在经济力量上,而是表面上坚持共产主义、坚持列宁主义,实际上没有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因此使其党和国家在思想意识上一盘散沙;同时虽然在表面上坚持了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亦即在表面上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际上用斯大林概括的生产关系三要素的第二条(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第三条(劳动产品如何分配)来衡量,苏联的党政领导严重脱离群众、培养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这样的情况下滑行二三十年之后,终于酿成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并引起东欧各国连锁性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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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关于“不赞成讲假话”、“警惕伪君子”的远见,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翻开《邓小平文选》,我们既可以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承诺,也可以看到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要搞市场经济的主张;既可以看到“要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等说辞,也可以看到“彻底否定文革”,说毛主席从1957年开始就犯了“左”的错误,等等。面对这样一套,我们相信他哪一句呢?


其实,对于邓小平这个人,毛主席早就有定论:“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尽管毛主席对邓小平也不是一眼看穿的,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但是,毛主席毕竟在生前最后的时刻看穿了邓小平,并将自己对邓小平的评价公之于众。


然而,全党、全国人民相信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定论了吗?恐怕没有相信。1980年代“改开”之初,城镇国企职工涨了工资、发了奖金,国家对农产品提高了收购价格,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大家都觉得“改开”好、觉得邓小平上台干得不错。有谁想到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下一步要搞垮国企、让千百万工人下岗?有谁想到尔后中国农村迎来的是种粮亏损、农业徘徊不前?又有谁想到1990年代及21世纪初中国农民被税费压得喘不过气?恐怕更没有人想到农村土地被征用、农舍被强拆过程中农民群众的损失和痛苦,以及亿万农民工进城打工所遭遇的种种辛酸。


因此,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们一贯声称自己的理论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我们能轻易相信他们吗?也许有的同志说:“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种说法,其实有点儿“马后炮”的味道。或许,你现在不相信,“改开”初期你曾经相信过;或许少数人从一开始就不信,而很多人则在一开始相信过。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前面我们说过,毛主席对邓小平尚且有一个认识过程,难道我们比毛主席还高明?难道我们不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可以像神仙一样直接洞察一切?恐怕不是这样。毛主席曾经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随着1993年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广大群众中自发掀起了“毛泽东热”。市场上、书店里,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回忆毛主席的书籍和红色歌曲光碟。人民群众在公园里、社区里自发地举行文艺演出和座谈会,缅怀毛泽东时代。


群众缅怀毛泽东时代,是简单怀旧吗?不是,群众缅怀毛泽东时代,就是在以群众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当今社会的不同看法。还有人说,群众在那里唱红歌、喊口号,是言不及义,没有触及现实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这样看: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革初期,社会上多数人都在天天唱红歌、喊口号,那么少数人在那里重复这样的行为,或许是跟着模仿、或许是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是,今天社会上,已经很少有人唱红歌、喊口号,而且有的地方的群众在公园里、在市中心广场上举行红色演出或者纪念会,还要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阻挠或者镇压,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里,仅仅在公开场合唱红歌、喊口号,就已经需要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了。


那么,在今天的左派或毛派队伍里,有没有目的不纯的伪君子呢?或许也是有的。例如,有的人在群众缅怀毛主席、怀念毛泽东时代、谴责修正主义上台、声讨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趁机兜售什么“保救”、“健康力量”等货色。当然,左派队伍里对于是非对错的认识问题,应该按照毛主席教导,实行“大鸣大放,知无不言”,某些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抱有与其他同志不同的观点,完全可以通过鸣放、讨论去解决,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去解决。但是,这种鸣放、讨论、交流,必须是以真诚为前提的。某些人当初宣扬“保救”,就是想趁机夺取左派队伍的话语主导权、想当意见领袖,当他们的观点被其他同志批评之后,他们却没有做出正面的反思和检讨,而是到处“公关”,嘴里变得非常“左”,大量抛出一些对毛主席的溢美之词,高声呼喊自己“拥护毛主席”、“拥护文革”。这些人,过去多次发文章、印册子,散布过很多“保救”、“帮促”、“该支持的地方就支持”等错误观点,白纸黑字俱在,现在却转而变得非常激进,我们相信他们哪句话呢?如果有人批评他们曾经兜售错误观点,他们却会若无其事地说:“没有呀,你看,我们现在的言论不是很激进吗?”就好像毛主席当年指出的某些态度不老实的人,在桌子底下踢人家一脚之后,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


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称为左派队伍里的“伪君子”,暂且不说;至少他们是在讲假话。他们的表现,与当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集团的表现,是否颇为相似呢?他们在政治上诚实吗?可靠吗?把他们前前后后的文章、讲话集纳起来,是否也可以编辑出一本类似《邓小平文选》那样的大杂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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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关于“不赞成讲假话”、“警惕伪君子”的远见,还有理论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副产品。共产主义运动中之所以会出现机会主义思潮,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总是要不断探索革命策略,在这个探索中,错误是难免的。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是双脚站在旧社会的泥坑里来改造世界的,在其争取解放的运动中,总是要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特别容易在工人运动中滋生、蔓延。


而机会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往往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在中国,随着历史的演进,毛泽东思想也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企图把毛泽东思想架空、庸俗化,企图把毛主席变成“无害的神像”,这种现象有没有呢?有,但是这个板子绝不能打在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上。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当今左派、毛派队伍里某些喜欢讲假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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