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3 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与效果

3.1 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3.1.1 宣讲事实与坦承失误

由于饥荒爆发的不平衡性，造成许多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村群众对饥荒的严重程度缺乏深刻的认识，思想上还没有做好节约度荒的准备。针对这一情况，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紧急文件迅速地让各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灾情的严重性。196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全党全民再作一次深刻的政治动员，反复说明两年灾荒给我们带来的严重困难，并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宣讲，一起为纠正错误、扭转困难局面而奋斗（高粱，2013）。此外，在饥荒发生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下也坦承了工作上的失误，如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以及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东北、华北小组讨论汇报时，两次坦承党在工作上的失误，并做了自我批评。

3.1.2 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

在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央接连发出指示，指导紧急调运粮食，并动用包括军车和进口汽车等各种运输工具为运粮服务。经过多方努力，粮食调运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但由于绝大多数粮食调出省也陷入无粮可调的境地，因此粮食调运的任务完成得不很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果断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危机。1961年，我国共计进口粮食580.97万吨（见表11）。为了保证粮食进口计划的顺利进行，国家还通过延期付款、减少工业设备进口、尽力组织农副产品和工矿产品出口以及大量出售黄金和白银等形式筹措外汇，支持粮食进口。此外，党和政府还不顾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果断停止对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还债性质的粮食出口。（尚长风，2009a）

表11 1957~1963中国粮食进出口概况

3.1.3 大力调整农业政策

（1）减少粮食征购。由于地方政府受“浮夸风”影响虚报产量，以及“大跃进”活动增加了粮食的需求量，导致了超额的征购。如表12所示，1959~1961三年的粮食征购量大大高于1955~1957年3年。虽然1959~1960年两年政府加大粮食返销农村的力度，但这两年的粮食净征购比重还是高于常年。针对上述情况，国家开始着手减少粮食征购，提出“在规定国家农产品收购任务的时候，应当注意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量，增产多的要适当多留一些。”

（2）提高粮食价格。1961年1月，中央批转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间题的报告》，决定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连同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共计提高25%，粮农出售农产品的收人增加65亿元到75亿元左右（尚长风，2009b）。

（3）调整农业税。我国政府在1960、1961年连续两年调整农业税。农业税由1958年的388亿斤降至1961年的215亿斤。

（4）加大粮食返销力度。国家向农村返销大量的粮食。据表13推算，1959`1961年3年共返销农村粮食1093.3亿斤，平均每年返销农村粮食364.4亿斤，占这3年平均征购量的34.4%；而1955`1957年3年共返销农村粮食909.6亿斤，平均每年返销粮食303.2亿斤，占这3年平均征购量的31.5%。可见，无论从绝对数量和所占比率来看，三年困难时期对农村返销粮食的力度都比1955~1957的3年大。

表12 1955~1963年中国粮食产量、征购量、净征购量及其占总产量比重

注：征购量即社会收购量；净征购量即净商品粮，是征购量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

3.1.4 压缩精简城镇人口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大批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仅1958年，就新增2100万的工人，1960年的城镇就业人口达到历史最高的5044万，是1957年的两倍多。城镇人口的激增，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使本来严重的灾情雪上加霜。针对这种状况，国家在1960年开始调整相关政策精简城镇人口。据统计，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55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城市粮食销量相应下降，城镇非农业销售从1960年的631亿斤减至1962年的470亿斤（尚长风，2009）。

3.1.5 节约度荒“瓜菜代”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建立起严格的票证供应制度，在粮食极度困乏的情况下，以“均贫”的方式，尽量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供应，最大限度地减轻饥荒的危害。然而，尽管采取降低口粮的紧急措施，但仍有一些地区达不到最低标准。在这种状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瓜菜代”寄予厚望。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就强调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并在同年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但在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广大农村早无瓜菜可吃。瓜菜代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开发代食品，如人造蛋白，制人造肉，繁殖小球藻，人造肉丸子等。

此外，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投人大批财力、物力对重灾区进行救济，如大幅度提高救济款支出、保证灾民的基本口粮、组织大批医护人员深入灾区救死护伤等。在党和国家的动员和领导下，全国各地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旱灾、水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组织全国人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生产自救工作。

3.2 我国政府应对措施的效果

如表3所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分别为1959年（14.59‰）、1960年（25.43‰）、1961年（14.24‰），在成灾面积更为严重的1961年，我国死亡率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在当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对纠正错误、缓解灾情、扭转困难局势起到积极作用。宣讲事实与坦承失误，一方面促使广大群众充分意识到饥荒的严重性，使之更为自觉地投入救灾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继续享有威信和号召力，使救灾活动能够更为有序地进行；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对缓解粮食短缺，保证各地区基本口粮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减少征购，提高粮价、调整农业税以及奖售农产品，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了国家粮食库存量；大量压缩精简城镇人口，不仅减少了粮食销量和粮食征购量，有效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局面，而且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有利于加快农业的恢复（尚长风，2009）；节约度荒“瓜菜代”等措施对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以乐观顽强的精神去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生产自救运动，增加口粮，改善了生活，增强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同时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保证对重灾区的救济（尚长风，2011）。

4 结语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三年（1951~1961）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00~500万人（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以抗灾能力不强为主、地方救灾失误为次）。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分布上存在地域结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为深入研究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口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尽管非正常死亡400~500万人在数量上与3000万人有天壤之别，但无论怎么样，这都算得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

对于造成这次重大饥荒的原因，至今学者们仍争论不休。有一些学者，如金辉（1993）等人认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完全在于“人祸”，与“天灾”无关。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陈东林（2004）、杨松林（2013）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批驳，认为1959~1961年确实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原因探讨中不能排除“天灾”的因素。也有个别学者坚持认为造成此次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天灾”。这种看法也有失偏颇，严重的自然灾害固然可以引起饥荒，但饥荒不一定能引起这么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这就不能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同“天灾”和“人祸”都是造成这次大饥荒的原因。不过，学者们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对“人祸”的理解。Justin Yifu Lin（1990）认为由于农民在1958年秋退社权的丧失导致了此后粮食产量的急剧下降和农业生产率的徘徊不前，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但Kung K. S.（1993）认为林毅夫这个观点即使在解释生产率问题上行得通，但仍然无法解释大规模的饥荒为何在1959年爆发而在1962年结束。一些学者把造成饥荒的原因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失败。这也很难解释得通，因为从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为何饥荒只发生在1959`1961年呢？（范子英、孟令杰，2005）另有一些学者，如Bernstein（1984）、Justin Yifu Lin（2000）等人认为城市偏向的粮食供应制度以及过高的粮食征购率是造成此次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者把目光转向了当时推行的某些特殊政策和实行相关的制度，如Yang D. L.（2009）、Gene Hsin Chang和Guanzhong James Wen.（1997）等人把公共食堂制度作为引起饥荒爆发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因素；而周飞舟（2003）则把造成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方政府救荒能力差。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确可以从一些层面揭示饥荒产生和加剧的原因，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缺陷，以致无法系统和全面地解释这次饥荒的成因。较之于上述观点，一些学者的解释就显得更为武断，他们把造成饥荒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而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如莫里斯·梅斯纳（1992）等人认为这次饥荒应该归咎于或主要归咎于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这种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中央的集体决定。邓小平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是也曾指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1994）。其次，在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官员一方面虚报产量直接造成了在此基础上的高征购，并引起农民余粮严重不足，最终导致该地区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他们又采取信息封锁的方法，刻意隐瞒灾情，使中央和政府难以开展和落实救灾、赈灾措施，进而扩大了事态的严重性。如果把他们的胡作非为也都算在中央政府，或是毛泽东个人身上，那未免太过牵强了。）

诚然，造成这次饥荒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仅有自然的因素、经济的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大食堂”、“坏干部”等，确实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当然，在反思之余，我们也不能否认党和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为救灾所做出的贡献。而时下一些中外论著，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极力夸大饥荒规模和政策失误，上纲上线，其意图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高粱，2013），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注释：

[1]指流出国外的人口。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部分人口极少，在学者们的研究中通常被忽略不计。

[2]本文将饥荒前的1955~1957年平均出生率视为正常年份的出生率，平均死亡率视为正常年份的死亡率，以此作为研究的基准。对于1958年，笔者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即不能将其划入困难时期，因为饥荒的迹象是从1959年开始的。但1958年相关的人口统计数据，如出生率确有较大幅度的变动。出于连续性方面的考虑，本文没有采用1955~1958年或是1956~195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基准。出于同样原因，本文也没有采用以1957年、195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基准。下文不再说明。

[3]按理论上说，自然增长人口应该等于当年年末人口减去上年年末人口，即户籍年末增加人口。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人口数据看，如表4所示，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

[4]即自然增长人口。

[5]对于这次抽样调查的可信度，国内外学者已经提出质疑。见乌特?萨帕特奈克、杨松林等人的研究。

[6]下文主要结合杨松林的估算方法进行阐述。

[7]当然也可以通过“死亡率”作为研究的指标，本文表3也曾用过。但考虑到新中国人口总数从建国之初的5417万人迅速增长到1964年的7050万人，增长近30%，即使每年死亡同样数量的人口，死亡率还是会有明显的下降。因此以死亡率作为研究指标，难免会引起误判。

[8]以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714万人减去1962年的死亡人口667万人，得到差额为47万人。以1957年死亡人口为714万人作为起点到1962年做线性递减，每年递减9.4万人。据此可求得1959～1961年的线性死亡基准点。

[9]1957年我国人口总数为64653万，其中市一级人口为6902万人，县及县以下人口为57751万人。根据调查死亡率8.59‰和13.43‰，分别计算出市一级死亡人口59万人，县一级死亡人口776万人，即全国死亡人口为835万人，除以当年年中人口63741万人，可得当年人口死亡率为13.10‰。

[10]1952年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是通过估算，而不是登记所取得的。1953年在我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同时，内务部通过抽样的方式，对全国3018万人进行了人口动态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路遇、翟振武，2009）。这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一致。

[11]此处采信杨松林的估算。

[12]即800=680+100+20，这与蒋正华先生所指“第二次人口普查前进行的户口整顿发现应销户口未销者共约800万人”说法相近。虽然在《户口登记条例》真正落实后的1962、1963年两年也会产生极少量死亡漏报现象，在杨松林先生的研究中，这两年的死亡漏报人口计为30万人，分别是1962年10万人，1963年20万人。故调整后1962年死亡人口为677万人、1963年死亡人口为705万人。本文采信这个说法。

[13]1962-1963年产生的少量的死亡漏报人口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中得到纠正，因此1962-1964年的全部死亡人口不变，三年的平均死亡人口也是不变的。

[14] 按官方公布数据推算，1965年全国死亡人口为679万人，1966年全国死亡人口为649万人。由于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又发现1965~1981年有800万人左右的死亡漏报（黄荣清，2013），因此必须增加这一时期的死亡数量。又鉴于1979年后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死亡人口几乎不可能继续要求分责任田，因此可以判定死亡漏报主要发生在1965~1979年，由于没有调整标准，就把800万人的死亡漏报平均分摊在这15年当中，每年53万人（杨松林，2013）。经调整后，1965年死亡人口为732万人、1966年死亡人口为702万人。1964年全国死亡人口为803万人，其中含1962年、1963年两年补报死亡人口30万人，因此调整后1964年死亡人口为773万人。综上所述可得，调整死亡漏报、补报之后1964-1966年平均死亡人口为736万人。

[15]见本文第三部分“年龄结构”。

[16]当然这一推算数据并不能指代因饥饿引起的死亡人数，更不能指代饿死的人数，因为它还包括其他类型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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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詹志华，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原载《人口研究》2017年第2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