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丨人民公社制度的遗产：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 ...

分田到户后，农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蔬菜补贴与粮食进口：反常蔬菜价格

邓小平上台之后在农业领域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从1979年开始，城市新鲜蔬菜优先涨价，用财政资金扶植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搞“菜篮子工程”，支持比如蔬菜大棚、温室。根据数据，80-90年代蔬菜补贴长期占财政支出的10-15%左右，当然，正是在这个阶段，得益于优先涨价和财政资金输入，蔬菜种植大量引入“资本密集型”生产模式，也因此，各种不健康的种植、养殖方式（比如瘦肉精）进入了农业生产，但城市菜篮子确确实实丰富了。

第二，从1979年开始，中国大量进口粮食，达到了千万吨以上，这相当于本土产量的3%左右，正是依靠这个“消费补课”政策，中国的温饱缺口大约提前一年时间被填平了。

但是这种蔬菜的补贴制度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目前反常的蔬菜价格。以白菜为例，白菜的种植成本是低于粮食作物的，但是白菜价格却达到了三四块钱一斤，是高于粮食价格的，比如小麦的价格就是一块多一斤，这种不合理的相对价格差距，这就造成了农业资源的畸形分配，大棚蔬菜生产过剩，蔬菜生产的市场风险扩大，种植粮食收入不高也导致投入萎缩问题。

基层管理效率降低，向农民乱收费

在回顾人民公社制度的时候，总是能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国家通过人民公社降低了农业交易成本，利用剪刀差，用农业供应城市工业发展。但这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自1957年以来，农业税的收入就少于农业支出（包括涉农部门的事业费和农业基建投资）；到了1971年之后，农业基建投资长期大于农业税收入。

到了1974年，邓小平开始管理事务之后，涉农部门事业费首次超过农业的基建支出。1978年，涉农部门事业费暴增，1979年，基建费开始萎缩，到了1981年，事业费三倍于基建投资。1986年之后，事业费支出则长期在基建支出的三倍以上。这说明在农业支出领域，吃饭花钱多于工程花钱，人头费多于工程费。最终的结果就是冗官冗费，大量的财政支出被膨胀的官僚机构消耗掉，没有真正流入农业生产过程。

1986年，财政部部长曾解释为什么财政收入总是不够用，原因就是人、车、会支出太多。这种支出的扩大可以从这样两个数据中看出：邓小平上台之后，干部的总数翻了一番；然后官员人均支出数量也是猛涨，2003年跟1978年相比，行政支出增长了29倍。

1992年前后，朱镕基进行税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放开，一些地区的地方财政甚至无法支付地方公务人员的工资，于是地方的七站八所（所谓“七站八所”，是指县、市、区及上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这里的“七”和“八”都是概指，并非确数）开始直接向农民伸手收费，公开搞“养官于民”，出现了“十几个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的现象。当时李昌平出版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里面就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真实面貌：“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如果和中共根据地建设时期到人民公社时期低成本、高效率的农村基层政权相比，分田到户之后，基层组织的服务能力明显下降，机构膨胀，人员增多。税改之后，更是养官于民，用巨额的农业税费将农民逼迫出去，分离了土地和农民。一直到现在，基层服务行政支出依旧很大，管理效率很差，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农田设施废弃

80年代实行分田制度之后，家庭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但是和集体相比，家庭单位下的农业生产除了在田间管理上有优势以外，八字宪法中提到的水土治理等都维持不下去了。就以水利设施为例，水利设施的改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通过投入大量的活劳动才能解决。

以蕲春县为例，由于蕲春县北部位于大别山区，中部地处丘陵，南部则是平原，所以水利设施的工程量很大，按照当时的标工（标工就是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标准工作量）计算，总工程量超过了五亿标工。虽然蕲春的各种水利设施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些水利设施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每年这些水利设施都需要千万量级的标工进行维护。然而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被分散为一个个零散家庭的农村无法组织起这样的力量维护，所以这些水利设施年年淤积，现在基本上都作废了。2013年遭遇旱灾，村子里大部分水塘都已经干涸，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运作不下去了，这直接造成农村抗灾能力的下降。根据数据统计，80年代之后，中国农村的成灾面积实际上是呈上升趋势的。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到了90年代，农民无法通过在农村种田获得一份满意的收入，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于是大量的劳动力离开农村。

城乡劳动力再分配：农村的瓦解

90年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大量农民，正赶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全球资本生产的空间再分配，离开乡村涌入城市的中国农民承接了它们大量的低端劳动力需求。最近的中美贸易战，逼着我们回顾中国的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对于来到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说，这些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工作是具有吸引力的，他们能吃苦、肯干活，退一步来说，即使他们回到农村老家，也可以完成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他们有种田的技术，有亲戚朋友，日子依旧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对于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作为留守儿童长大，初中毕业就出门打工，他们没有父母的种田技术，也没有父母那样稳定的社会关系在农村。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低成本特性”是可以回到故乡，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产，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却逐步丧失了这个低成本特性。

最近十年，我们总能听到说中国农村处于解体状态，说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也就是说，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没有退路，农村是回不去了。

在另一个方面，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投入到土地上的活劳动达不到最低的门槛水平，这就造成大量的土地抛荒，威胁到粮食安全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农村土地用起来？把这些珍贵的土地资源集中起来种粮食，什么样的组织管理经验是可取的？所以，我认为，看待农村或者三农问题，需要一个相对狭隘的问题视野：如何把稀缺土地利用起来种粮食，提升粮食安全，同时也追问：有什么样的组织方式和政策扶持，能够吸引足够的农民把土地种上粮食？

人民公社制度的遗产：

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塘约村的实践很有价值，就是要依靠村两委将土地集中起来，同时不剥夺村民权利，形成一个良好的集体合作机制。当然塘约村的实践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的产业化是不具备普遍成功的可推广性的。目前中国的蔬菜生产是过剩的，如果按照资本运作的方式进入蔬菜种植领域，会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

老田认为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民公社的经验，虽然人民公社有它自身的问题，但是人民公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晚明以来的问题，抵消和逆转了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用三十年的时间填平了温饱缺口。此外，人民公社的三级政权组织形式也能为目前乡村基层政权管理提供启发。

“扶贫”一直是社会、媒体关注的重点，但是除了中央电视台经常报道的成功案例以外，没有一个研究者说目前的扶贫方式是有效的，关键问题就是对扶贫的起点认识不对。1990年代曾经提出过“消灭空壳村”口号，试图建立起村镇企业，但大量投资归于失败后，结果却留下了几千亿乡村债务。其实今天扶贫的理念，无限接近于“消灭空壳户”口号，这其实是同一个思路的更低级利用：试图把弱势的农民培养成成功的资本家。可是这些农民贫困的原因就是，在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上，他们处于弱势地位，自己的劳动力或卖不出去，或卖不出高价，但是，扶贫理念中间想要把这些劳动力培养成成功企业家，这是很不现实的。

因此现在的扶贫思路不从农民问题产生的政治经济结构着手，也不考虑走集体化的道路，甚至是回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晏阳初等人的思路，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在于农民的个人问题，贫困产生的原因是个人的不足，晏阳初认为是个体的“愚贫弱私”带来的。其实晏阳初的“愚贫弱私”，就是单一考虑从农民的个人角度改造农民，借此解决问题，与之相比，目前的扶贫策略单单考虑把一种什么样的项目推荐给农民，而不想着怎么改变贫困产生的社会结构与合作努力方向，甚至还是退步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确实花了很多人力物力，搞入户帮扶，但成功的案例很少。

目前这些个人解决的设计方案跟农村的现状有差异，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定方案的人没有认真看待以前的经验，尤其是未能客观地吸收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宝贵经验。我把充分利用土地种粮食，看做是农业农村问题的最关键问题，资本下乡恰好在这里卡壳了，目前资本下乡，按照目前的粮食价格，资本下乡种粮食实际上是亏的，面对这样一种市场价格环境，资本必然无法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就是仅剩下喊口号了。

通过回顾这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各个方面积累的问题都很严重，但是似乎没有人能够给出有效的方案。老田认为：要充分利用土地，把粮食安全建立在可靠位置上，除了毛时代那种强化集体组织、农民认同之外没有别的路。

我们今天农村的问题和当年的有所不同，中国的工业化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业品支持和财政资金输入，社会环境也没有那么严峻，但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失也很严重，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发展各种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引入机械耕作。最低限度的有效农业政策，必须做到使种田不亏本，可以通过农业挣到一份体面生活，同时，还需要较为充分地利用稀缺耕地资源。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体制内人士，认真关注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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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