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阶级性与所谓科学性的再思考

诚然，从色诺芬一直到现在西方各派经济学，的确谈的都是是市场政府、是稀缺、是资源配置、是收入分配等问题，实际上，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就是一个，即分配。这里所说的分配，一是生产要素的分配，二是产品或收入的分配，以及二者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下，笔者就对此作出说明。

首先谈谈就生产要素的分配问题。所谓生产要素分配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资源配置问题，其意是指一定的社会主体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将生产的各种要素，如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按一定比例在社会生产各部门、各地区，乃至企业内部进行分配的一种经济行为。马克思曾经说过: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 它离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 生产工具的分配；(2) 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2]33马克思认为，资源配置，或生产要素的分配按其性质来说，它是“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的一种经济行为， [2]34 无论是对宏观还是对微观的经济运行与发展关系重大。然而，要解决资源配置，必须首先说明或解决行为主体问题，即由谁来完成资源配置这种经济职能以及实现怎样的社会生产目的的问题。这里，分明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存在前提。至于其途径与方式是市场还是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次要问题，不直接涉及问题的本质。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包括分配在内，核心都在于揭示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尤其是其中的所有制关系问题。

马克思指出: 就整个社会来说，生产要素的分配是一个“先于经济的事实”，它不仅“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还举例说: “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新的性质。”总之，“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2]33 可见，有了生产条件的这种先行分配，然后才说得上各种资源的配置。这种先于生产的分配，不仅解决了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体的问题，而且还明确了资源配置如何决定、为怎样的社会生产目的服务的问题。

生产要素的分配尚且如此，至于收入的分配就更是这样了。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0]997　还指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10]993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分配形式”或“分配关系”都是指收入分配方面的方式或制度。这些“分配形式”或“分配关系”都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既然如此，那就决定了在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下就有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或分配关系。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所以，收入分配一律实行“按资分配”，资本多的分得的利润就多，资本少的分得的利润就少，没有资本的就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分配。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不再是少数人凭此就能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手段，所以，全社会劳动者在个人收入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公平分配。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7]21

总之，不论是生产要素的分配，还是个人收入的分配，都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广而言之，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绝没有离开这种所有制关系而孤立存在的经济活动。经济学作为这种经济活动的理论表现，难道说可以脱离它所属的那个阶级而不具有阶级属性吗？

二、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否科学的问题

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否科学的问题，虽说早有争论，但是，凡是那些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与方法的学者，都会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伪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东西。真正持肯定态度，为之点赞、贴金的只是那些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且暂时还没有觉醒的人。直到最近，他们还对此愤愤不平，说什么“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学的经济学科，都把现代经济学理论作为核心必修课程，难道他们都在传播‘伪科学’和‘反科学’？难道教育部负责学科设置的人都不辨是非吗？中国目前经济金融界，多少优秀人才接受过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目前在监管、商界和学术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敢断言他们‘欺骗公众，愚弄公众’？”

对此，笔者认为，面对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并不是以其占有的地盘的大小或拥有的信奉者的多少来衡量的，也不是以某个领导机关某些人的认可与推崇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其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本质规定、是否科学地揭示了这其中内在的必然联系或固有规律来衡量的。我们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甚至说它是伪科学或反科学，仅以它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就可确定。因为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由一个进步的阶级慢慢地转变为一个保守的阶级，待它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以后，资产阶级便进一步转变为腐朽的反动的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它固有的这种阶级本性使它对真理的认识总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呈相反的方向，所以，它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它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其真实本质与客观趋势总是格格不入，甚至完全向反。可见，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不能不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不能不发生认识上的偏差与谬误。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即由一种具有一定进步合理性的理论体系变成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对此，马克思指出：“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 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4]17　到此为止，经济学家们曾有的那种学术良知没有了，古典经济学中曾有的那份科学因素被否定了，不偏不倚的研究和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渐渐地被泯灭了，剩下的仅是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这种包藏坏心恶意的庸俗经济学在马克思恩格斯过世以后，经过垄断资本主义的包装、特别是经过上世纪80-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武装后，达到了它的顶点。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个达到庸俗顶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较之它的前辈，不再仅仅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及其整个社会制度的辩护士，而且还进一步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武器和歪理学说。既然如此，那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呢？

以下，再请看看那些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大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看他们对此到底持有一种怎样的见地？

1898年，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曾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的论文，坦承西方经济学还不是科学。85年过后，即1983年，又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以更鲜明的命题《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出版了自己的论著，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其中，他指出：“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了。当年曾受凡勃仑极力排斥的新古典理论，至今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理论得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自己的思想很不一致）的补充，而作为其结果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由于希克斯和萨缪尔森把它数学化而变得相当精致，但其核心与凡勃仑时候相差无几。令人遗憾的是，在凡勃仑时代风云一时的许多理论——虽然棱角分明——悉被淹没了。”总之，“这一理论在理性上业已风雨飘摇，”根本不能为西方世界摆脱通胀、失业、低增长等问题提供好的解决办法了。[11]179

为什么说80多年过去了，西方经济学还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呢？作者对此还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答案之一是，经济学家们拒绝接受对他们的工作适用并能避免误入歧途的、科学家们通常所遵从的认识规律。具体地说，他们拒绝严格的经验检验......”[11]179—180　同时，他还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毫无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事实上，除了建立在一系形而上学的、从而是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之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11]180另外，作者还对西方经济学的几个主要方面，即无差异曲线、等产量线、供给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等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批评意见。最后指出：“对于这四个理论构件，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它们的特殊形式外，它们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经验确证。有一大堆严重的问题困扰着它们，它们根本不能作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经济学的根本性错误的根源，阶级学要取得其学科可能性的任何科学性进步，都必须首先清除这些错误根源。”[11]185

这就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对所谓现代经济学科学性的定见。以下再来看看我们中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先生，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门·阿尔齐安，与现代产权经济学大师科斯、巴泽尔共事多年，深得他们的赏识。另外，他还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在学术上深受其影响。就是这位从骨子到灵魂都充满了西方经济学教义与信条的大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也并不是那么深信不疑。他指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他还指出：“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11]457 这就是张五常先生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的坦诚表白。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文一教授是怎么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问题的。文一教授是我国“千人计划”人选之一，1996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尔后，他先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200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担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可谓是经济学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文一教授虽然师出名门，受西方文化熏陶与经济学理论的教化多年，但他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却有着与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首先，文一教授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其理论并不科学，而且其研究方法也有问题。他在接受我国《观察者网》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经济学（这里所说的“经济学”乃西方经济学。以下同。笔者语）并非一门严格的科学，而更像是伪科学，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偏见和意识形态色彩，内部也拉帮结派，宗派林立，互不买账，以至于持完全相反论点的两个经济学家可以分享同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自然科学界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就常常如此。”同时还指出：“经济学使用的工具显得很科学，用了很多数学，但是里面的假设却十分不科学，无法验证，很多假设根本不是从观察到的现象出发，而是为了解释作者希望解释的某个现象而量身定做的，或捏造出来的，只要能够基于这套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过这些奇怪的假设，推出所希望解释的现象，就认为是成功了。”他还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何况它的很多基本假设都是火星上的，是为了适合数学工具而做出的。因此这一套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东西，可以说90%以上的内容有问题，那些公式和模型政治家懂不了，工程师懂不了，商人懂不了......，那这个还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吗？肯定不是了。”

其次，文一教授认为从理论到实践证明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错误的、失败的。他指出：“一般我们海外训练的经济学家，思考任何经济体的经济问题都是按照教科书那套理论来思考的。教科书很简单，就是说市场一定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全部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有限政府，经济体才能良好运作。政府是有限政府，是不应该干涉经济的。”还指出：“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学理论，是数学家在象牙塔里搞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是经济（学）了，虽然里面的名词是在说GDP。这个GDP里面没有产业结构的演化，没有市场的开拓与创造，没有国家能力，生产的东西是棉花还是钢铁不重要，因为相互间总是可以代替或通过市场交换来转化的，进出口不需要国家信用和美元，直接向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国债就行了。开玩笑！”“所以这样的经济理论到了非洲一搞，就把人家经济搞垮了。到俄罗斯一指导，俄罗斯就瘫痪了。”我们搞改革，所幸的是没有在美国混得很好的或者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回来，“要有的话就麻烦了，因为他们一回来指导搞改革，中国是不会有今天的。”[13]

上述这些，就是中外学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科学性问题的说明。如果还有朋友想不通，难以接受，那就再好好读一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研究员的《微观经济学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教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大家的力作，他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最后，笔者再一次明示，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非科学，或伪科学、反科学，是就其总体与其所体现的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而言的，不涉及其对一些具体问题所作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或原理。就这一点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的。笔者没有否定一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