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母亲煮的一碗糖水蛋,我背起了那年父母去浙江打工时曾经背过的牛仔双肩包,它的底部又多了几处灰色小方格补丁,背带的连接处虽然又被针线加固了一遍,但依旧像为了生活拼尽力气时的庄稼人,拥有充满棱角的肌腱。我用行李,梦想、还有母亲的期待把它塞得鼓鼓的,牢牢搭在我的肩上。

母亲打着手电筒把我送出家门,昨晚约好的摩的在家对面的公路上等待着,它将把我载到镇上,去坐开往市里的第一趟班车。

上了公路,母亲一只手握着手电,另一只手腾出来帮我一起往摩托车后架上绑行李,她低沉而舒缓的轻音叮嘱道:“大娃,在外头不比屋头,要照顾好自己哈。”我的喉咙生硬的哽咽了几下,内心总感觉五味杂陈,却又解释不清楚。

“嗯!”我迟钝的回了一声,平静得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绑着行李。

摩托车启动时,我朝母亲安慰道:“妈,你放心,就算落到翻垃圾桶的地步,我也决不会去偷去抢的。”晨曦中,我看不清母亲的脸,但能猜得到她的心思,毕竟,她曾带着弟弟跟随父亲外出打工多年,早也尝尽了异乡的苦。

我在满是泥潭的沙土路上一颠一晃,渐行渐远了,母亲手里的那束光却还在原地,静静地,朝我离开的方向亮着。

到市里时已是下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达宜宾城,好在只需步行几分钟就是火车站,可到售票窗口一打听,半个月以内的票都没了,不时有黄牛靠近搭讪,我担心买到假票就没敢冒这个险。

第二天直到傍晚,总算上了车,车又兜了几个地方塞满了人后,算是真正出发了。

我的青春被浇灭于工厂车间-激流网图/视觉中国

都说“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听说那儿可遍地是黄金呢。我又这么能吃苦,还有什么工作能苦过我走五六个小时的泥水路去上学呢,怎么着也比在家三百元的月工资强啊。

哎!要不是为了上学欠下的这一摊债,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出来的,可一个月才三百块,连生活花销都不够,就更别提还债了,那得还到猴年马月啊。自从我父母返乡创业,打工十几年攒的钱全砸进去了,还欠亲戚朋友银行一河滩的债,家里比他们打工前还穷,逼得我上个高中还要自己想办法。

我想,工作苦点也不怕,我还年轻,有的是干劲儿,无论如何也要好好熬上几年,把债给还清了,这是我出来的首要任务,再攒些钱就回家,我要用家里各式各样的竹子,盖一栋精美的竹楼,开一间乡村主题的摄影工作室,再把咱家的田地种上,每天早晨摘一撮还带着甘露的苦丁,取屋后的山泉水煮一壶热茶,在阁楼上饮茶眺望,面朝山川,春暖花开。这生活,简直太巴适了。

“下车,下车,上厕所了,吃早饭了……”一个魁梧的男人凶神恶刹地在过道里吆喝,将我从疲惫的熟睡中惊醒。天已经亮了,窗外全是凄凉的群山,我们下了车,像一群待宰的肥猪,被几个头上留着板寸的男人赶进旁边的屋里,很多人在柜台前买零食、方便面、晕车药,还有很多人围坐在方桌旁吃饭,我窥了一眼桌上的饭菜,天知道那是接待过多少波客人的剩菜。

每一样东西都很贵,门口有人把守着,不消费看来是出不去了,我穿过后屋上完厕所,趁机跟在几个别的车上已经吃了饭的乘客后面混了出去,溜上了车。

“兄弟,怎不吃饭。”起先吆喝下车的那个男人气势汹汹的站在我前面,眼里透着杀气,斩金截铁的呵斥道,他大概是见我第一个回了车上,便起了疑心。

“没钱,带的刚够路费。”我眼神游离着朝四周躲闪,慢吞吞地回了话。他显然不相信,便欲上前,估计是想搜身,我本能的将两侧的外衣口袋翻了过来,胆怯地垂着头,两张纸条和车票一起从口袋掉了出来。

他转身几大步下了车,也许是判断我不会撒谎了吧,就没有再上前搜其他的口袋,好在我把路上备用的几十元零钱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心还在紧张地跳着,我拾起刚掉在地上的东西,从背包里取出母亲用猪油炸得外黄里嫩晶莹剔透的糯米粉团子,一口接着一口艰难的嚼咽着,眼里盛着委曲的泪。

怕顶个球用哩,我在心里告诫自己。明明可以随亲戚去浙江的,那里有的是人照应,可你却嫌会受管束,非要闯深圳,认为既自由又独立,这可倒好,才刚出门儿呢,哎,自己选的路自个儿受着去吧。

其实坐车并不怎么饿,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但一天内我们就被赶下车消费了四次,每一处都大同小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也难吃得让人反胃,没有一点食欲。一切都如父亲所讲,与他打工时遇到的情景一模一样,我突然想起了孙二娘在梁山水泊旁开的那家黑店。

终于,在龙岗平湖汽车站下车。我突然来了精神,长途的奔波和疲劳似乎都蒸发得一干二净。

或许是初来乍到没经验,找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这里似乎并不欢迎我,仅一个多星期就把我的激情消磨得荡然无存。

我的青春被浇灭于工厂车间-激流网图/视觉中国

后来,邻居介绍我进了她工作的厂,那是一家位于横岗大康村的日资厂,生产各类电机内部的精密零件,有各种型号和规格。我的工作岗位是精加工部的第一道工序——除水口,即除去因铸压部在铸压时留在产品底部的一层多余的介质。

产品从一楼的铸压部出来,直接进入四楼的电烤箱,在800℃的高温下烤上一整夜后,第二天早上,我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戴上比熊掌还要厚的棉手套,蓄足力量,猛的将烤箱门拉开并迅速后退一大步,一股热浪向我扑来,我用铁钩把烤箱里盛着产品的阁笼拉出大半,暴露在强风里,让它们冷却。没等这四个排成一排的烤箱处理完,衣服已经湿透,我一整天都将在高温里汗流不止。

当产品的温度已经不致于烫坏胶箱时,就可以倒入胶箱,叠起来有一人多高,再用拖车拉到二楼精加工部。

接着,同事们称为训话、领导们称为早会的时刻就来了。

其实就是车间里的几个小头头背抄着手,在员工列队前晃悠,骂骂咧咧地训斥一通昨天没做好的事和表现不好的人,对老实人就点名道姓地骂,对不好惹的就含糊其辞的一句带过。他们无非是想找点存在感,树立自己的威信,好让员工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乖乖的听话。

训话结束,精加工部的几十台负责各道工序的机器就开始不知疲倦地运转了,严重的粉尘和噪音轰轰烈烈占领了每一个角落。

正常工作时,我们从早7点工作到11点吃午饭,下午13点工作到17点吃晚饭,需要加班的话一般从18点开始,至少加到20点。需要赶货时,除了给予每餐半小时的进餐时间外,最晚会加班到零点,一天下来整整工作16个小时,休息不足6小时,困乏交加,让人崩溃。

我常常凭着娴熟的左右手协调经验,紧闭着困到僵硬的双眼工作——无非就是左手拾起产品,将底部朝上放至压轴下方,右手扳动手把用力下压,把底部多余的介质层除去后,放进右侧的胶箱里,等工作台上的产品生产完,再睁开眼从左侧的胶箱里住工作台上添些产品。

我的岗位属于记件制,下班时需要记录当天生产的各类产品的型号及数量,我都是靠着感觉费力写下那些歪歪斜斜、像我一样快要睡着的字母和数字,任凭我怎样努力睁大双眼,但眼前依然不停晃动着无数暗淡的重影。

人呢,总是时刻都处于矛盾之中,闲的时候心里发慌,恨不得没明没黑像机器一样干上几个月,把债还个精光。可一但忙起来了,又觉得和机器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一台机器呢,因为从没有一台机器会被骂得一文不值。

真恨不得把机台砸个稀巴烂,好好出一口胸中的怨气,可瞅着那一箱箱自己生产的产品,想着每月领到的两千左右的工资,简直像秋收的庄稼一样惹人喜爱,又觉得生活还有盼头。

那个夏天少有下雨,热得要命,我们宿舍住了6个人,几乎一进屋身上就只挂条裤衩,然后就是排队洗澡,把各自的桶在厕所外顺着墙根儿排了一排。到处都是人,床上、地上、阳台上,躺着的,坐着的。

我的青春被浇灭于工厂车间-激流网图/视觉中国

有时半夜里被热醒,身上和凉席上全是湿成一片的汗水,往往想都不想就一把拽下内裤,扔到一旁,冲到厕所接上半桶水就从头上浇下去,若不过瘾,就再来半桶,然后拉过毛巾胡乱把头一擦,又躺回床上,有时干脆打两桶水放在床前,把脚伸进去泡着,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就这么睡去。但醒来时毛巾早已被捂得发热。

有的同事会带着凉席偷偷爬到楼顶去睡觉,厂里发现后,就用铁条把天井封死了。要是在老家,我早跑到河边的大石块上睡去了,旁边点上两堆熏蚊子的湿柴草,嘴里叼着根草芯子,天上繁星璀璨,时而有萤火虫闪着绿莹莹的屁股萦绕在河湾里,清爽的凉风顺着河道徐徐吹来,还带着植物散发的芳香。

在最热的那些天里,我的脖子上长起了痱子,痒得难受,就拼命挠,挠着挠着就破了,汗水浸入更加难受。不但晚上睡不好,白天也吃不下,有几天几乎顿顿喝稀粥,为了补充能量和防止脱水,粥里加了白糖和盐,我像喝中药一样几大口就灌下了肚。

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状态,严重时连吃着饭、走着路都只想着找机会让眼睛多闭上一会儿,养养精神,但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头猛的瞌下去,整个人才突然清醒过来。若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该是多么奢侈而幸福啊。

我的手被压出了好几个血泡,但并不妨碍我正常上班,和另一个受伤的同事相比,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晚,他被压弯工序的气压机台压到两根手指,即使当时戴着手套,整个手掌都被鲜血染红了,看起来相当严重,当班领导来到他的工位上,不是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救治,而是拔下带血的手套,拿着那只继续往下流血的手研究机台出了什么故障,之后干脆自己拿起产品,再次起动机台继续研究起来。这让我感到悲痛和绝望。

厂里只给部分员工买了工伤保险,可惜这位受伤的同事不在其中,厂里就用别人的身份证给他住了院,还好住院治疗一切都很顺利,但那时法律规定,做工伤认定需要厂方开证明,这不是摆明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哪有这么傻的企业呢。

由于厂里拒绝开证明,加上住院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维权变得更加艰难了,我偷偷陪他去劳动局折腾过几次,依旧没辙,最后只能无奈接受了厂里提出的私了方案。

后来,有同事请假,我被调去顶岗。由于机器原因,不到一个上午,就出了两批不良品,有的在机器调好后可以重新加工成良品,但有的将成为次品,次品多了就会被罚款,那还不如不做了呢,我一想便打算磨洋工偷懒了。

这样一来,很快就导致下一道工序断了料,领班把问题追踪到了我这里,催促我做快点,我没有搭理他,依旧慢条斯理着,他在车间转了两圈回来,见我还是老样子,就开始自以为是的给我做示范,教我效率是怎样提高的,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每做好一个,我就测量一个,结果没做几个就又出现了不良品,机器调好后他让我接着做。

我依旧死性不改,偏不按他教的做,他被我彻底激怒了,气得咬牙切齿,脸上的青筋都逼出来了,像一条条印在地图册上的江河,开始破口大骂。我蹭得站了起来,脱下防护手套狠狠的砸在机台上。

他的叫骂立刻停止了,我接着摘下防护眼镜,两只瞪得又大又圆的眼睛,从眼镜后面就直勾勾的和他对视上了,他的表情里明显透着不知所措的惊恐,我继续摘下防护口罩,让他看到我的腮帮子随着咬紧的牙关一起抽动,他像是凝固了一样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预料不出我接下来究竟要干什么,我一圈一圈的把袖子往胳膊上卷,眼神始终死死的盯着他,纹丝不动。

“怎么了?”身旁突然传来车间老大的声音,大概是领班对我的咆哮和我们持续的对峙引起了他的注意。“准备上个厕所。”说罢,我随手关了机台的电闸,转身离去。

不久后,我准备离开工厂,向劳动监查大队举报了厂里的多项违法行为,并向那个领班放话:“出了这个厂,我照样做普工,但你,也就在这儿能捞个领班,要是干腻了,我就成全你。”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连附近的超市也没见他再去逛过了,原来,出了厂的我也能给他带去恐惧。

在这家厂工作的一年里,除了附近的商场和公园,我几乎哪都没去,一是恨不得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攒下,二是那时候,我们所在关外,即便在白天也尽量避免单独外出。

前些年,我总算还清了债,曾几度回家寻找出路,但都无疾而终。后来,我又辗转于多个城市,试图拼得一份热爱的工作和安稳的生活,但拼到遍体鳞伤依旧被淘汰出局。

而今,我受了工伤落下残疾,一颗比黄金还要昂贵的铆钉永远钉在身体里,那是打工城市烙在我身上的永恒的标记。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