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矛盾、危机与回归马克思
从1870年代到1970年代，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每年上涨约1.3%，而工人的平均生产率每年上涨略低于2%。在这100年的时间里，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资本家赚取的剩余价值也在不断增长。因此，虽然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但是如果工人对上涨的实际工资感到满意，就不会出现政治问题。
1970年代之前的10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持续胜利的100年。资本家稳步增长的剩余价值得到了有效分配，以改善剩余价值增长的条件。他们的剩余价值被用于推动技术革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支付劳动者的公共教育支出以及实现规模经济的并购。工人逐渐开始关注因工资上涨所带来的消费上涨。随着他们更多地将自己定位为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消费主义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继而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工会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工人获得更优厚的薪酬，以实现更多的消费，而不是争取基本的社会变革。美国资本主义特有的“成功”反映了并取决于实际工资以低于实际生产率的速度持续增长。
然而，这种成功需要付出代价。由于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增长快于工资的增长，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使得政治和文化差距也越来越大。在1970年代之前的100年中，真正的、地方的民主制度或多或少地让位于形式上的民主，后者包括由金钱驱动的选举和官僚体系。同样，日益加深的文化分歧导致日益壮大的工人群众逐渐脱离了跨国企业的资本家精英及其待遇优厚的依附者。
将增加消费作为人生目标，作为衡量个人成就和价值的标准，作为对日益严苛的工作的适当补偿，这种文化与不断增长的个人消费相结合，遏制了社会分歧日益深化的风险。现代广告业的诞生和显著增长既源于这种文化，又强化了这种文化。社会普遍接受了将消费看作衡量个人成功和成就的主要标准，这导致宗教领袖、政治家、作家和其他人谴责大众沉溺于物质“价值”，而不是追求精神“价值”。他们的这种反应揭示了消费主义的巨大社会力量和影响力。他们无法阻止、更不用说遏制大众消费主义的兴起，大众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弥合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的社会粘合剂。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资本主义长期以来的成功模式不再奏效，实际工资停止上涨，而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却继续上升。这使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暴涨，因为工人不再享有提高生产率所获得的收益奖励。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与占有者之间的社会差距也急剧上升。
资本家不再需要支付上涨的工资，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1970年代，计算机革命开始取代数百万美国工人。第二，为了应对欧洲和日本日益激烈的竞争，美国企业将生产从美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区。这些变化都缩减了美国国内对工人的需求。第三，大量妇女走出家庭，进入有偿劳动岗位。第四，越来越多的移民也增加了求职者的数量。基于上述四个原因，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改变，雇主不再需要提高工资。
1970年代之后，剩余价值生产的激增改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财富涌入资本家的账户，企业财富、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惊人扩张得到支持。企业董事会将暴涨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分配给自己(作为快速上升的最高管理层的薪酬、认股权和奖金)，一部分分配给较低级别的管理人员(作为他们的薪酬和经营预算)、银行家(作为利息和费用)和股东(作为股息)。上述群体越来越富欲，而大量工人却感觉生活日益艰辛。
因为缺少工资上涨作为支撑，工人家庭本可以放弃增加消费，然而他们并没这样做。提升消费是个人愿望的实现、社会成功的标志以及对子女必须遵守的承诺。当工资不再上涨时，工人就找到了另外两种方式继续增加消费。
首先，由于实际小时工资不再上涨，工人家庭就要派出更多的家庭成员工作更多的时间，以获取报酬。丈夫、青少年和退休者开始从事更多的工作，数百万家庭主妇和母亲也加入了劳动力市场。这种做法虽然增加了家庭的额外收入，但是也增加了求职者的供应量，进一步削减了每个人的实际工资。
工人家庭中的更多成员加入工作，使得有偿劳动力增加，这带来了巨大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妇女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两份全职工作，一份在家庭外，一份在家庭内，因为她们还要继续承担大部分家务，这种双重转变的附加压力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离婚率也随之上升。家庭新增劳动力的额外成本大大抵消了其对继续增加消费所做的净贡献。为此，必须找到其他的资金来源。
这种额外来源就是家庭负债。据联邦储备银行记录，1975年，家庭债务总额为7340亿美元。到2006年，该数字已经上升到12.817万亿美元。在这30年间，债务的爆炸式增长史无前例。工人们耗尽储蓄，背负上不断增长的债务。到2007年，美国工人因超长的劳动时间而疲惫不堪，因担忧家人和家庭离散而精神压力倍增。1970年代后期，美国工人遭受压榨，却为美国资本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使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镀金时代”。他们慷慨地疏通政治家，以巩固他们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如技术变革、工作出口、移民)。巨额财富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人手里，导致专门管理这种财富的企业快速增长，比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顶层极速增长的财富所带来的幸福感，导致财富管理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投机。
利用公司剩余资本进行金融投机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将剩余资本以高利率借贷给有风险的工人阶级家庭，后者需要靠借款来维持自身的消费，这种方法是美国社会分化加深的征兆。这被称为“次级”贷款，由于工人无力偿还，因而最终会背叛投资者。工人及其家庭无法做更多的工作、赚更多的工资、借更多的钱，更不用说还贷了。停滞的实际工资使资本主义的繁荣反过来刺破了资本家的投资泡沫。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企业内部的阶级斗争以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与1970年代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从而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实际工资上涨，进而积累了一场重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所有要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只有当大量工人的疲惫、压力和债务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时，其欣欣向荣的“另一面”才变得清晰可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可见性的结果，也是它的深层原因。
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
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工资停止上涨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不懈斗争的永恒目标。一旦条件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就会实现这个目标。一旦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就会反复出现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金融投机、经济繁荣、泡沫破裂并引发危机。对这种反复出现的危机，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改变这种制度。社会条件会一直发生改变，但是一种不同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将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明显区别于现在的凯恩斯主义和过去的新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并非通过增加或减少国家经济干预、监管或解禁信贷市场和其他市场来变革资本主义。相反，它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中的阶级结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要将工人置于企业之中，让他们处于能够获得他们在该企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地位。这当然也会让他们处于剩余价值分配者的地位。每个企业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实际上也会成为他们自己的集体董事会成员。他们将取代由主要股东选出并对其负责的传统公司董事会。这将消除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从而改变董事会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以及如何支配利润等的方法和结果。
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变革可以成为经济民主化的第一步。每个企业都会需要民主，生产者在决策方面具有平等的地位。接下来，有必要通过当地社群与企业的相互依存来扩大经济民主，工人和居民继而可以对每个企业生产和分配的产品和剩余价值享有民主权力。
以这种方式改变阶级结构不会消除经济中产生的矛盾和危机。但是，后资本主义危机将会完全不同，对它的理解和应对也应当完全不同。首先，后资本主义危机不大可能像现在这样由实际工资停滞引发。如果美国的工人能够组建自己的董事会，那么1970年代的状况就不大可能导致实际工资停止上涨。一旦危机真的爆发，人们可以更加人道、更加准确地加以应对，因为扩大民主涉及取消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原则上，应对危机的成本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将由大家共同承担，这一原则根植于并且直接源于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数百万人因丧失抵押赎回权和失业而动荡不安，另一些人却置身事外;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得到政府的大力救助，另一些企业却行将倒闭;一些地方和政府继续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另一些政府却不管不顾。这些荒诞的差异在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基础上都不太可能发生。
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差异需要考虑。罗斯福新政曾对资本主义施加了大量监管，明确希望结束大萧条，并防止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的衰退。新政的监管和税收限制了资本家追求其目标的方式和方法。然而，这些监管和税收从未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资本家仍然掌管着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并分配剩余价值。鉴于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和自身利益负责，他们十分迫切地要逃避、削弱、甚至取消新政的监管。此外，作为每个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他们也有资源来逃避、削弱或取消新政的监管。事实上，资本家回应了董事会的这种愿望，并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取消新政，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在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和小布什当政时期。在上述类型的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企业董事会几乎不可能想要或者确实能够削弱未来的反危机变革。
【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D.Wollf):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史清竹: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察网www.cwzg.cn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