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纲领 辉煌的成就——对前三十年农业纲领的评析

辉煌的成就之二就是农村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组织和人民公社集体化组织，实际是为农村工业化应运而生的组织。虽然人民公社集体化中，农村工业化走过弯路、交过学费，但中国农村的工业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这么几个阶段。

1958年，农村公社工业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应运而生。到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

从1959年起到1963年，社办工业基本崩溃。1964年后有所恢复。

1966年，在毛泽东“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思想指导下，社队工业再次获得发展，其产值不断上升。到1970年，达到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

进入1970年代后，中央提出了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手工业传统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企业。随后，沿海及内地各省市也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和指导下兴建社队企业。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苏南地区。1976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已达到12.44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为6.96亿元，队办工业产值为5.48亿元。1978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又发展到25.98亿元，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

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其中，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385.3亿元，增长127%，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为9.1%（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社队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32%。显然，1970年代末农村工业的发展壮大，改变了中国农业在中国工业化中的“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

辉煌的成就之三就是农村教育实现了跃进式的发展

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的教育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村文盲率接近95%，基本没有现代教育，是一个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文盲充斥的国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等教育是关键。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我国农村的中等教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1975年，我国初中毛入学率达到87.7%，高中毛入学率达到53%，农村小学入学率达到95%以上。

几乎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办起了高中和初中，每一个大队都办起了小学，乃至“带帽初中”。“我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已达到二亿一千万人，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七倍”。（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同期印度中学入学了为26%，印尼为20%，韩国为56%，阿根廷为54%，巴西为26%。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多数国家的两三倍。如果考虑到2008年人口是1978年的138%，初中在校生数是1978年的112%，1970年代末期我国初中入学率应该是最高水平“。（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然而，事情还不仅及此，事情的关键在于：农民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文化和教育，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文化和教育的传播和创造。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一个大队都有文艺创作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个大队每年都要进行十几场的文艺表演，每个人民公社都要进行几场的文艺汇演。这些创作和表演，可能政治功能强、文化功能弱，并且因是田野的小草，而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正因是田野的小草，才更具生命力和对农民具有亲和力，在娱乐自己的同时，既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又繁荣了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

辉煌的成就之四就是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

旧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可以说是一张白纸。1949年，全国县以下根本没有医院。1958年，人民公社集体化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生转折，医院总数增到34379个，其中县以下医院从零增加到29079个。到1970年，县以下医院达到58792个，平均每个公社都有一个以上的“公社卫生院”，所有大队都设立了卫生所，生产队设立了卫生员，全面建成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集》曾这样评说了前三十年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就：“毛泽东强调公共消费，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健康水平。那时的中国虽然还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上。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普及性受到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

辉煌的成就之五就是中国农民都成为了大禹的传人

中国自古就有治水的传统，但真正基本治住了水、改变了山河面貌的是前三十年，是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旧中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大中小水库1223座，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到1976年底，全国总计新建水库84000多座。其中，按水库容量分，我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多座，总库容达到42亿立方，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1倍。按建成的时期分，1957年前总计建设1079座，年均135座。人民公社时期新建83300座，年均4230座，占改革前新建水库的98%，年均水库建设速度是小农经济时期的34倍。

与此同时，修建了300万公里的人工河渠和总长达16.5万公里的各类堤防。并且从1970年代开始，一些没有灌区体系的平原地区开始通过打机井的方式实现灌溉。据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的回忆，1970年代，中央投资水利建设，每年打机井30多万眼，共打机井220多万眼。

84000多座的大中小型水库，220万眼的机井，300万公里的人工河渠，16.5万公里的各类堤防，星罗棋布的山塘水坝，以及不计其数的干渠、支渠、斗渠和毛渠，构成了人民公社集体化后期严密和完善的农业灌溉水系。

这个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我国的农田灌溉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随着水库的大规模建设和农田灌溉体系的建立，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大幅度增长。我国的灌溉面积由1957年的近2亿亩增加到1980年的近8亿亩，接近世界总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从1952年到1980年，我国灌溉面积年均增长2.94%，而此后的二十八年，年均只增长了0.95%。

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对此，杨松林先生做了这样的评价：“8万多座水库（尚未统计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300万公里的人工河渠，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在500亿立方米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土石方2亿立方米，三峡工程石方不超过3亿立方米。”

“500亿立方就是4万亿至6万亿”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基本就是在合作和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民的劳动力投入！是基本依靠中国农民肩扛手提出来的劳动成果！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民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并不为过！

前三十年，尤其是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建设发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水利史学者、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徐海亮先生就对1966-1980年期间的中国水利建设发挥的效益有过很专业的评价，认为，从1960年代中期起到1980年代中期，是中国农业抗灾能力最强的时期。（徐海亮：《“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其效能真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辉煌的成就之六就是大面积开垦土地，大规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新中国农业土地的开垦，肇始于农业合作化时期。但这时的土地开垦，主要以“军垦”和“屯垦”为主。通过“军垦”和“屯垦”，为新中国增加了土地面积约7000万亩。人民公社化后，土地开垦以农民为主。组织起来的农民，在毛泽东“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战天斗地，硬是在江河湖海之中、苦寒不毛之地，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开垦了4亿多亩的土地。

这从新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的状况中可以得到直接反映：

【1953年，全国查田定产测出面积为16.28亿亩；

1957年，16.77亿亩；

1960年，17.55亿亩；

1970年，19.05亿亩；

1980年，约为20.1--21.0亿亩，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

（上述数据引自国家“六五”期间综合数据和美国《世界资源（1987）》一书中的数据）】

其中以1960年代和1970年代增长最快，1960年代由17.55亿亩增加到1970年的19.05亿亩，年均增长0.80%；1970年代由1970年的19.05亿亩，增加到1980年的20.1--21.0亿亩，年均增长0.82%左右。净增的这些土地面积不仅为新中国粮食总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190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建设用地提高了比较充足的土地资源。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合作化时期，尤其是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极大地培育了土壤地力。

一是大规模地改造了低产田地。我国有很大面积的盐碱地、沙荒地和丘陵区、山区的望天田、山坡地。农业合作化时期全国就开始了对低产田的改造和治理。1964年，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后，更是掀起了小流域和低产田地的改造和治理热潮。到1970年代末，我国大部分低产田地变成了中产田地甚至变成了高产田地。

二是大规模地推广了生态农业模式。中国农业集体化后期，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区普遍推广了“稻--稻--油”、“稻--稻--肥”、“棉花--绿肥”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北方小麦和玉米种植区普遍推广了“小麦--绿肥”、“玉米--绿肥”、“大豆--绿肥”、“棉花--绿肥”的农作物种植制度。

像南方水稻耕作区，春秋两季种植水稻、棉花等农作物，冬季种植草籽、满园花、油菜花等绿肥植物，并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还田和大力提倡“一人一头猪”、“一亩一头猪”，利用绿肥、农作物秸秆，以及家禽家畜的粪便提高土壤地力。虽然当时尚未正式提出发展生态农业的口号，但这是真正的生态农业模式。这一生态农业模式，极大地改造了中低产田地，提高了土壤肥力。

三是大规模地改善了耕地土壤结构。这主要表现在耕作制度上。像南方水稻耕作区，普遍推广了“两犁两耙”、“三犁三耙”和适当深翻的水稻耕作制度。通过这一耕作制度的普遍推广，极大地改善了水稻土的通气性、透水性，提高了土地的肥力。

辉煌的成就之七就是实现了中国种业“绿色革命”的飞跃

中国种业在前三十年，实现了两次绿色革命。

第一次绿色革命，实现了“高杆变矮杆”的历史跨越。

第二次绿色革命，实现了从“常规到杂交”的历史性跨越。

一是水稻杂交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60年，袁隆平“天然杂交稻”株，从此开始水稻雄性不育试验。1970年，李必湖和冯克册发现并采集到珍贵的“野败”水稻雄性不育株，从而为我国杂交水稻育种打开了突破口。19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杂交水稻单产可达600公斤。

二是玉米杂交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在我国育种领域，还有与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齐名的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李登海。由于李澄海的执着和百折不饶终于于1979年成功培育出紧凑型杂交玉米品种“掖单2号”，亩产高达776.6公斤。

三是小麦杂交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60年代，河南省偃师县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品种开发成功并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1979年，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用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成功培育了“小偃55-6”号杂交小麦，使小麦单产大幅地提升，由1979年的143公斤增长到1986年的203公斤。

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杂交小麦品种的培育的成功，标志着我国三大主粮均实现了杂交化，不仅使中国的粮食单产到1970年代就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比多数发达国家的粮食单产还要高；不仅使中国成为了种业大国，而且完全改变了世界种业的态势，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种业的火车头。

人民公社集体对中国绿色革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种子繁育和种子推广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种子繁育的贡献。杂交种子“改变了世界”，但它自身有一个巨大的缺陷：不能自繁，必须“三系”配套才能繁殖，因而年年必须繁育，俗称制种。人民公社集体化制度，利用自身“人多好办事”的集中优势，很快实现了杂交种子的大规模繁育。

其次，就是对优良品种推广的贡献。种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得到大规模种植，能大幅度地提高总产和单产，否则再好的种子，束之高阁也一钱不值。1970年代，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迅速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在1980年，种植规模就达到了1亿亩左右，水稻单产由1979年的亩均283公斤，攀升到1986年的356公斤，相当于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1960年代，河南省偃师县的几个高产优良小麦品种开发成功并得到大面积推广，全国小麦单产迅速从1965年的亩产68公斤增产到1979年的143公斤。1979年，李振声的杂交小麦品种培育成功，就迅速推广了1.5亿亩，小麦单产从1979年的143公斤增加到1986年的203公斤。李登海的杂交玉米品种培育成功后也很快得到了推广和大面积种植。

辉煌的成就之八就是加速了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

新中国农业科技在农业合作和集体化时期，实实在在实现了中国农业科技的阔步前进。

一是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和一支宏大的农业科研、推广队伍。

建国之初，中国的农业科技机构少而小，并且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加强对农业科技工作的领导，1957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建立了省、地两极的农业科研机构。1958年，中国农科院相继成立了蔬菜、养蜂、农业灌溉、畜牧、棉花、果树、水稻生态、小麦生态等15个研究所（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还有省辖是地区（市、州）农业科研所，职工总数达到2.4万人，其中科技人员近万人。1960年，全国高等农业学校发展到180所，是1957年的6.4倍；中等农业学校发展到1064所，是1957年的7.1倍。196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从1960年的24个增加到33个，职工人数增加到6300多人，增加近1倍；科研人员达到3200多人，增加近1倍。

在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发展壮大的同时，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1950年代，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开始在全国农村各地逐步建立。1956年，全国共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16466个，配备职工94219人。1958年，乡农技推广站下放人民公社管理。三年困难时期，农技站面临解体局面。到1963年底，全国农技推广机构恢复到11938个，职工71469人。其中地区推广站111个，县推广站1661个，乡级推广站10166个。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又发展到14460个，职工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深入到基层办样板田，农业技术推广出现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二是取得了全面的农业科研成果，一些农业科技水平还走在了世界行列。

新中国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1950年代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1962年，制定《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从建国到1966年，我国就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推广体系，各级农业科研单位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在统一规划下分工协作，科研工作进展较快，农业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72-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

农业科技的结晶，让我国农产品产量迅猛增长。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矮败小麦、双低油菜等成功研发和推广应用，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极大提高了农作物综合生产能力。选育并大力推广了商品瘦肉型猪杂交组合、中国黑白花奶牛、细毛羊、黄羽肉鸡等一大批优良畜禽品种和建鲤鱼、对虾等水产新品种，支撑了肉类、禽蛋和水产品总量跃居世界首位。

农业科技有效提高了农作物病虫害事前干预的可能性，降低了农作物损失率和畜禽死亡率。20世纪50年代初就通过“改治并举”策略基本控制了蝗虫危害。1970年代，利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取得良好效果。查清了小麦条锈病、稻瘟病、棉铃虫等30多种重大病虫害的发生流行和迁飞规律。提出了中短期预测预报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

20世纪50年代，通过疫苗的研制成功，有效控制了牛瘟和猪瘟。1975年马传染性贫血病弱毒疫苗研制成功，是免疫理论的重大突破。

辉煌的成就之九就是为中国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市场和资源，确保了耕地红线

一是大面积的土地开垦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比较充裕的土地资源，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为国家守住18亿亩的土地红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水资源，基本满足了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需要。

三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农产品资源。首先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粮食资源。据统计，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农业税、粮食征购和收购农民余量等渠道，农民为国家每年提供了800—1000亿斤的粮食；其次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棉花资源。到1980年，我国农民共生产棉花2707万吨，国家共生产棉布134.7亿米，基本满足了人民穿暖的需要；再次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肉类和水产品；最后是农民为国家提供了油料、果蔬等农产品。在丰富城市居民“菜篮子”的同时，也基本满足了食品工业的需要。比较丰富的农产品资源的供给，不仅直接支持了国家轻工业的发展，而且加速了国家的工业积累。

四是为国家工业化直接提供了稀缺的建设资金。资金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血液，也是国家工业化不可或缺的保证。据统计，自1053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手段，为国家积累了5100亿元的资金，这是一笔巨大的原始积累，这笔巨款表明，中国农民不仅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牺牲，也直接为新中国的国营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五是为国家工业品提供了比较巨大的消费市场。逐步相对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日益成为了国家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到1970年代末，农民已基本消除了饥饿并以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等”三转一响“为代表的轻工产品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而大型拖拉机已基本普及到公社、手扶拖拉机已基本普及到大队甚至市场小队，至于以碳酸氢铵为代表的化肥产品在农村已是普遍使用了。

辉煌的成就之十就是极大地改造了中国农民的精神

近代中国，一向被视为积弱积贫、一盘散沙。积弱积贫，主要是中国农民的积弱积贫；一盘散沙，也主要是中国农民的一盘散沙。可是，农业合作和集体化后的农民，由于有了农业集体这个组织，农民的积弱积贫成为了农民改变积弱积贫命运的直接动力，一盘散沙的农民成为了聚沙成塔的钢筋水泥，真是能让高山低头、使河水让路，也真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农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极大地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现在还在宣扬的“塞罕坝”精神，就是曾经震古烁今的“红旗渠”精神。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农业战线的旗帜——“大寨”精神，以及由“农业学大寨”产生的全国农民“学大寨、赶大寨”的精神。无论是“塞罕坝”精神、“红旗渠”精神，还是“大寨”精神和全国农民的“学大寨、干大寨”精神，它们共同的精神特质，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精神。中国农民创造的辉煌，例如中国农民在治山治水、改土造田中创造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都是在生产力及其低下，生产工具及其原始，在国家没有多少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农民不等不靠、几乎全靠农民自己的双手和肩膀挑出来的、推出来的，这是怎样的精神？这就是农民艰困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二是热爱国家，顾全大局的精神。搞建设、搞治理，就得动山动水，就得“侵犯农民的权益”，必要时，农民还得毁弃家园、背井离乡。例如，农业集体化时期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尤其是那些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可是，我们的农民，这些前不久还被人蔑称为“愚、贫、弱、私”的农民，硬是舍弃了自己的权益，甚至毁弃了自己的家园，用自己的血汗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山河改造，这是怎样的精神？这就是“舍小家、为大家、建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三是团结奋斗，以身作则的精神。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也不是一个人建成的，没有农民的团结一致、战天斗地；没有农民的坚持不懈、久久为功，任凭什么神仙皇帝，也不能做到。正是农民的团结战斗、坚持不懈，才有了中国集体化农业的辉煌。同时，群雁 高飞头雁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问全国农民为什么能团结一致、战天斗地？就在于集体化后，全国农村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的基层干部和基层领导班子，涌现了一大批陈永贵、郭凤莲、史来贺、吴仁宝式的基层领军人物。他们冲锋在前、分利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模范带头，才能聚沙成塔、将自由散漫的中国农民拧成了一股绳，创造了新中国集体化农业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