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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与农村文艺活动的组织化

2018-10-18 02: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625| 评论: 0|原作者: 徐志伟|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判

摘要: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建设是颇有成效的。农村俱乐部的建立,一方面增加了农村文艺的种类和供给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文艺形式向现代文艺形式转型。这些成效的取得,首先是与政府的主导、行政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当时各级政府部门首先在制度上规约了俱乐部的发展方向,把农村俱乐部视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机构,决不允许借以牟利。尽管因财力、人力所限,很多农村俱乐部的活动水平不 ...

在文化馆的指导下,农村俱乐部的活动一般都遵循两个重要原则:

第一,为政治、为生产服务。农村俱乐部被视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是团结、动员群众完成各项任务的有力工具和进行自我教育、文化休息的中心场所。所以在平常活动时,就要特别注意防止单纯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脱离政治、脱离生产、为娱乐而娱乐的偏向。当时大部分农村俱乐部都做到了和党的宣传网密切配合,在各个时期利用读书、读报、收听广播、放幻灯、小型展览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时事、政策、生产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些宣传鼓动工作基本上都能够做到经常化。每一项中心工作布置下来,黑板报上能及时发表通俗的讲解,新编的快板一登出来,很快就在群众中流行开了。除了经常的时事政治宣传外,俱乐部还用群众最熟悉的事物和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教育群众。以河南省为例,密县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俱乐部在合作化运动中开辟了一个展览室,用图画、实物等形象化的材料来宣传合作社的规划,使一万多名来社参观的群众受到深刻教育。荥阳司马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秋收的时候发现有些社员对“细收细打、颗粒还家”抱着不在乎的态度,认为“吃馍还掉个渣哩,社里几百户,撒一点没啥关系”。俱乐部便举办了一个“细收细打”展览会,帮群众算了一笔细账。使很多参观的人提高了认识,群众反映说:“一粒一穗不拾净,确实是个大漏洞。”1956年春节期间,郑州市郊区七里营农业社俱乐部布置了许多挂图来说明几年来社员生活的变化,使群众真切地看到了自己不断向上的幸福生活,大大鼓励了其劳动热情。由于这些宣传教育工作,运用了群众熟悉的现实材料,使群众感到特别亲切,这是农村俱乐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善于抓住在群众中出现的典型事例,通过批评、表扬来教育群众。上蔡县星火一社有些社员做活不讲质量,播种不匀,地头地边种不到,他们认为:“少收一点没有关系,自己能分多少?”俱乐部便针对这种错误思想,编了个快板登在黑板报上,批评了做活不讲质量的现象,还算了一笔细账,说明如果地头地边不种到,每亩就要少种半分,全社就要少种六十亩,少收几十石,这样就大大地教育了做活粗糙的人。荥阳司马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些社员在犁地的时候当着人犁得深,背着人犁得浅。社长就编了“假进步、活眼皮”的快板登在黑板报上,发表后,犁地手自觉地做了检讨。俱乐部不只是批评,还注意对好人好事进行表扬,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当中心工作布置下来时,俱乐部能很快把宣传力量组织起来,有力地展开各种宣传活动。例如当征兵工作开始时,几乎所有剧团都排演了《应征前夕》;图书管理员也挑选了反映解放军、志愿军英雄事迹的通俗读物送给青年们读;小报和黑板报上刊登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争先应征的模范事例;业余创作人员也编写了许多诗歌来歌颂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司马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转高级社时,业余剧团排演了《扔界石》;幻灯组放映了《苏联集体农庄》;俱乐部布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远景规划的展览会;图书室展览了苏联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图片;黑板报上写满了迎接建立高级社的快板,到处充满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气象。46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与农村文艺活动的组织化-激流网文艺轻骑上山庄(年画),朱同、单良生,1964 年

第二,“坚持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且“适应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业余,是指俱乐部的文娱活动在生产之余进行,不妨碍生产。当时,有多地的农村俱乐部曾发生过文娱活动影响生产的现象。比如四川省西充县的一些俱乐部,“俱乐部成员都是青年,因经常参加文娱演出,平时误工很多,又和人民公社按劳取酬的原则发生矛盾,群众很有怨气。公社、大队一时无解决方案,群众积极性大减。”47河北省盐山县望树公社望树大队俱乐部,曾在农忙时排演大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箭杆河边》。“两剧内容都很长,情节复杂,台词又多,演员也需要很多。参加排演的青年每天晚上都排练得很晚,有时还占用了中午的休息时间,更不应该的是还耽误了一些劳动。这样排演了几天,效果不大,大家却已感到十分劳累,第二天干活时无精打采,有的早晨还得休息,影响了出工”,群众对此严重不满,向《中国青年》杂志写信反映。48为了避免在群众中间引发矛盾,各地的俱乐部活动都尽量适应农业生产的季节,农忙期间少搞,农闲期间多搞。而业余剧团及大型活动,在农忙时则不活动或少活动。以吉林省为例,该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三、四、五、十、十一这五个月是农忙时期;一、二、八、九、十二这五个月是农闲时期,这时除一部分人参加副业生产外,绝大部分群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基于此,自治州文化处要求各县的群众文艺会演等集中的大型活动都放在这个时期举行。该省的桦甸县也要求各乡俱乐部把一些集中的、较大型的活动放在挂锄、冬季和春节期间。49同时,为了避免影响生产和农民的分配,多地都出台文件,要求俱乐部的活动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积极分子参加业余文化活动,一律不记工分。50需要指出的是,农忙期间少搞活动,不意味不搞活动。农忙时节农民的劳动比较紧张,如何在这样的时节开展农村俱乐部的活动,是摆在农村文化工作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各地的经验表明,坚持小型多样原则是农忙时节有效开展活动的关键。比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邓川公社永福俱乐部,根据农忙时节社员生产、吃饭在田间的实际情况,“把土广播、图书、报纸等由民师、会计、知识青年带到田间读给社员听,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由深变浅,长文变短文,读报变讲报。’出现了好人好事,就立即用土广播进行表扬,鼓干劲,掀高潮,甚至马上形成高工效运动,使日进度翻了一番。”大字报下田也是永福俱乐部的特点。“田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就来个山歌、快板、‘花里曲’等类的文艺节目,鼓舞大家的生产热情。他们还以知识青年和有经验的老农相结合组成的一个农业技术研究小组,经常进行农技研究,带头实验,举办讲座。”51桦甸县永隆乡春风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生产队双龙屯俱乐部,农忙时化整为零,开展小型多样的适合于地头、田间的活动。如把文化活动组织与生产组织结合起来,以生产队为基础,青年团小组为核心,团结、带动广大社员参加活动,并根据社员的年龄、性别、爱好和擅长开展多样、灵活的地头活动。春耕和夏锄时,开展地头读报、唱书会、朗诵会、读书故事会、地头歌舞、图书流动展览、地头快板、音乐会、板报、庭院娱乐晚会、标语鼓动牌,以及各种体育活动。就这样,每个作业区的休息时间又都变成了“地头俱乐部”。52小型多样的文娱活动有许多优点:一是不受生产季节和天气变化的限制,简便易行,反映事物快;二是随时随地鼓舞群众的劳动热情,解除疲劳,培养乐观精神;三是通过文娱活动可以加强社员之间的团结;四是能够团结更多的农民群众参加文艺活动,扩大了文艺活动的队伍。

结语

总体而言,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建设是颇有成效的。农村俱乐部的建立,一方面增加了农村文艺的种类和供给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文艺形式向现代文艺形式转型。这些成效的取得,首先是与政府的主导、行政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当时各级政府部门首先在制度上规约了俱乐部的发展方向,把农村俱乐部视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机构,决不允许借以牟利。尽管因财力、人力所限,很多农村俱乐部的活动水平不高,但其赋予文艺活动以政治内涵,凝聚了群众的阶级认同与国家认同,增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能力。其次,这些成效的取得,也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当时,群众之所以愿意参加俱乐部建设,是由于他们不仅被视为俱乐部服务的对象,更被视为俱乐部建设的主体。他们在参与俱乐部建设的过程中不但享受到了文艺,而且也体验到了参与文艺创造的乐趣。正是因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才使得农村俱乐部网在国家极少投入的情况下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并做到了“大家闹,大家看”,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开展乡村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1949-1966)”[编号:11CDJ010]的阶段性成果)

1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上),内部出版,1959年,第253页。

2   转引自祝也安:《闽浙赣苏区的农村俱乐部》,收入刘云主编:《江西文艺史料》第十三辑,内部出版,1992年,第81页。

3   同上。

4   《俱乐部纲要》(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5   马少波:《胶东文协二十年》,《胶东风云录》编写组:《胶东风云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6页。

6   陈志昂:《胶东解放区音乐史稿》,山东省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出版,1994年。

7   《吴县姑苏乡成立农村俱乐部》,《人民日报》,1950年6月27日。

8   《江阴将普建农村俱乐部》,《人民日报》,1950年8月3日。

9   苏南区土地改革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苏南土地改革文献》,江苏省档案馆藏,1952年。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28页。

10  《文化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1949-1959)》,内部出版,1982年,第11页。

11  《文化部关于1954年文化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55年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同上书,第31页。

12  湖北省丹江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丹江口市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574页。

13  以该省大城县为例,县文化馆按省文化局要求,1955年初拟定了农村俱乐部发展规划,确定了建立俱乐部村庄的条件。之后,文化馆摸底选点,分批推进俱乐部建设。第一批为示范点,在春耕大忙前建成,有西马村、北蔡、缴庄、郝庄4个村;第二批8处,在秋收后建成。县人民委员会1955年5月、11月两次下达文件,提出了组建农村俱乐部的意见,要求文化馆除留1人负责馆内阵地活动外,其余干部全部下乡分片包干,投入俱乐部组建工作。在文化馆帮助下,歌舞队、戏剧组、演唱组、乐队组、图书组、宣传组等单项活动组织在农村俱乐部相继成立。参见河北省大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城县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651页。

14  《山西省文化局关于发展农村俱乐部的指示》,《山西政报》,1956年第1期。

15  《为建立两万个农村俱乐部而努力》,同上刊。

16  《大力发展农村俱乐部》,《人民日报》,1956年2月9日。

17  《文化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1957》(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62-163页。

18  云南省文化厅编撰:《云南省志卷七十三·文化艺术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19  吉林省文化局文化处编:《吉林省群众文化工作史料第三辑·报告、评论》,内部出版,1979年,第10页。

20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广西》(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89页。

21  山西省图书馆编:《山西省图书馆史料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9页。

22  《中国农业全书·河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河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23  共青团四川省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共青团四川省委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24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9卷·文化志·文化事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503页。

25  如浙江省文化厅1961年提出《关于当前加强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规范农村文化工作,并向全省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纠正“大跃进”中农村文化活动的一些偏向。参见《中国农业全书·浙江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浙江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

26  《一九五六年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农村文化工作的全面规划——新华社关于文化部召开各省、市文化局长会议的报道》,《办好农村俱乐部为农业合作化服务》,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第1页。

27  《一个以政治为统帅的农村俱乐部——云南邓川县永福社俱乐部活动情况》,文化部编:《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文件选编》,内部出版,1958年,第127页。

28  山西省昔阳县文化馆:《巩固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63-64页。

29  中共九江地委宣传部编著:《怎样办好农村俱乐部》,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8页。

30  范树立:《难忘的农村俱乐部》,中国政协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13辑·桐乡建国后史料(3)》,1994年,内部出版,第139页。

31  山西省昔阳县文化馆:《巩固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几点体会》,文化部编:《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文件选编》,第66页。

32  共青团福建省委工作组、中国青年报福建记者站:《团结教育青年,活跃团的工作——联新大队团支部举办俱乐部的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俱乐部(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第9页。

33  王家安:《农村俱乐部琐忆》,杭州市萧山区政协文史和教卫文体委员会编:《听100个萧山人话过去的事情》,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34  参见《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市文化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意见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3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948页。

35  《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1953年12月1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3-1955》(第2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36  《文化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1957》(第3卷),第163-164页。

37  冯波:《建立农村俱乐部亲历记》,政协延寿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寿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出版,1991年,第94-98页。

38  湖北省枣阳县文化馆:《辅导农村俱乐部的经验》,文化部编:《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文件选编》,第67页。

39  同上,第68页。

40  这些辅导员分布在全县各个乡社,并积极开展活动。例如,“桐滩乡下武村辅导员李志敏,在紧张的夏锄中帮助下武俱乐部进行整顿工作,健全了组织,并经常帮助排练节目。他自己爱吹喇叭,便组织了十多个青年乐器自学小组,每星期除自学外,集中练习两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批人已学会(各种乐器的)很多曲牌,成为花戏、剧团的伴奏者,成了俱乐部活动的骨干分子。”参见山西省左权县文化馆:《一支有力的文艺辅导大军》,文化部编:《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文件选编》,第80页。

41  周立:《五十年代大力发展的农村文化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宁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遂宁文史资料第10辑·文化教育专辑》,内部出版,1997年,第14页。

42  同上。

43  同上,第13页。

44  同上,第15页。

45  四川省遂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遂宁县志》,巴蜀书社,1993年,第739-740页。

46  任毅:《农村俱乐部是怎样开展活动的》,文化部编印:《文化通讯》,1956年第3期(总第17期)。

47  西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充县志》,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15页。

48  任金城:《俱乐部的活动要小型多样》,《中国青年》,1965年第19期。

49  王志清、李志忠:《春风农社第一生产队的俱乐部工作》,吉林省文化局文化处编:《吉林省群众文化工作史料第四辑·典型经验》,内部出版,1979年,第19页。

50  参见《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市文化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意见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3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948-949页。

51  云南省文化局:《一个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白族俱乐部——介绍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邓川公社永福管理区俱乐部活动经验》,云南省文教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秘书处编:《朵朵山茶映日红》,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1-112页。

52  王志清、李志忠:《春风农社第一生产队的俱乐部工作》,吉林省文化局文化处编:《吉林省群众文化工作史料第四辑·典型经验》,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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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与农村文艺活动的组织化-激流网(作者:徐志伟。来源:文艺理论与批判。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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