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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国民党长春杀民养军铁证如山:纪念长春解放70年

2018-10-18 22: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780| 评论: 0|原作者: 高戈里|来自: 察网

摘要: 长春被围期间,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级带兵长官发粮食财的太多太多了,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各有各的门道。这些年来,公知、果粉刻意回避1948年长春被围期间国民党当局杀民养军导致饿殍遍城的罪行,其实质,是要掩盖国民党政权盘剥、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进而彻底否定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必然趋势! ... ...

高戈里:国民党长春杀民养军铁证如山:纪念长春解放70年

长春被围期间,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级带兵长官发粮食财的太多太多了,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各有各的门道。这些年来,公知、果粉刻意回避1948年长春被围期间国民党当局杀民养军导致饿殍遍城的罪行,其实质,是要掩盖国民党政权盘剥、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进而彻底否定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必然趋势!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共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高戈里:国民党长春杀民养军铁证如山:纪念长春解放70年

2018年10月17日和19日,是长春起义和长春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日。

这些年来,不少公知、果粉拿1948年长春被围期间饿死人说事,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在诋毁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刻意回避并极力掩盖了导致饿殍遍城最直接的原因——国民党当局杀民养军!

我采写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期间,收集国民党当局在粮食问题上立法搜刮、枉法徇私、违法倒卖、持法劫掠、合法挥霍的史料如下:

高戈里:国民党长春杀民养军铁证如山:纪念长春解放70年

一、立法搜刮——出台杀民养军之法

1948年5月24日,我东北解放军攻占长春大房身机场,对长春国民党守军完成合围,随后,改用“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位一体方针,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

无粮不聚兵。长春城被围之后,守城的先决条件是屯粮。

当时驻防长春的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两个正规军,还有吉林省保安旅、吉林省师管区所辖的“志愿兵团”和骑兵旅、省警察总队等地方部队和游杂部队,共计10万人。新七军原驻长春已经储备了一大批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六十军和地方部队、游杂部队只能现购现吃。长春被围困期间,守军士兵虽然吃不饱饭,但至10月19日长春解放,“没有听说饿死士兵的事”。

至于长春被围期间不同阶段城内居民有多少人,放出城多少,饿死多少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主要揭露长春党政军警官员在粮食问题上,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缘由何在。

据时任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回忆:

为确保守军粮食供给,国民党长春市政府于4月中旬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统计结果,市内存粮只能吃到7月底。

长春粮源断绝后,尚传道市长向长春最高军政长官郑洞国请示供粮大计。时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出示了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内容是命令将长春城里老百姓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

对“粮食完全收归公有”方案,尚传道坚决反对,并力陈己见:“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

郑洞国沉默良久后说:“命令中所说尽收民间物资粮食一项,决定不办,我负责电复总统,但对粮食还应有一个管理办法。”

于是,尚传道等执笔起草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简称“战时粮管法”),规定只准许市民留自吃粮食到9月底,剩余粮食应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余粮一律由市政府“议价收购”,“以供军需”;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本办法的,得处以极刑。

以下,让我们看看《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颁布后,中饱了谁的私囊?壮了何人的贼胆?扼杀了多少百姓的生命?

二、枉法徇私——最高长官“不敢招惹”谁

坦白地说,最初研究《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我的关注点是比较哪一种战时粮食管制办法更坏,是寻找蒋介石关于民间粮食一律归公不准私卖的电令。

然而,当我再次阅读尚传道的回忆文章时,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尚传道写道:

【“实际上,在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的情况,一般市民已无存粮,能囤积大批粮食的仅是驻军中上级带兵官和军需人员,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大粮商。对于这些人,郑洞国和我都有所顾忌,不敢招惹他们。”】

一部完整的历史,是由许许多多历史片段整合的。不同历史片段对历史的反映,有些是表象的,有些是本质的。

尚传道的这段文字,有三个关键词语:仅,带兵官,不敢招惹。

第一个关键词语“仅”字说明:《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一出台就没有正当的法律效力,因为它对一般老百姓虽能约束,但“无存粮”即无约束之必要;而“能囤积大批粮食”的,虽“仅”是少数人,但却“不敢招惹”。

第二个关键词语,尚传道用的不是“中上级军官”,而是“中上级带兵官”。

在国民党军队的官佐阶层中,有一个当代人很难理解的现象——比如,愿意当团长,而不愿意当职务相对高一级的副师长、师参谋长,各级都这样。

原因,不是当代人想象的那种“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之英雄情结,而在于赤裸裸的物质诱惑——用旧军队当年的军旅行话来说,当带兵主官“有经济权”。

国民党军带兵主官“有经济权”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吃空。所谓“吃空”又叫吃空额,就是虚报兵员人数并冒领、贪污其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国民党军各级带兵主官能吃多少空额,没有完整的资料记载,只能根据一些零星文献、口碑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了解一个梗概。据记载,与郑洞国同一级别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吃800个空额,新七军军长李鸿吃300个空额,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吃142个空额。我采访到的情况,连长一般能吃到十来个空额。

国民党军带兵主官“有经济权”的第二个好处,是所属部队的账务不分公私,可以“正当”肥私。以暂编五十二师的特账为例,其制作符号款、购买大车款、行军锅灶款、犒赏费、防寒费、招待费、补贴部分军官的医药费、副官处购买汽车材料汽油费等公务收支,师长李嵩的伙食费,购买服装、留声机、俄国毛毯、字画、鹿茸等私人物品的费用,均混在一起。

第三个好处,是部队经费归部队长一人任意支配。比如,部队长可以“拖饷”方式,即长期拖延一两个月下发部属的薪饷,这样,就可以长期挪用一个月甚至数月所属部队官兵的全部薪饷,用于个人经商。又比如送钱,一般是送副职或没有“经济权”的军官,至于送给谁,送多少,无一定之规,完全凭部队长个人的喜好,想送谁就送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

如此一来,第三个关键词语“不敢招惹他们”也就好理解了——这些“驻军中上级带兵官”,只要不被“招惹”,都能发大财!

三、违法倒卖——各级长官发大财

“不敢招惹他们”最典型的一例,是《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颁布后,警察第三分局查获大东粮行三名商人故意抬高粮价抢购,予以扣留,经查悉该行系代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买军粮的。省保安司令官由郑洞国兼任,实际由副司令官李寓春负责。尚传道市长虽然坚持要“杀一儆百”,但请示郑洞国同意后,仅将这三名商人枪毙了事。

当年,长春地下党组织根据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的指示,在长春城内开办了富源长制米厂。结果发现:在军粮方面,新七军不仅有大米、白面吃,存粮也比较多。新七军所属部队,尤其是新三十八师的军官,来长伊始,营、连主官就大量克扣士兵的口粮,师、团长则多半在名册上留有空额,军官们还通过少报战斗减员和抢来的粮食为自己增加私人积蓄。这些粮食存放在部队伙食单位,军官们发财的方法,通常是将伙食单位账面上的粮食通过米厂帐面买走,并开具发货清单。然后,再将米厂账面上的粮食卖给原伙食单位,由原伙食单位支付现款。最后,米厂再将该伙食单位一卖一买粮食赚的钱,交还给倒买倒卖本单位粮食的军官,或代为购买黄金、金银首饰等便于携带的贵重物品。整个经营过程,粮食放在军方仓库里不动,完全是空买空卖。由于军官们贪图钱财,卖粮时漫天要价,市场粮价很快就被抬高了上去,根本制止不住。

在国民党的军队,违法之事一旦被查获,通常要找下级作替罪羊——新七军军部粮食仓库的5个军需官盗卖了500包大米被发现,结果,仅一个上士被处极刑。

没有存粮的部队、分队,其“带兵官”也有生财之道,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普遍的积重难返的恶习——克扣士兵粮饷。

原暂编五十二师第三团通迅排士兵齐云阁记得,那段时间,长春一个玉米面窝头能卖18亿元东北流通券。排长家在长春城内,经常背着大家偷偷把克扣下来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去换金银首饰。起义后,排长带着这些不义之财开小差了。

长春被围期间,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级带兵长官发粮食财的太多太多了,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各有各的门道。

严重的粮荒导致长春市粮价暴涨。每斤高粱米3月份值东北流通券1000元,10月中旬涨至3亿元,上涨了30万倍!一个金镏子只能换到一个馒头,一捆钞票甚至买不到一捆马草。银行为解决军队“购粮”开支发行面额1万元的钞票,没几天就不管用了,于是,被迫发行大额本票。本票最初面额100万元,后来逐渐递加到数百亿元。“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抽出上百名职员通宵达旦开本票,还是忙不过来,因为今天开的本票,明天就不能用了。在我采访到的历史当事人中,不少人不懂什么叫本票,至今还认为当年银行发行的是“写钱儿”——在一张纸上,银行给你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据《民国日报》驻东北特派记者杨治兴回忆,长春滥发大额本票坑害了老百姓,而国民党在长春的高级军政头目却大发横财。他们通过长春银行,把成百亿、上千亿的款子汇往北平、上海、南京、湖南等地,在长春只值几斤、百斤高粱米的钱,竟可以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

中下级军官也有此事——第六十军输送营营长兼代军部人事课长尹秉义于6月24日向昆明家人一次电汇国币2.76亿元,让父母在昆明城内买一栋房子开商号。

据史料记载,长春3家银行仅1948年6月1日至7月3日,就往关内汇出款项18990亿元。后来,关内银行无法继续支付如此巨款,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郑洞国自1948年9月起不准再向关内银行汇寄此类款项,才堵住了这条发战争财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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