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及启示

2018-10-25 23:0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796| 评论: 0|原作者: 方成智梁倩倩|来自: 毛泽东研究

摘要: 毛泽东一生最关心意识形态问题，在他看来，教育特别是学校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大问题，不能有半点差错。因此，他对教育和学校课程、教科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的教科书编写理念直接影响到当时学校的教育和课程、教科书的改革。 ...

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教育工作的会议，他十分重视中小学教科书建设问题，当了解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仅有30多个编辑时，他认为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人太少了，300人也不为过，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也要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

毛泽东关于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及启示

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文本———教科书，它传承文化知识、开启民众智慧、体现国家意志、形塑意识形态、培养一代新人。如果说学校是塑造未来国家管理者和建设者灵魂的加工厂，那么教科书就是这个加工厂制造机器的图纸，有什么图纸就有什么产品。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教科书常常很明确地尝试去创建一个新文化世界”[1]。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毛泽东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他一生中曾创建和主持过学校，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对教育问题有独到见解，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高度重视教育，视教育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他倡导的面向人民大众、非规范化的社会教育模式具有突出政治、注重实践、服务群众等特征。毛泽东也非常关注教科书建设，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念。探索毛泽东的教科书编写理念，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其教育思想，而且可以为当前学校深化课程和教科书改革提供借鉴。毛泽东的教科书编写理念与他的教育理念和推崇的教育模式息息相关，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强调教科书必须为政治服务，凸显教科书的教化功能

(一)强调教科书要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主张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1934年，他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3]。他提出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4]，“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5]。为了强化国防教育，延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教材要抗日化，为抗战服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要求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各种建设人才。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第41条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6]，要求将“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写进基础教育的课本中去，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公德。据此，建国初期我国对中小学教科书的要求是：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7]。“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课文的重要原则。因此，新中国早期的课本政治气息浓厚，国家形象、领袖人物、无产阶级的价值观等反复出现在中小学课文里，如《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我们的新国家》《歌唱祖国》《朱德的扁担》《任弼时同志二三事》《毛主席象太阳》《湘潭少年儿童队队员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和工人》等等，确保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

(二)重视政治课和政治教材的编写，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盲目效法苏联，中小学一度停开政治课，引起众多非议。毛泽东对此也不满意，他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8]，“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9]。1957 年3月，毛泽东就中学政治课问题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等同志，信中提出：“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10]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部在1957年8月17日颁发了《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在中学各年级设置政治课。初中一、二年级讲“青年修养”，初中三年级讲“政治常识”，高中一、二年级讲“社会科学常识”，高中三年级讲“社会主义建设”。该通知没有来得及落实，后被8月27日教育部和团中央发出的《关于对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联合通知》所终止。同年11月，教育部又发出了《关于中学和师范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目录》的通知，对于在中学和师范学校各个年级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的目的、内容、原则和方法做了详细的说明，供各地参考。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中学《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分初中一、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四种，供一学年教学之用。随后，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据此编撰了《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其主要内容是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辅以其它马列经典、党的文件等。

1963年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出版了《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简史》《政治常识》《经济常识》《中国革命和建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等中学政治课本，初步构建了中学政治教材体系。

1964年，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五条标准：第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1]。为此，教育部、文化部在6月23日联合发出通知：采用《毛主席著作选读》(乙种本)为高中政治课代用教材。同年10月11日，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联合颁发《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强调在中学，除学习时事政策和选读毛主席著作外，要新编和修订四种课本，在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五个年级使用。具体说：《做革命的接班人》可在初一，或初一到初二年级开设；《社会发展史》可在初二，或初二到初三年级开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在初三或高一年级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可在高一或高二年级开设。另外，高中三年级仍然学习《毛主席著作选读》(乙种本)。

可见，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我国中学的政治课和政治教科书逐步规范，自成体系，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利于学生思想问题的解决，确保学校教育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

二、倡导教科书必须联系实际、形式多样，提高教科书的实用性

(一)强调教育和教科书要紧密结合实际

毛泽东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结合。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12]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政治化实际化”[13]。毛泽东非常反对那种“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的现象。他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 “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他在谈到农民痛恶学校的原因时说：“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14]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教育脱离实际更是深恶痛绝，他说：“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15]这样的教育绝对培养不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

(二)提倡教科书的地方性和多样性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和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中小学教育问题时指出：“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是否合适?江苏和湖南的情况就不一样。”“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16]

教育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957年3月7日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的通知》，其中规定：可以在初中三年级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授课时数，原则上以每周2课时为宜。同年6月15日，教育部又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在农村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和农业常识教学要点的通知》，通知规定：可在农村及城市郊区的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科，每周课堂教学1教时。鉴于全国各地区农业生产的情况不一样，要编写全国适用的教材是非常困难的。教育部拟定了《小学农业常识教学要点(草案)》，供全国各地在增设农业基础课程、编写农业常识教材时参考。1958年1月，教育部又发出了《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要求各地编写乡土教材，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教学中都要讲授乡土教材。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教育部的要求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掀起了自编教科书的热潮。一是全国各地普遍编写了农业常识课本和农业基础知识课本，二是全国各地都广泛编写了乡土教材。以吉林省为例，1958年4月21日，吉林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通知各市、县组织力量编写有关学科的乡土教材。12月20日又成立了吉林省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由省委宣传部长任主任委员，强化乡土教材的建设。这样既贯彻教科书必须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增强了教科书的针对性、适应性。对于幅员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这些教材有利于照顾地区和民族差异，能使学生学到适合家乡建设需要的知识；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建设家乡的信念。

总之，乡土教材、农业常识课本和农业基础知识课本的编写，是教科书多样化的尝试，既适应了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的国情，也丰富了我国教科书的种类，弥补了全国统一教材的不足。

三、主张教科书必须“少而精”，促进学生健康，增强教科书的有效性

(一)主张“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毛泽东一贯强调课程、教材必须精简。他在早年的《体育之研究》中指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尤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17]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批评学校课业重，挤了政治，害了学生身体。1950年、1951年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8]。在此前后，教育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调整学生作息时间，精简课程和教材，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加强体育和娱乐，调整学生人民助学金，增设照顾患病学生营养的特种人民助学金等等。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这一思想，贯穿了毛泽东建国后教育思想的始终。195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又指示：要注意学生健康。同年6月30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仍然位列榜首。

(二)要求精简教材，教科书要“少而精”，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开始十分关注教育问题。1957年毛泽东在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中提出：“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门就行了。”[19]后来，在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如最高国务会议(1957年10月13日)、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成都会议(1958年3月22日)、汉口会议(1958年4月6日)等，毛泽东都要“谈谈教育问题”，频频批评教育，不断给教育施压，最著名的是1964年春节谈话，震动了整个教育界。

1964年2月13日(当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有16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他们当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学术界的元老、前辈。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肯定了我们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20]。毛泽东认为很多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造就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孔夫子“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21]。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是死板而繁重的，难以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他推崇自学，强调自由的、平等的教育。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22]这个指示后来称之为“七三指示”。

新中国头十七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根据毛泽东“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23]的指示，落实所有的教科书要“少而精”、以免学生负担过重、以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要求，多次下发专门文件。从1950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教育部发布《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具体到精简教材和课程，教育部先后发布《普通中学数理化教材精简(草案)》《关于颁发“精简中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三科教学大纲(草案)和课本指示”通知》《关于1956-1957学年度第一学期小学语文课本和中学、中等师范文学课本的精简目录和有关教学的一些说明的通知》《关于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等科教科书的精简办法》《关于精简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教材的通知》《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

四、主张成立统一的教科书编写机构，加强编辑队伍建设

(一)主张成立统一的教科书编写机构

任何一个新生政权欲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要依靠国家机器清除旧政权的遗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在思想上向全体国民传导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谋求其政权的合法化，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教科书由于其特殊地位，常被视为培养社会认同的强有力的工具。陆费逵曾经说过：“立国的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24]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地向下一代及全体国民传导国家意志，培养政治认同，维持社会稳定，编写一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反映中国共产党意旨的新教科书已是当务之急，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府高度关注教科书建设，制定了统一的教科书政策，筹划成立统一的编审机构，组织专职的编写队伍。“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技术上可能印得更好些，价格也便宜些，发行也免得浪费。”“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25]。1950年12月8日，作为专门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欣然亲自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二)加强教科书编辑队伍建设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一大批国内课程和教材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优秀教师被陆续从全国抽调到北京。建国初期文化干部奇缺，人民教育出版社能在几年之内汇集全国近200名当时已在各个学科领域具备了相当造诣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叶圣陶、辛安亭、朱文叔、刘熏宇、胡绳、周建人、吕叔湘、戴伯韬、吴伯箫、陈乐素、张志公、巩绍英、朱智贤、方宗熙等，这是一笔异常难得的“财富”，这是一个足以打造任何精品教材的优秀编辑团队。从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队伍基本成型，学术实力雄厚，逐渐成为全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和教学研究的核心基地，承担起编订教学大纲和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的任务。时至今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出版领域依然处于“领头羊”的地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和高质量的全国通用教科书的出版，使得全国中小学使用国家统一编写的教科书，结束了建国初期教科书各自为政、混乱无序的状况。可以说，中小学教科书的统一是由当时的国情决定的，也是历史的必然，它有利于教科书品质的提升，促进全国各地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均衡；同时，它对当时统一国家意志，维护社会稳定，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五、毛泽东教科书编写理念的启示

(一)教科书事关国家的未来，教科书的政治教化功能决不容忽视

教科书问题无小事。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毛泽东认为学校教科书事关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必须高度重视。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成了维持政权合法化的主渠道、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教科书的政治教化功能得以充分体现。

近些年来，由中小学教科书问题引发的一些风波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人们对教科书的关注。如2006年，上海第二期课改中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里面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内容进入教科书。这些引发了人们的争议。2016年10月，北京几位历史学家批评该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背离了我党关于历史教育根本任务要求，会造成思想混乱进而危及社会安定”等等，教育部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要求停用这套教科书。2002年，北京教科院组织编写的京版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在教材第13册把“上帝创造宇宙”这篇圣经故事作为神话故事收录进教材，引起了人们的责难。2015年底，北京教科院组织专家对该语文教材进行修订时删掉了上述材料。这些教科书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淡化教科书的意识形态而引起的。可见，不论何时，教科书的政治教化功都不能忽视。

(二)教科书的编制必须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融合，增强其针对性和实用性

教科书是知识的载体，传承科学文化知识应是其主要任务，教科书的编制应该体现其科学性、系统性，但不能过于繁杂、深奥、脱离实际。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全盘学习苏联，在教科书建设上，从内容到名称，全方位引进苏联教科书，虽然有助于促进教科书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但是它忽视了我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脱离了我国的国情，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主张教科书要服务工农、服务社会，将工业农业中的实际问题贯穿到教科书之中，要编一些乡土教材，让学生真正学到实用的知识。毛泽东对教科书的上述主张切中要害，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缓解教育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等问题。这些理念至今仍然是我们编制教科书时应当借鉴的。

教科书既是教本，同时更重要的它是学本，是为学生服务的。教科书的内容一定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要有针对性和切实性。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多元化时代，我们要加强乡土教材建设，培养学生的乡土意识和民族情怀，强化和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三)教科书可以精简、应该精简，但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不能过分

教科书内容的繁、难、偏、旧，确实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教科书可以精简，也应该精简，但凡事要有度，怎么减、减多少，要有科学研究，不能过分。

过分精简教科书，会弱化理论知识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导致教科书质量下降。特别是在“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教科书采取“增、删、补、换”的方式，教科书的逻辑性、系统性、科学性被严重削弱，使得当时的教科书要素不全，导致学校教育质量滑坡。

事实上，关于精简教材、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之路并不平坦。新中国头十七年共颁发11个重要文件，颁发的部门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是教育部，规格不可谓不高，密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尤其是在课程和教科书的精简上，并没有达到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应该说，时至今日，这一问题远没有彻底解决，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依然繁重。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客观地说，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的规律，学生在学校学什么，学多少，应该负担多少，哪些可以减，哪些不能减，等等，这一切应该深入研究，任何改革措施的提出都要有科学依据和理论上的充分论证，不能纯粹依赖行政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有自己的独立性，教育也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要坚持学术标准和保证教学质量，也许学生就应该背负应当承受的负担和压力。

毛泽东一生最关心意识形态问题，在他看来，教育特别是学校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大问题，不能有半点差错。因此，他对教育和学校课程、教科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的教科书编写理念直接影响到当时学校的教育和课程、教科书的改革。他的一些观点对革除课程和教科书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弊端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尤其是毛泽东关于精简课程和教科书的理念在新时期的今天并没有过时，而且仍然要加强这方面的改革。

[1][美]M·阿普尔著，侯定凯译：《教科书政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12-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9 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5]滕纯：《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7]宋云彬等：《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第1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0]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11]《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