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毛派的工人之路

在欧宝厂当职工代表

我们厂有21000个工人，90%的工人都是五金工会（IGM）的会员，IGM是德工联里最大的工会，汽车行业80%以上都是这个工会的，能源、电气、钢铁工人大多数也是。当然，80%说的是大工厂的情况，小厂的工会会员恐怕只占10%左右。所以我1970年一进厂就成为工会会员了。

在德国有双重工人组织，一个是职工委员会，一个是工会，他们是平行的。职工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职工委员会过去是每三年、现在是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大工厂都有职工委员会。

1972年选举，当时工人对工会领导很不满意，我们几个人组织了积极分子团队，提出一个职工委员会的候选名单，而工会有个正式的候选名单，但大家对这个名单并不满意，当时总共提出了11种候选人名单，欧宝厂总共有41个职工委员会委员名额，委员数量是根据工厂规模由法律规定的，当时大家对这11个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各个候选名单按照投票百分比分配这41个名额，得票最多的是官方工会的名单，我们的名单分配到了5个名额。我们5个人得胜了，当地报纸说是共产党人占领了职工委员会，以后日子不好过了。我们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胜利。

胜利之后就开始和工人们开会，怎么办？我们从1972年开始到现在，每周和工人都要一起讨论，做工作计划。因为早班晚班不同，我们只能在周日早上开会。十几个工人讨论问题，20多个学生也参加我们的会，他们都想把我们拉到他们的党派里面去。学生参会改变了会议议程，总想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工人觉得这没意思，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制度，职工委员会开会，最多只能有两个学生参会，如果很多学生们支持我们，那我们会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参加学生们支持工人的会。所以有两个会，一个工厂内部的，一个外界支持工人的会。外界声援工人的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帮忙翻译传单，五点多上班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忙发传单。他们里面有律师，懂劳动法，帮助工人打官司等。外界声援工人的委员会里有两个人可以参与我们工人内部的讨论。

法律规定职工代表不能带领工人罢工，必须维持工厂秩序，协调资方和工人矛盾。但我们几个职工代表总是打擦边球，我们做宣传鼓动工作，和工人谈话，完全是破坏这个秩序的。

工厂里有时会出现问题，比如机器噪音太大，就找职工代表，职工代表就找资方（管理层），资方就说按法律规定不能超过多少分贝，然后测量，测量出结果之后就说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是没问题的。

按法律规定来说，音量的确不超标，但工人很不满意，觉得噪音太大。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职工代表就说你让我反映情况我已经反映了，噪声在合理范围之内，我的任务完成了。但我的工作方法不一样，工人反映噪声太大，我就让他们轮流去找工厂的大夫，抱怨头疼。工厂让你去加班加点，工人就说噪音太大了，加不了班。虽然你说不超标，但我要反抗还是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总是给工人想办法去反抗，请病假啊，拒绝加班加点啊等等，资方管理层，其他职工代表，还有工会都对我们不满，我就被工会开除了，20多年时间里我虽然是职工代表，但不是工会会员。德国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不需要是工会会员也能当选职工代表。按法律规定每个季度职工代表要召开一次全厂工人大会，但法律没有规定时间限制。一般来讲，其他职工代表开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报告，这一季度做了什么工作，然后管理层发言，几小时就结束了，结束了就回去干活。但我们鼓动工人提好多问题，大会一开就是八小时，整整一天，这一天都是在上班时间开，都是拿工资的。所以一个职工委员会的领导在一个电台接受采访时讲，当时政府要知道我们这么搞，肯定会在法律里规定，开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在工人大会上，我们有些东西不能讲，比如罢工。但我们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去启发工人，比如我们可以讲，我们要团结起来，要一致行动，认识劳资矛盾，学会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在工人大会上会提很多建议，工人在大会上讲，我有问题的时候，给职工代表打电话，从工会那边来的人都很懒，总待在办公室里，但我们都待在工厂里，随叫随到。以前开大会时工人讲话要到主席台上去讲，这样很多工人不好意思到主席台上去，就没有多少人上去讲，于是我们就建议，把话筒放在会场中间的走廊里，这样工人一离开座位就能发言，所以他们发言都很踊跃，会议能开八小时。让工人去主席台上去讲，他们腿都软了，不愿意上去，把话筒放到离他们近的地方，他们胆子就大了，就愿意讲了。

三年以后职工委员会再次选举的时候，我们名单里面的5个人变成了12个人。但是70年代末经济情况不好，大家都很紧张，怕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就开始转入攻势，我们12人里面有一个是西班牙裔的代表，有一次在开季度工人大会的时候，厂方指责他煽动工人，而煽动工人是违法的，工厂就把他开除了，厂里面500多西班牙裔工人罢工，要把他弄回来，但是工厂总共2万人，500人影响不够，所以罢工失败了，后来又打了很多年官司，也失败了。当时我们言行都比较小心，资方也想把我开除掉，但我比较小心，所以他们没有成功。

波鸿欧宝厂有两个工厂，相距5公里，我们职工委员会开工人大会，周四在这个厂开会，周五就去那个厂开会。周四的讲话，工人们都热烈鼓掌，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周五我们到另一个厂的时候，厂方给了我们一封信，说你如果今天还讲昨天说过的那番话，就要被解雇。然后我就找其他几个熟悉的职工代表商量怎么办，有人就说，你去讲话的时候，你就和工人讲，厂方给了我一封信，不允许我讲昨天讲过的话，要不然就把我解雇，看看工人的反应。结果工人就说，这怎么行？大家更激动了，一直喊“讲！讲！讲！”所以我就讲了。周一上班时，我从工人的情绪中就能感受出来，厂方要是把我解雇了，工人就要罢工。大家情绪很激动，周二周三厂方也没行动，工人们问情况怎么样呀，我说不知道。周四厂方给了我一封信，说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但没有开除我。因为厂方从工人的反应里面能感受到两次讲话工人反应非常热烈，非常支持。有工人在我背后撑腰，如果真把我解雇，代价会很大。

到80年代末，情况不太妙，生产全球化，汽车厂零库存作业，工人们很担心。2004年欧宝厂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法罢工，十一班工人，一周内全停工了，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

访谈者插话：各个地方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条件和活动范围，打擦边球。美国有个左派当了工会的头，工人有很多事要处理，挺复杂的，这时需要决定哪些事处理，哪些事不处理，有的工人吊儿郎当，上班总迟到，如果你把精力总放在保护他身上，就得不到多少工人的支持。但如果你不帮他呢，他又会到处散播谣言，说你不办事。这挺麻烦的，所以你得会抓主要矛盾，能坚持下来几十年真不容易。我们工厂以前有一个直接变成管理层了，资方一看你特别会闹，就说你这个人很有头脑很有前途啊，你学点技术吧，想收买你特别容易。他到了管理层，他一方面是从工人出来的，懂得怎么对付工人，另一方面他也会觉得，管理也挺不容易的，资方也不容易呀。

80年代开始全球化，工厂到全球各地开厂，资方就要挟我们，你们如果工资要求高了，我们工厂就迁到其他地方去。我到美国底特律，英国，拉丁美洲，全球好多地方，看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当地的工人取得联系，结果闹了半天又跑到了中国。70年代向往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现在又来到中国来，是资本主义把我们又带到中国来，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雇员比欧洲还多，通用有十几个不同的品牌，有六个在中国生产。

在工厂基层里，如果工人对管理层有意见，可以直接找职工代表或者工会小组长。工会小组长不能直接和厂方联系，要通过职工代表联系厂方，工会小组长更希望通过在工会名单里的职工代表和厂方打交道（我被工会开除了，因此只是职工代表不是工会会员），但是有的时候，工人会点名让我和厂方联系。

工会小组长是工人选出来的，小组长找哪个职工代表和厂方联系由他自己决定，工人也可以直接找职工代表。职工代表不能煽动工人闹事。如果煽动，就要被解雇，但被解雇必须征得职工代表大多数的同意。职工代表是脱产的，按照工厂工人人数决定职工代表人数，21000多个人的工厂有41个职工代表，约0.2%，约500人里面有一个职工代表，但这个比率递减的，小一点的厂可能100人也有一个职工代表。职工代表也有组织结构，也有自己的头，也分厂区，但不固定。工会小组长是每15到20人有一个小组长，这是工会的基层组织，上千个小组长可以评价讨论职工代表的好坏，每年至少开两次会。他们可以推荐工会里要参加职工代表的候选人名单，而且候选人名单里的排位是由小组长们决定的。管理层只和职工代表打交道，拒绝和工会打交道。法律规定资方想让工人加班，要向职工委员会提出申请，职工委员会批准才可以加班，不批准不可以加班。职工委员会中，41个人分为几个小组，其中有个加班小组，只有几个人，由他们来决定是否批准加班。职工代表可以直接决定，无需和工人讨论。而我们强调要听取基层工人的意见。

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汽车销售也特别好，厂方向职工委员会申请，今后的四个周末，礼拜六上午要加班。车间里面的技术工人觉得很好，可以多挣点钱，但流水线的工人都觉得，天气这么热，不想干。职工委员会就和厂方说，抱歉，我们不干。

当时厂方把职工委员会告到法院去了，讲了加班对他们很重要，不加班的话要损失多少多少钱，法官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90%的工人要加班，可以有10%的工人不加班，而且加班再多给些额外奖励。但很多工人还是很不满，他们找工厂的管理人员说，说“我是那10%，我不加班”，但是最后大多数人还是去加班了。

全球化时代的抗争

八九十年代确实是很艰难，那时候流行零库存的瘦身的生产方式，厂方让一个国家的厂和另一个国家的厂竞争，比较谁的工资更低。1984年德国五金工会在德国南部组织了一场罢工，要求把工作时间减少到一周35个小时。南方罢工后，其他地方的工厂也停工了，停工5周，这些停工的工厂里，政府给工人发放75%的失业救济。南方罢工的工厂，工会给他们钱。五金工会的企业同意用11年逐步使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周35小时，同时还加了一个条款，厂方可以让工人连续工作，即晚上和周末可以要求工人工作。到了1995年，我们获得了一周35小时的工作时间。

当时其他地方停工的原因，可能是厂方想用其他工人失业给南方罢工的工人施加压力，你看你们搞事情搞得别人都失业了。所以从1984年到90年代，五金工会做了一件好事，就是缩短了工作时间。

关于罢工条款，法律是这样规定的。集体合同到期，如果谈判达不成，肯定就要罢工了。但合同到期之后的6周内不能罢工，还要继续商谈，如果6周以后还达不成协议就可以罢工了。劳动时间和工资问题主要通过工会谈判来达成。

全球化以后，工厂宣传栏就给工人宣传灌输：咱们这工资如果算100%，同样的工作，英国工人挣84%，意大利工人更低一些，墨西哥工人只挣12%，所以你这工资多高啊，你们就别闹了。资本家已经在全球组织起来了，所以我们工人也要在全球组织起来。我们五金工会是国际工会联盟（ITUC）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工会联盟有一亿多工人，但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工会的头目们在全球到处联系，但工人并不了解情况。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到我们那去了，和五金工会的头目谈，说想加入国际工会联盟，但人家不要全总，说你们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不符合条件。但是会后他们私下说，我们这才一亿多人，全总那三亿多，他们要加入的话谁当总书记呀？他们不关心全球工人的联合问题，他们担心的其实是谁当头的问题。我们工会的头，一个月拿27000欧元的工资。

因为全球化，工会越来越把权力下放到工厂一级，变成工厂和工厂之间的竞争了，工人们都不敢和资方斗，职工代表也偏重于能让工厂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斗争少多了。现在德国的企业在中国有将近6000个，我们现在正努力把同一企业里德国工厂和中国工厂的工人结合到一起，比如去年我们一批德国工人到中国来，德国亚马逊的工人到苏州，想和亚马逊在苏州的工人接触。现在有很多中国企业家到德国去收购德国的工厂，带一批中国的管理者过去，我们也关注中国管理者怎么对待当地的工人。

资本主义逼着我们把视野变成全球的视野，逼着我们不同国家的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现在青年人都会用拼音在手机上写汉字，好多小孩也要学英文，这都有利于我们工人的交流。在亦庄南部有个奔驰的工厂，有11000多名工人，德国那边也有奔驰厂的工人，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生产着同样的车。有一次我到那个工厂的门口了，想进去联系这个厂的工会交流一下，找到保安，人家问预约了没有，我说没预约，就是今天过来想谈谈。对方回答说工会领导现在在开会，那就等吧，等了一小时。一小时后我说等不了更长时间了，问他们，你们不感兴趣吗？我是德国工会的，我在里面工作了很多年，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交流。他们说，我们不感兴趣。我想见一些工人，交流一下，但很多人都是开车进厂，他们应该就是底层管理人员，车也不是奔驰的，是普通车。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交流，比如派遣工问题，工资水平问题，工人权益问题。在德国，派遣工曾经罢过工，做同样的工作，工资不一样。

德国有一些非常激进的年轻人，他们不跟工人接触，不去了解他们情况，总想着在工厂门口喊口号就能管用。这不管用，你得知道工厂里面工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工作条件，职工代表的情况，工会的情况，你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工人的情况。